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夺走了他的亲情、肉欲，甚至求生本能？ | 《祭毒》连载03
题图 | 关斌斌
“戒毒去！”父亲说。
“嗡。”毛向阳闷声应了。
第一次进戒毒所是1996年，进去第一个星期交了3000元。王阿婆说，“好贵哟。”她每个星期三去看儿子，不能送钱送东西，只能往他的户头上打钱，这样他可以吃得好一些。
3个月后获释，毛向阳气色好了许多，面孔也圆了。王阿婆给儿子买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当地有习俗，劳教回来不能再穿“里面”的衣服，否则会把晦气带出来。毛向阳穿着这套新衣服去赴小皮蛋为他张罗的接风晚宴。这是圈子里的规矩，谁从戒毒所或劳教所出来，会有朋友请客，先吃饭后吸毒；有时候饭免了，海洛因是一定有人请客的。当晚，四五个人一起注射，毛向阳想都没想，就把针头扎进了血管。回血的时候，他晕了，想起在“里面”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个以贩养吸的哥们在监狱里待了十年，出狱第一天，崭新的太阳照着这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但他第一个念头不是下馆子吃点好的，而是去找海洛因。“十年呵！照说生理上已经完全脱毒，但那‘心瘾’何其强大，只有超人才能战胜吧。”毛向阳对着我发感慨。他原谅了自己。
毛向阳开始接装修的活计，挣钱去填那个无底洞。填不满时，他开始零星贩卖小包海洛因，起先跟小皮蛋拿货，后来寻到了更优质的上家，一来货源充沛、进价更低，二是上家有来头，“黑白两道通吃，靠山也硬”。
流到毛向阳手里的货通常是第四、第五道。大毒枭像谭晓林之类专事毒品生产和大宗流通，一级经销商叫“毒头”。“毒头”一般以每克180元至200元的价格购进200到300克海洛因，进行二次加工，通常是掺进三唑仑（注1）和杜冷丁(注2)，用搅拌机混合后用压磨机将之压成块状，然后烘干，制成成品。经过二次加工，1克海洛因通常变为3克。“毒头”将这些掺杂的毒品批发给二级毒贩。二级毒贩以每克230到280元不等的价格购进几十上百克，再将海洛因分成小袋，转手卖给次级毒贩。这些小毒贩一般只买5到10克，再转一道卖给每次拿货1－2克的“卖小包的”，就是毛向阳的角色。海洛因到他手里的价格一般已近450元/克。每经一道，毒贩都会不同程度地掺些东西进去，而吸毒者都在抱怨海洛因的成色一年不如一年。毛向阳开始并没有摸到掺假的路子，只是分成每只0.1－0.2克的小袋，卖给相熟的朋友们。最终流到吸毒者手中时，价格从最初每克180元左右攀到500－600元；掺假少的货色最高可以卖到1200元一克。因为贩小包，毛向阳的朋友圈子慢慢变大，道上人一向直呼他“毛三”，那时候有人叫他一声“三哥”了。
毛向阳有几处爱去的娱乐场所，豪门宾馆是其中之一，那是当年A市有钱人夜散千金的地方。豪门宾馆门口长年挂根金字条幅“吃在豪门”，大家心领神会：在那里吃海洛因，安全。毛向阳也是歌舞厅及K房的常客，聚一班人弄个包房出货，成交后关起门来大家一起吸。有些刚入门的男女，耐不住药劲，现场动作起来也是有的。他有时淡漠地望着他们，望着一堆白花花的肉；有时兴起，也会上去撩一把。多年之后，在性功能几乎完全丧失的日子里，他常在夜里做这样的梦：三四个一丝不挂的女人缠绕着他，跟他调情，亲吻他，但他毫无反应。他为自己梦中的表现骄傲。他鄙视这类交媾。虽然当年他也陷入过这种药物作用下的迷乱，事后心里却无比荒凉。
就在豪门宾馆歌舞厅，他成了邵文安的领路人。他教会这个高高瘦瘦的音控师（后来改叫DJ）如何吸进第一口，就好像当年小皮蛋手把手教他。邵文安当时刚跟女友分手，垂头丧气，脸色发青，一看就是失眠症患者。
“毛三劝我吸点，说吸过什么事都不想了，什么烦恼都没了。”邵文安第一次试了五口，真苦，吸进肚里，整个肠胃好像被谁狠狠搅了一把。他跑去卫生间呕吐，遭到大家嘲笑。他还记得那种笑。跟兄弟们一样，三四次之后，邵文安也体会到海洛因的美妙。
毛向阳不记得自己给过多少人第一口。每个卖小包的都有发展下线的需要，必须固定一些客户——没有比上瘾更牢固的了。他很清楚，他不过是一株大树顶端极细的一根枝杈，依附于比他粗些的枝条，上线的上线是更粗的枝干，再往下追，他说不清，但又依稀明白是什么。总之，他跌进一张大网，成为一细条纤维，成为相互牵连纠结的一部分。而这张网，毫不客气地将落在上面的每一只小飞虫牢牢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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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节刚过，毛向阳在贩毒交易时被逮住，第二次被送往乌木庄戒毒所。
毛向阳的父亲当时是A市直属机关党工委副书记，是有头有脸的人，但儿子吸毒令他见人矮了三分。思前想后，他觉得只有送儿子上山（劳教），才有可能戒断――不过，老两口现在都转而相信“毒瘾是戒不掉的”，“一朝吸毒，终身戒毒”――他主动打了个报告给公安局，还托了熟人。1998年4月10日，毛向阳进了劳教所。
“哪里晓得劳教所是个大染缸！在里面也能买到毒品，跟吃毒品的人打架，血混在一起，就那样感染了。”王阿婆对我说。一开始她并不知道，毛向阳在戒毒所里偷偷吸毒。
所有我访问过的从“山上”下来的人，在这一点上说法一致：“本地男性艾滋病感染者，百分之八十都是在沙坪劳教所里染上的。”沙坪劳教所离彝胞聚居区很近，劳教人员在野外开放式作业，常有贩毒的彝人隔着一条沟渠招呼：“要不要（毒品）啊？”劳教人员私藏一点零用钱也不是难事，于是成交。当地疾控中心证实了这一事实，但也告诉我，警方后来发现情况很糟糕，于是整个劳教所迁往沙湾，改为全封闭。
当时在劳教所里，针管是稀缺物品，偷吸者共用针管非常普遍。HIV感染者刘建设告诉我，他所在的劳教六中队二百来号人，只有2根针管。“中队里凡是我认得的当时在吸毒的，现在十个里有八个染上了艾滋病。我寝室一共12个人，8个人偷吸，8个人全都染上了。”刘建设现在CD4是192，是S区仅高于毛向阳的感染者，也开始发病了。
他们对身体的糟蹋程度是正常人不大能够想象的：针头用到钝了，在地上磨磨尖，继续扎进血管；有时被凝血堵住了，就用牙签通一通；即使有“要用开水烫一下”的常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顾不上了。HIV这个直径100纳米的病毒，犹如搭上一列快车，从一个人的血管，游到另一个人的。
但毛向阳并没有跟人合用过针管。因为有书法特长，劳教所的标牌、黑板报他全包了，好些是宣传毒品危害的，譬如“吸毒可耻，戒毒光荣”，“毒海无边，回头是岸”。写多了，所长也给他一些特别的方便，让他由警员陪着外出购买毛笔纸墨或油彩，趁警员不注意，他就能偷偷买回针具，单独使用。他告诉我，劳教所上上下下都觉得他是个聪明人，是个人才，说这样的人“建所16年才出一个”；期满解教的时候，管教曾经想留他充当管理吸毒者的人。他这么说的时候，露出了他尚存的虚荣心，或者荣誉心。
“那你是怎么感染上的？”我问他。
“到劳教所第一天晚上，我就挨着一个西昌来的睡。他身上好多地方烂了，还流脓，我当时也没在意。夜里有蚊子，身上常常抓破，我想大概是挨得太近，他那些体液进了我的伤口。”他说得有板有眼，却不难发现一些小小的漏洞，毛向阳是4月10日进去的，春寒料峭，找只蚊子并不容易。身上抓破是可能的，传染也多半是通过小伤口，但也许不是因为蚊子而是吸毒后的那种舒服的痒。后来证实，进去的当天晚上，西昌那人便请他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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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4－1999年，劳教所里绝大多数人对HIV这个病毒、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一无所知。而在那个时段，全世界都在“认真”应对艾滋病，中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94年12月27日，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报告：在中国7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共用针具进行静脉注射毒品的人。
1995年1月，艾滋病成为美国25至44岁人口的头号杀手。这一年，东欧发现艾滋病在毒品使用者中爆发。
1995年4月25日，当时的云南省昆明市市长公开谈论艾滋病“主要是外国人的问题。我们将在飞机场进行最严格的检查。”但云南省常务副省长却表示“艾滋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防止这种疾病的扩散。”
1995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第一个关于艾滋病的纪录片系列，它包括对妓女和普通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采访，这显然是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公布了一些数字：在中国，有2,594名中国人感染/携带艾滋病病毒，其中80人正处于发病期，而50人已经死亡。
1996年，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投入使用。艾滋病病毒研究者何大一博士当选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到1997年2月，自艾滋病开始在美国流行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艾滋病死亡人数第一次呈现大幅度下降（19%）。
1997年4月7日，在世界卫生日的纪念会上，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陈敏章说“艾滋病现在正在中国流行”。而半年前，他告诉参加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成员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1998年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公布已有11,170人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338人已发展成为艾滋病，184人已经死亡。
就在毛向阳开始在劳教所里写毛笔字的那一年（1998年），在南非，激进人士古古•戴米尼（Gugu Diamini）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之后，被邻居打死。
2000年秋，《纽约时报》首次发表文章介绍河南退休妇产科医生高耀洁；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艾滋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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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海洛因从流入A市到被公众认识也经历了挺长一段时间，遑论艾滋病。1995年之前，A市茶馆里常有老头问那些将针管毒品摊在桌上的年轻人：“你们这是在做啥？”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身体不舒服，自己打针。”老头们将信将疑地走了。那时候，大部分基层警察和医生也不知道海洛因是什么，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90年代末知道艾滋病的。
1999年10月30日，因为表现较好，毛向阳被减刑344天，提前释放。2000年，毛向阳在S区疾控中心抽血化验，初检HIV阳性，复查也是阳性，确认感染了艾滋病毒。
“刚回来大家都不晓得，一年以后才发现。他现在一说起这事就冒火，怪爸爸送他上山，他说不然哪会得这个病！”王阿婆因此觉得亏欠了儿子，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父亲放弃他了，哥哥和姐姐忙于自己的生意，也怕传给下一代，所以基本断了来往，只有母亲还在。
“就我一个人惦记他。我不怕（被传染），他拿过一些资料给我看，医生也给过，我就知道一般不会传染。他现在没有工作，一个人租房子住，女朋友过去看他，他也不肯跟人家好了。他说我不去害人家，一辈子就这样算了吧。”王阿婆说。
“他平时不开腔的，不愿意麻烦医生，也不愿意给我们增加负担，实在不行了才跟我讲。去年住进医院才给我们打电话，一上午就一千多块。我们承受不起，只能转院。他发烧就到门诊上输液，几天也将近一千元。他输液的针头也不好找（因血管硬化），到处想办法。”母亲又开始垂泪。这些年里，她多么希望听到儿子的声音，但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都紧张，谁知道又出什么事了呢？
这个忧虑过度的老妇人自觉地压着喉咙哭泣，溢出的眼泪爬满面颊，渗进皮肤的皱褶里，然后一滴一滴落在她的腿上。她的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惟一能做的是静静听她讲，同时递上足够的纸巾。
周围很多人并不知道毛向阳是个艾滋病人，但都知道他吸过毒，单这一份歧视已经足够他受用一生。相比之下，更让王阿婆觉心焦的是医疗费，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险，而医院如今的收费是如此昂贵，这位母亲希望政府能为这些病人减免一些医疗费用，并像在大城市那样指定医院为艾滋病人治疗，以免他们吃闭门羹――据我在A市的所见所闻，因为这些吸毒者多半是“社会上的人”，医生多半也不敢拒绝；一旦病情稍微缓解，这些病人就像江湖侠客一般迅速消失。
“他跟我说过好几遍‘到最后没得办法就自己解决’，他做得出来的。”
2003年，毛向阳割过一次腕，他不想再受那些遍布胸口的皮疹和流脓疱疹的折磨，还有那些暗器一样的毒刺――陈医生找来一个偏方，让蜜蜂在流脓的地方蛰下毒刺，据说能以毒攻毒，可让一群蜜蜂蜇的滋味真不好受，而情况似乎并没有什么好转。有天夜里，他用刀片切开了手腕，鲜血流了一地。正好有个朋友转到他那里发现了，赶紧送医院，然后给他父母打了电话。
王阿婆老来得了心脏病。“她原来没这病的，让我给气出来的。”毛向阳说。现在，她那颗心跟儿子胳膊腿上的静脉一样脆弱，经不起拨弄。
王阿婆一路小跑到医院，看见医生正在为儿子止血、缝合。儿子的脸是青灰色的，像糊了层纸。口袋里有一封给父母的信，是遗书的写法，最后说声对不起父母，对这个家没有贡献。那一次,毛向阳的父亲也是真着急了，他比老伴稍迟一点赶到医院。
送儿子回家的路上，王阿婆哭成个泪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世间一大悲痛，何况还如此不体面。
“前世作孽啊。”她一遍一遍念叨。父亲则是一声不吭。
毛向阳歪在后座上，望见车窗外的天幕上有星星在闪。他拿眼慢悠悠划了两下，没有找到月亮。
注1 一种镇静安眠药，俗称迷魂药、蒙汗药。2005年3月1日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三唑仑由第二类精神药品升为第一类精神药品，纳入国家定点经营渠道：三唑仑制剂生产企业将三唑仑制剂销售给药品监管部门指定的批发企业，再销售给其他定点批发企业和医疗机构，药店一律不得零售。
注2 又称盐酸哌替啶，是根据吗啡的化学结构衍生出来的一种人工合成麻醉药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或几乎无臭。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对心血管、平滑肌亦有一定影响，其作用与吗啡基相同，为常用镇痛药之一。1987年11月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将杜冷丁列入其中进行严格管理。杜冷丁连续使用可成瘾，一旦停药后则会产生相似于吗啡戒断后的戒断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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