红黄蓝与中国幼教二十年
红黄蓝教育，自从2017年上市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刷屏：虐童、股价暴跌，此时更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到幼教，然后我们发现，各地更多的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曝光。
真实的红黄蓝是一个怎样的公司？真实的中国幼教又有怎样的难言之隐？
1995年，曹赤民在创业3年后，在国外考察中发现“翻斗乐”的游乐项目很受欢迎，决定引入国内。此时，史燕来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对教育有热情，两人一拍即合，1996年在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成立了第一家“翻斗乐”大型室内游乐场。在那个儿童室内娱乐设施还十分匮乏的年代，“翻斗乐”很快吸引了家长和孩子的注意力。但史燕来很快发现“这种纯娱乐的东西非常容易被复制”，她开始琢磨“做一个有自己特色、有深度、不易被复制的教育项目”。也是在运营翻斗乐的过程中，史燕来感觉到国内0—3岁宝宝的早教选择匮乏，中国是独生子女社会，尤其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家长们有很强烈的早教需求。
1998年，史燕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开始邀请北师大和老教授协会等机构的专家一起研究课程、培训老师，做早教相关的研究和规划。1999年2月，第一家红黄蓝亲子园在翻斗乐儿童城内开园，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母子互动，开发潜能”，清晰直白的语言，加上当时影响力还很大的报纸宣传和社区活动推广，很快就迎来家长带着孩子体验。2001年，红黄蓝教育成立。在一篇媒体专访中，史燕来回忆起“红黄蓝”这个名字的由来：红色象征妈妈，寓意激情，黄色象征孩子，寓意梦想和未来，蓝色象征爸爸，寓意智慧、信念和包容。
单纯自己开早教中心很难实现盈利。首先是家长的接受度不高，不像幼儿园那样刚需。而且虽然亲子园服务于0-3岁幼儿，但基本2岁左右家长才会放心带孩子出来，而3岁之后又开始上幼儿园了，所以幼儿在早教中心大多只有1年左右，导致早教中心需要不断宣传、招生，好不容易进来的孩子1年后就走了，成本居高不下。于是，红黄蓝在2003年开办了首家幼儿园，而后逐渐放开了幼儿园和亲子园的加盟业务，开始了全国扩张之路。
在规模和名声逐渐建立后，红黄蓝得到了资本的关注，2008年完成Hagerty的A轮融资，真格基金的徐小平参与并成为董事，2011年完成纪源资本的B轮融资，2015年上达资本投资并成为第一大股东，资本的助力加速了红黄蓝的发展。
到了2017年，红黄蓝成功IPO。彼时的红黄蓝，旗下共有幼儿园和亲子园1241家，其中直营园85家（幼儿园约80家），加盟亲子园有946家，加盟幼儿园有210家。直营幼儿园服务超2万名幼儿。2017年收入1.4亿美元，净利润711万美元。从业务收入来看，85家直营园贡献70%营收，幼儿园贡献了主要的收入。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第一家美股上市的幼教公司，红黄蓝代表了典型幼教公司的特点：出于教育背景和情怀创办幼儿园、从事多年园长的创始人、一家一家地开直营园、近20年的发展历程。
在红黄蓝发展的这20年，中国的幼教行业正经历一个草莽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代，为了保证集中所有力量快速建立工业社会，妇女在行政命令的号召下大量离开家庭，政府功能设置模仿了苏联的全能政府，企事业自办园、街道幼儿园和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公办园，成为城市地区的幼儿服务公共设施。80年代，由于每20年左右一次的婴儿潮，全国城市开始了第二轮的幼儿园兴建高潮。但此时庞大且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开始为管理者所注意，街道幼儿园开始被清理。
两次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兴办幼儿园大潮，实际埋下了幼儿园在此后供过于求的隐患。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绑在企事业单位身上的社会机构——学校、医院，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园所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
同时，对幼儿园进行转制改革，引入民间资金成为政府考虑的方向。1997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首次明确了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态度。接下来的十年，全国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占比从1997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60%。日后成为全国或地方幼教龙头的机构，大多在这一时期先后成立。
这一年。
史燕来和曹赤民的“翻斗乐”刚运营一年，在政策的鼓励下，第二年开始了红黄蓝的前身——亲子园。
清华本科毕业的王红兵似乎早就注意到幼儿园的商机，研发出“幼儿园园长办公系统”，4年后创办了自己的幼教品牌红缨教育，与其他开幼儿园的同行相比，卖园长办公系统和教材，服务于幼儿园的红缨，显得有些另类。
北师大的博士程跃因潜能教育和“万婴跟踪”电视栏目名噪一时，被家长要求创办的金色摇篮幼儿园受到追捧，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将在18年后给他带来8.57亿元的惊人财富。
谢燕川女士创业有成回到厦门，投资千万创办小金星国际幼儿园，这座建筑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占地面积十亩的童话乐园般的幼儿园将在2年后正式开园，多年后她将荣获“中国十大杰出民办教育家”。
40岁的赵春梅已经是幼教理论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承包滨州医学院幼儿园在全国成为典型，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组织近100名幼儿园园长来学习，4年后她将创立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
此时的马荣教育已经创办10年，开始与美国“美中教育服务机构”合作，开创幼儿园故事课程研究，继续引领高端双语幼儿园。
更多的园长和教育从业者开始苏醒，这十年，是中国的民办幼教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2008年以后，入园难问题集中爆发，客观上导致了民办幼儿园及其加盟园的急速扩张。
虽然民办园在发展，但公办园由于政府补贴，其低廉的学费和相对较高的教学保障，仍然是众多普通家庭的首选。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开始进入幼儿园的适龄儿童有42万人，而能提供合规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学位缺口约为17万人，“条子生”成为众多家长面临的问题。
入园难问题的背后是教育主管部门在用一个成型于20年前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应对着远远超过它管理权限的土地资源、户籍、人口流动等问题。首先是土地供应问题，教育部门设立了幼儿园的软硬件标准，包括独立的场所、独立的室外活动空间等。但随着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能窄化，在权力范畴内无法保证建园资源的供给，这直接造成了幼儿园土地的供给瓶颈，公办幼儿园的发展迟迟跟不上。其次，规划部门根据户籍人口决定幼儿园兴建数量，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外来务工子女加剧了幼儿园的供给短缺。
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众多民办园迅速成立，品牌直营园也开始了加盟业务，以满足庞大的幼儿入园需求。2008年-2015年，民办幼儿园数量从8.2万所增长到14.6万所，增加6.4万所，平均每年0.9万所，而同期公办园的数量仅增加3.5万所。这一现象背后，是大量无证幼儿园、无证幼师、非合规园所。而各地主管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满足入园需求，再逐步改善园所状况。即使存在问题的园所，如果强行关闭，大量幼儿无处上学还会造成社会影响。这又为后面的幼儿园安全埋下了隐患。
从生意的角度，我们来看看幼儿园的几个特点：
典型的二三线城市幼儿园，200个孩子，学费1000元/月，一年收入200万；成本主要来自工资、伙食、房租，如果按10个班，每班2教1保共3个老师，教职工约30-40人，工资成本约100万，其他房租、伙食等约60万；税前利润40万左右。正常情况下利润率20-30%，考虑到前期投入大概4-5年收回投资成本。
没有暴利，但是持久稳定，现金流好。先付费后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受任何经济周期影响。
场地是核心壁垒，竞争小。由于幼儿园是根据规划兴建，适合幼儿园的场地有限，占据场地资源，基本坐等收钱，且不用宣传营销，也不用担心有竞争对手。（而其他类型教育如K12、早教，都需要宣传营销，且竞争激烈，对手可以在你门前新开一家）
如此理想的商业模式，自然会引来资本的青睐。同时，二胎政策也助推了资本对幼教的追逐。2011年开始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将到来的新生儿大潮更刺激了资本的神经。另一方面，90年代创业的民办幼教集团创始人，年龄普遍到了60岁左右，其子女留学居多，愿意接管幼儿园的并不多，想退休而无人接班的困境，使得被资本收购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默默生长20多年的幼教行业，终于迎来了资本的高光时刻。2015年，在A股投资并购的火热行情下，红缨教育、金色摇篮先后被并入上市公司，从此开启了幼教资产证券化的大潮。上市公司陆续收购了全人教育、江苏童梦、培基教育、徐幼集团、义务启育等，21世纪教育、天立教育、博骏教育、博实乐等先后赴港股、美股上市，多家资本机构开始收购整合幼儿园并准备打包上市。
原本为幼师、园长、渠道商准备的幼教展会，各种投资机构蜂拥而入，“资本论坛”成了最火热的会场。民办幼儿园的创始人们发现，原本每年只有几十万利润的幼儿园，一下子可以卖出10年的收益，稍微成规模的连锁园，居然可以卖到上亿。即使你对资本不熟悉有警惕，也耐不住一波一波西装革履的投资人各种吹风。2015-2017这三年，幼教行业言必称资本，其中有想借助资本促进行业发展的教育人，也不乏想借幼教大炒一把挣快钱的投机客。
资本助涨了人性的贪婪，上市公司和并购基金的狂热也催发了幼教行业的乱象。从《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案的二审到三审，政策监管一直在时代变化和促进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探索。2018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彻底杜绝了幼儿园的过度逐利行为：
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
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但是，新政并没有明确已经上市的民办幼儿园，该如何处置。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虐童的问题了。
首先，虐童不是红黄蓝幼儿园一家特有的问题，是广泛存在于幼教行业的顽疾。在百度搜索“幼儿园虐童”有超过200万条信息，有更严重的虐童事件曾经发生过。而红黄蓝因为上市和品牌效应，承载了公众的愤怒，当即整改，涉事幼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他更多的不知名的幼儿园，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而我们也不会知晓。
第二，虐童肯定不是幼儿园用来管理儿童的方式，而是幼师个人的情绪发泄。再有情怀有素养的创始人、园长，也只是管理幼儿园经营的角色，与幼儿每天接触的是2教1保的年轻幼师，但这同时暴露了幼儿园管理的缺陷。
第三，虐童不是现在才有的事件，而是长期存在的。如果我们看百度，简直多到触目惊心，只是当前时点虐童事件才被媒体充分暴露，引起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幼师的虐童现象？
低收入、高压力、低门槛是导致幼师群体问题的主要原因。出现虐童案的上海携程亲子园，幼师的月薪是2-3千，在二三线城市的工资更低。客观说，幼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特别是6对以下，意识、自我管理、沟通能力等都很有限，这使得幼儿的服务具备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即使作为家长，也很难时刻保持好脾气，何况是每天、同时面对20多个孩子的幼师。曾有机构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出现明显倦怠倾向的教师达一半以上，集中表现为疲惫不堪(88.5%)、担心出事(86.7%)、焦躁不安(65.9%)，北京地区的幼师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容乐观。而师资来源更是问题重重，教育部统计，幼师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水平，占总数的56%，另外22%的教师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而以初中生为招生对象的中专幼师和职高幼师招生线多在普通高中以下。一群学习不好、普通高中升学无望的学生，转身就成为了教师。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幼师的缺口仍达300万。这就导致即使像携程这样大企业的亲子园，也只能招无证的幼师。
低收入、高压力，毕业生不愿从事幼师工作，只能降低幼师门槛——出现幼师虐童事件。所以，严惩红黄蓝、携程，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从提高幼师群体的师资和收入待遇着手。
收入待遇的提高无非两方面，政府补贴和提高学费。目前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学费和补贴是政府制定，这对政府财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开支。2017年北京在园儿童41万，北京政府补贴1000元/月/生，按80%普惠则需补贴款30多亿，全国其他地区政府的补贴缺口更大。至于更多的民办园，学费普遍在1000-2000元/月，虽然是自主定价但实际也受到限制，学费提高的空间有限，且增加的收入有多少会用于师资，仍然是个问题。
而最新的民促法要求普惠园占80%，意味着有7成的民办园将被改造成普惠园，减轻了家长负担，也抑制了资本的过度逐利，但是对政府是更大的负担，同时有大量偏高端幼儿园将被普惠化改造，带来新的问题。如某二线城市的高端幼儿园，由于被划入普惠园，学费由5000元降为700元左右，虽然普惠园有政府补贴，但远远不足以覆盖高端园的成本，园所只能消减成本，而最大的成本是师资，学费虽然便宜了，但家长很担忧教学质量。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幼儿园的利润空间被急剧压缩后，民间投资幼儿园的意愿降低，经营者没有动力和资金提升教学质量，收入被限制，只能去降低成本，导致师资投入进一步降低。
为了解决虐童问题，在提高师资水平和收入待遇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在红黄蓝虐童事件过去一年后，国务院发布监管新政，彻底断绝了幼儿园资产的上市之路，也针对行业做了很多规划：优化布局，提高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占比；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包括保障优势地位和待遇、完善培养体系、严格教师管理）；完善监管体系等。
幼儿园从轰轰烈烈的“资本”热潮中逐渐冷静下来。中国的幼教行业，也进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
每年的亚洲幼教年会，是幼教行业的风向标，2018年苏州的亚洲幼教年会，资本论坛空空荡荡，早已失去前两年的火爆。而在最近举办的某幼教展会上，最受欢迎的话题是如何合理增加幼儿园收入。目前经营者对民办幼儿园出路的共识有几点：去做20%部分的高端营利性幼儿园，越高端越好；转型纯服务型公司，不拥有幼儿园，给幼儿园提供课程、师资、软硬件等各种服务。
显然，不让经营者赚钱，会阻碍幼教行业的发展。如果因为教育关乎民生，就不应该盈利、上市，那么衣食住行医的上市公司该如何？客观的经济规律必须遵循，我们需要政府、资本机构和经营者一起努力，平衡好资本和社会需求，才能促进幼教行业的进步。
从某种角度而言，红黄蓝推动了中国幼教行业长期的良性发展。
经历了充满风波的一年，红黄蓝的净利润由2017年的710万美元转向2018年的亏损180万美元。对比各幼教集团的利润率，红黄蓝还是比较良心的，2017年净利润率只有7.6%，而同期A股公司收购的幼儿园集团，净利润率普遍在30%以上，电光科技收购的佳芃文化高达63%。向海外拓展和多样化产品服务成为红黄蓝新的发展方向。2019年2月，红黄蓝公告以1.25亿元收购新加坡一家民营儿童教育集团近70%的股权，上周的亚洲幼教年会上，红黄蓝展示了最新投资和拓展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包括运动游戏化教育的卡乐咪、向普惠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红杉优幼、KK英语、艺术教育Lecici、互联网+新素质教育的未来美院、提供中华文化系列课程的鹅鹅鹅、巴拉乌拉绘本馆等。
作为幼教行业的典型公司，红黄蓝已经不仅仅是幼儿园或者亲子园，而在努力为0-6岁的孩子提供学前一体化教育。作为公众公司，在经历了谷底之后，必将更加注重教学质量和安全。
2018年底的亚洲幼教年会上，史燕来坦率地说“过去一年是辛苦而难忘的一年”。演讲的开头，首先谈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老师？她借鉴一部印度电影《嗝嗝老师》，说好的老师是“为人师表，永不言弃，用生命影响生命，有爱的能力。”然后提起一件小事，在某次出差重庆的酒店里，有一个男孩认出了曾经是园长的她，然后希望合影留恋。
史燕来在说这些的时候，很真诚很动情，我相信她是真的用心在做教育，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从事教育行业的人，也都是有情怀的想做好教育的人。这也是我从事投资行业以来，喜欢教育行业的原因之一——这帮创始人一上来会和你说教育情怀，而不是怎么赚钱，反而是投资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
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幼教行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努力。
多一点耐心，给一点时间，我相信红黄蓝和她所代表的幼教行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