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挡不住AK47，AK47也挡不住中国商人
几名前国企职工揣着25万美金，从中国甘肃远赴勾马，他们中甚至没人懂得法语和英语字母的差异。借用一间民房，华英贸易公司就诞生了。而十年后，它成长为勾马地区出矿量最大的公司，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堡垒”。
自述
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但我一直在寻觅去刚果金的机会。
这片雨林同样提供了非洲历史上最丰饶的苦难，至今依然在暴力和无序中挣扎。但是，这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全球化的步伐。
此文为连载第二篇。
刚果金的红与黑
从2015年2月末到3月，我在金沙萨一带穿梭，在探访了世界著名矿业之都卢本巴希(Lubumbashi)之后，从卢旺达再次进入刚果金东部城市勾马(Goma)。
在那里，我曾和朱清夫在AK47的枪声里畅谈。他是华英贸易公司的副总。2007年，这家公司由几名来自中国西北、完全不懂英语和法语字母差别的中国人成立，将勾马的锡矿出口到中国。
在经历了两次持枪入室抢劫、一次火山爆发、一次被举报向叛军M23提供资金、无数次的武装冲突后，华英贸易成长为这个动荡地区的龙头老大。
我见到朱清夫时，他正面临麻烦，不过更加“高端”——在第三世界最贫穷和动荡的角落里，他在努力适应美国华盛顿制定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产自刚果金东部丛林的锡矿被界定为“冲突矿产”。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对其使用的“冲突矿产”做尽职调查。他接受我采访期间，正在和律师费脑筋地操练中国式 “矿业法语”，建立产品的可追溯制度。
在勾马，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
2007年9月，两家中国国有建筑公司与刚果金国有铜矿公司签署了90亿美元的合同——“资源换基础设施”计划：由刚果金提供一座铜矿采矿权，中国人则回报以公路、医院、电站、学校和水坝等基础设施。在当时，这是非洲投资规模最大、最冒险的项目。
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在非洲的常见景象。美国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也曾在他的《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一书中提到，一百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是美国与非洲的两倍。
一边是GDP正在追赶美国的新兴大国中国——人均GDP约8000美金；一边是全球最不发达的黑非洲穷国刚果金——人均GDP只有476美金，世界倒数第九。在刚果金，中国人豪掷几十亿美金，收购世界上最高品位的铜矿；在世界上条件最恶劣的贫民窟里，中国人不知疲倦地售卖小商品，单品毛利也许只有几十美分。
刚果金也集中了大批的中国冒险家们，他们都是经济浪漫主义的信徒，这些人笃信：越是有风险、中国人少的地方，越值得赌上一把。对刚果金的浪漫想象，中国并不缺乏传统， 这里也曾是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试验场。
1960年代中期，为了输出中国革命，帮助“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来自黑非洲的青年被当作红色火种，被安排到哈尔滨、南京等地接受培训。革命导师还曾直接支持刚果金游击队。即便改革开放后，刚果金现任总统卡比拉，还曾在国防大学学习，接受三个月军事培训，被不少刚果金华人津津乐道。
如今，红色的社会主义者在黑非洲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他们武装的是“资本”和“中国制造”。
勾马以地道的方式迎接了我。天擦黑时，一阵“哒哒哒哒”声忽然想起，那时我正瘫在沙发上和朱清夫聊天。“怎么回事？好久没有枪响过。”不到一分钟，枪声歇了。对于这种“待客”方式，他也很吃惊。
几分钟后，保安来电话，枪战发生在下一个街区的银行门口，原因不明。我们继续聊，不过，话题从他的生意转成了枪械。“哒哒哒，像炒豆子似的，是AK47。”他似乎已具备了战士的嗅觉。
枪声抵抗不过长途旅行的疲倦。直到第二天清晨，又是阵阵摧枯拉朽的声响，往屋外看去，一架涂有“UN”字母的直升机正朝我们住的铁皮屋顶飞来，远处的尼拉贡戈火山随即闯进了我的视线——地球上最危险的活火山就在我眼前。
尼拉贡戈火山圆锥的外形像极了我的故乡江汉平原上沉睡的土窑——一种大跃进时代的遗迹，白烟正从平底锅状的山尖冒出，“土窑”仍在工作。
世代以来，勾马人都生活在一片“火”与“水”之间的夹缝地带。勾马西南以非洲海拔最高的基伍湖（Lake Kivu）为界，东岸是卢旺达，这是世界上能喷发的三个湖泊之一。2700平方公里的湖面陷在东非大裂谷中，平均深度达220米。这为掩饰人类的罪恶提供便利——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少人被弃尸于此。
2012年1月17日早晨5点，是尼拉贡戈火山最近一次爆发。红色的熔岩从3456米的山顶倾泻而下，长达20公里的岩溶摧毁了勾马市中心后，悉数流入基伍湖。意大利地震学家达利奥·特德斯库研究尼拉贡戈火山长达15年，那时，他对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的记者说，“勾马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城市。”
10万勾马人流离失所，成为火山难民。但对于朱清夫和他的公司而言，危险的尼拉贡戈火山反而补偿了他空间上的安全感——他用冷却后的火山灰修筑了一道高达五米的围墙，将公司驻地圈成了一个“城堡”。他还在围墙角上搭了一个暸望塔，附近街区的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
“城堡”的内部格局也颇有深意。三进空间相互隔绝，简易楼和仓库均设有单独的门禁。进门是专业保安24小时值守的传达室 。左拐进入一座两层简易楼，一楼两个房间是厨房和办公室；二楼开辟为员工卧室。矿石仓库位于简易楼的正后方、传达室的正对面。
这是在被持枪者入室抢劫两次之后，公司上下一致的决定——建一所堡垒。
于是，在只有22名中国人的勾马，这座不起眼的“城堡”成为他们显赫成绩的一部分——2006年，几名揣着25万美元现金的前国企职工来到勾马，他们均来自中国偏远的西北省区甘肃，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懂得法语和英语字母的差异。华英贸易公司诞生了，他们只有一间借用的民房。
十年后，它成长为勾马地区出矿量最大的公司。
这种偶然的成功混杂着民族主义的使命感和个人英雄主义。 2015年，中国消费了全球50%的铁矿石、60%的原油和30%的粗铜。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撑大了对资源的胃口。
早在1993年，中国的领导人就预见到中国经济的成长对全球市场的影响，“走出去”战略——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和个体到海外投资——被提出来，它被后来的领导者不断拔高，一度升至“经济安全”等级；而始于1992年邓小平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则不断释放个体对财富的狂热。
在2006年左右，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飙升时，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仍处在战争边缘的勾马。“多年以前，勾马就是三种矿的集散地。按照资源量来说，最大的是锡矿，其次是钨矿，最后是钽矿，钽能排到世界第三，勾马的钽矿可以左右世界市场的价格。” 朱清夫解释。中国80%的钽矿依赖进口。
在“走出去”的浪潮中，华英贸易于2006年来到勾马，这是勾马最早、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中资公司。
“第一个是四川来的郑四，在国内搞基建。要拿下马西西的矿山。资金不足，撤了。2009年、10年又过来了，带了一帮国企的人，考察钽矿。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狂泻，没谈成。第三次目标是锡矿，在瓦里卡里，准备搞一个矿山，搞了一吨多的样品，要卖给我。一测，全是假的。被人给骗了。后来再也没来过。”
“第二个中国人姓蔡，福建人。瓦里卡里的钽矿，早晨七点过去，下午六点运到。所有投资，弄了三吨。假的。全是铁矿。因为钽矿也夹杂着灰色和红色，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所有的本钱，都砸到上面了。后来也不见了。”
“第三个是广东人。在这里设了一个点，在基加利设了一个。最初干钽矿，后来发现锡矿不错想做锡矿，一连被抢了三次，也撤了。”
华英则不同，大部分华英的员工都是头脑灵活的工程师——“25万美金还不够买一箱钽矿，我们后来就做钨，钨不行就做锡。”
此外，金属冶炼行业的从业经历，谨慎和专业主义帮助他们活了下来。那些半路出家的中国淘金者的命运是注定的——“很多国内来的，肉眼一看就敢给钱。”
当然，勾马的风险慷慨、公平，并不只青睐那些鲁莽的中国人，也热情拥抱来自全世界的淘金者。
“有个俄罗斯人，收矿价格是最高的。有一天在酒吧里，被人给了一枪，胳膊被打伤，据说是因为找小姐，撤了；还有奥地利的、以色列的，多了。一般都是干个一两年就撤。一是上当受骗，二是各种治安风险。”朱清夫说。
如今，勾马矿石贸易商只剩下四家，华英是老大，其余三家皆为盘踞此地的卢旺达人。
朱清夫的收矿点甚至已扩张到南基武省。在那里，切瓦拉曾领导着古巴人、坦桑尼亚人和当时的扎伊尔人（刚果旧称）进行游击战。现任总统卡比拉的父亲，曾和格瓦拉在丛林中并肩作战。
六十年后，这片区域并没有多少改观，依然处在第三世界的谷底，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更差了。不过，重新被“武装”的社会主义者卷土重来，这次，中国人似乎胜利在望了。
但是，当我造访华英时，矿石仓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粒原料。自2012年底战争爆发后，矿业老大的生意也几乎停顿了。
2012年，是勾马的毁灭之年，1月17日，尼拉贡戈火山爆发；11月中旬，战争触发，一周后，反政府武装“3月23日运动”（March 23 Movement，简称“M23”）占领勾马。华英贸易成功避开了危险的火山熔岩，却被拽进战争。
在勾马，战争比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更反复无常。“从2008到2012年，M23进攻了，M23撤退了，动不动就各种消息。 ”朱清夫说，“弄得大家比较紧张，也麻痹了。”
M23成员多为刚果金境内的图西族，他们与卢旺达图西族同宗。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80万逝者，绝大部分是图西族，凶手则多是他们的邻居甚至朋友——胡图族。
在基加利，我去了市中心半山腰的大屠杀纪念馆；一个大雨降至的午后，我钻进凯宾斯基酒店(Kempinski Hotel)——电影《卢旺达旅馆》的真实发生地——国际游客们在享用啤酒或者本地咖啡；泳池里浪花飞溅。电影里，图西族避难者从这里舀水喝。似乎无人介怀那段悲剧。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内，遇难者的墓穴
我不确定，对人性的疑虑和恐惧是否还困扰着卢旺达人。相反，在毗邻的刚果金，答案显而易见：M23仍是大屠杀一个扎眼的创口。
1994年，现任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率领的图西族游击队从乌干达攻入基加利，大屠杀才被制止。“卢旺达自由民主军”从此鸟散，他们都是胡图族人，手上沾满图西族人的血迹，因担心被清算，部分成员窜逃至刚果金的丛林里——日后仍被M23的前身、刚果金反政府组织CNDP（“刚果人民防卫会议”）和卡加梅政权共同追剿。
2006 年，国际刑事法庭（ICC）曾以涉嫌招募童兵的罪名起诉恩塔甘达（CNDP的领导人）。根据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的报告，在过去二十年内，恩塔甘达曾效力于两个国家、三个不同的叛乱组织。 他还在勾马建立了一个横跨刚果金与卢旺达的矿石走私网络。
2009年3月23日，刚果金政府与CNDP缔结和平协议。前者将北基武省最丰富的矿区交给后者，换得CNDP归顺刚果金部队。2012年4月底，恩塔甘达与政府决裂，带领 600 多名手下叛变，与政府军交火。5月6日，CNDP 发表官方声明，新的下属组织M23成立，他们要迫使政府履行2009 年的协议。
M23攻入勾马前一周，“能听到很密集的枪声，还有炮声。”朱清夫回忆。
一周后的周末，朱清夫从勾马的中国维和士兵那得知：勾马即将沦陷，赶紧撤离。但他已无法出关，他在申请工作签证，护照在两千公里之外的金沙萨。
他只好和同事撤到易湖室酒店（Ihushi Hotel)。那是勾马最好的国际旅馆，离口岸不到一百米。“我们不敢睡床上，只能睡地上。”朱清夫说，“因为低啊，（枪）打不着。”无聊时，就到酒店的酒吧里待着。第二天晚上，正喝酒时，枪声开始密集。“噼里啪啦的，很害怕，怎么办？”
枪声特别近时，酒店客人开始往宾馆最里边跑，朱清夫也跟着跑。他不知道是M23进城了，还是政府军在抵抗，“我们又不敢出去。”
直到第三天早晨，吃早饭时，朱发现，服务员少了。“后来有服务员说，M23打过来了，不少服务员都跑了。”他这才知道M23已经进城。
那天早上，只有零星的枪声。11点多，他在酒店院子里散步，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往外一看，街边全站满了老百姓，M23正游行呢， 皮卡上架着冲锋枪，扛着火箭弹，还有榴弹炮，当然，还有AK47。”
这支部队接管了关口，刚果金和卢旺达的出入境和贸易恢复正常。而易湖室酒店也迎来尊贵的住客——“M23的头儿，还有新闻发言人。”因为他们需要在这里和刚果金政府谈判。一时间，易湖室酒店成为国际焦点，各国记者也都驻扎在此。
“为了保护新闻发言人，他们（M23)在各个角落都安插了兵，抱着火箭筒、AK47。” 这反倒让朱清夫踏实了。
敌据时期的勾马，M23展示了图西族人的纪律。相比涣散的刚果金政府军，他们似乎才是这座城市合格的守护者。很难察觉，这里发生过政权更替。M23还任命了北基武省新任行政长官。
“政府军的人到易湖室吃饭，反政府军也在这里吃饭。”朱清夫说，都在一个餐厅。有次，他还看到双方一起握手。这种亲切的战争氛围让中国人觉得不太过瘾。
当然，即使在战争中，中国人也没有放松对伙食的要求。“宾馆里吃得太难受，我还经常溜回去改善伙食。”
M23与刚果金政府一直在易湖室讨价还价。由于博恩甘塔的臭名，M23和支持他们的卢旺达政府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三周后，M23丢失了信心和纪律，“抢劫开始了。抢车、抢食品、抢手机，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超市往军车上运，看到路上有巡洋舰(一种日本品牌越野车)就命令停下来。就这样抢了一个下午。”
直到M23撤退，朱才重新回到他的“城堡”。
但是，华英的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打响。他们被举报“通敌”，为“叛军”博恩甘塔将军提供资金。
早在2012年5月，全球见证就发布过报告，援引联合国刚果金事务专家组提供的证据，指出“TTT 矿业和华英贸易公司的矿产采购，使武装团伙和刚果军内部犯罪组织获益。”自此，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开始被外界关注。
这种指控意味着华英贸易涉嫌参与“冲突矿产”交易。它有个拗口的界定：在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所开采、来自刚果金政府军和其他许多武装叛乱集团所控制的矿产。
战争结束后，刚果金中央政府成立了华英专案组，
“我们正儿八经的商人，没有谁敢支持叛军。”朱清夫辩解，“只有本地黑人敢这么干。”朱清夫目睹过“通敌”下场。家门口的一间超市，某天被几车政府军士兵光顾，超市被贴上封条，黑人老板从此不知所踪。
“我确实没有能力分辨，哪个是军方的（矿），哪个不是。”他承认，“（政府）让我承诺，不收军方的矿。但是每个人卖矿，都说是军方的矿。”
在交通不便、叛军猖獗、腐败比疟疾还高发的勾马，追溯矿产源头并非易事。朱清夫在勾马听说， “很多矿，白天政府军在挖，晚上是叛军。”政府军与叛军达成默契，“通往矿区的路，前面一段政府军在守着，后面是叛军，再后面又是政府军。总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切断和“冲突矿产”联系最直接的方式是购买矿山。朱不是没考虑过。但是，道路投资就把中国人吓住了 。
“按照刚果金的降雨量，（道路）每年都得修。”华英贸易测算过，在勾马，矿山投资“光修路的钱得占到一半，那就太多了。”
由此，矿石贸易在勾马形成了迥异于其他地区的产业链。
上游，“矿山的拥有者并不多，他们以土著的形势存在，自己挖，民采。”；在中游，由于没有道路，“中间的矿贩子去收购。 都是靠飞机运输，专门有几家运输公司做这个，一次拉一千八百公斤的小飞机。”；华英贸易处在下游，“收完之后运到我这来，我再收。”
朱清夫认为，对一个正常的商人而言，“我只有给钱，你给我销。给钱就完事。”显然，勾马的商业逻辑复杂许多。
调查历时一年，“复印文件就几千美金。”最终，中国式智慧拯救了华英贸易。根据刚果金政府规定，具备“出生证”——能够证明出产地的文件——的矿石才能准入市场。
“一些没有文件的，要价很低，利润很高，我们就没要那个矿。要是收了，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强调，“我做的证据齐全，哪怕一公斤矿，我的文件都是齐全的。”最终，刚果金调查组撤回对华英贸易的指控。
不过，在2014年初，调查解除后，华英贸易仍没有恢复营业，他们的新麻烦同样棘手。这次，对手换成了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
在过去十几年，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他们解决冲突矿石贸易的努力集中在供应链上——采购刚果矿产的企业必须对其供应链进行检查，尽职调查，确保他们的采购不会支持那些暴虐武装集团。
标志性成果发生在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其第1502条规定：美国上市公司应对其产品中使用的某些矿产，例如锡、钨、钽和金进行尽职调查，以了解其是否资助了刚果及其邻国境内武装团体侵犯人权的行为。
在游说集团的压力下，自2012年5月，刚果金政府开始要求出口公司遵守《多德·弗兰克法案》。不过，“并没有那么严格，还打了一阵擦边球。”朱清夫透露。
对美国制定的这套游戏规则，华英公司态度复杂。
起初，它排斥。“我把矿运过来（到中国），你给你的钱，不和你国际组织扯淡。”朱说。
但是，“我们国家太不应该了。”他对中国恨铁不成钢，“税太高，（马来西亚）人家的税1.5%，（中国）一个17%的增值税就坑住了。”而且，中国还不认国外的发票，没法抵扣。随着锡矿价格不断下跌，“利润很薄，只是在维持。”
因此，华英贸易决定，将矿石出口至马来西亚和比利时等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则意味着，必须和国际组织 “扯淡”、接受《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约束。“像西门子公司、三星公司，用到锡的时候，都会追溯到你的锡来自于刚果。采取认证制度，你要成供应商，得一级一级追溯，要到源头。”朱解释。
朱对国际规则的复杂态度，和中国精英阶层很相似。
“中国加入国际组织而受制于其规则，却从未参与这些规则的制定，中国领导人及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这样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感到耿耿于怀。”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在他2016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
从2014年起，刚果金政府要求，没有接受国际锡业协会锡供应链项目（iTSCi）认证的出口公司将被停业。 华英贸易别无选择，尽管入会费代价不菲。
“会费一年1500美元，赞助费一个月摊11273美元，连续交六个月，5000多的设备费，也是我们赞助的。”
在告别勾马的清晨，在华英贸易办公室，朱清夫在用“矿业法语”——只有中国人的朋友圈和生意伙伴才懂的中国式法语——和自己的律师亲切交谈。这位本地律师则手脚忙乱地在办公桌上准备加入iTSCi的文件。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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