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口京片儿的外地姑娘
《夫妇何求》剧照
父亲把我留在博士后流动站的消息通知了所有亲戚，请大家到酒店吃饭。他想趁我以集体户口落到北京的时候，动员亲戚们帮我凑足房子的首付，这样，我就可以正式落户北京。
大一寒假，伟业组织了几个高中的同学，一起去拜访高三时的班主任张老师。
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张老师当年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高考时，他们考到了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而我考砸了，留在本省。虽然尴尬，我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入座时，我悄悄选了个离老师最远的位置。
半年不见，所有人都打开了话匣子，场面十分热闹,而我说话很少。伟业看出了端倪，他装作不经意地提起了高中时的糗事，我笑着加入了调侃的队伍，渐渐不那么窘迫了。然而吃饭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让所有人深感意外的事：一是张老师半弯着腰，给所有人倒酒，并且是按照大家就读学校的影响力，依次碰杯、祝福（我是最后一个）；二是在所有人用家乡话聊天时，李佩佩用普通话和大家交流。我怕自己听错了，又仔细听了听，确切地说，她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电视剧里说的那种“京片儿”。
“不就考到北京了吗？我就不信半年时间她就能把家乡话忘了！”回来的路上，同学陈曦愤愤不平地说。
李佩佩有些胖，中等长相，但她心高气傲，高中时就没把任何人放眼里。凭借班级前三名的成绩，她深得张老师的青睐，我曾听同桌说，李佩佩感冒打点滴，张老师还亲自熬了绿豆粥给她送到学校门口的小诊所。
李佩佩自己也满怀抱负，印象中，她从来没去过教室的后几排，对班级里成绩中等以下的同学不怎么认识。同学们一般也不和她打交道，唯独伟业性格活泼，课间总喜欢调侃她，她则常常反驳：“走开！别影响人家考清华北大。”
那次聚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李佩佩，甚至一度忘了她：毕竟在我们竞争激烈的高中年代，能交到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已经十分不容易，那些仅仅坐同一个教室的同学，毕业后很快就把彼此的长相和名字都淡忘了。
大三暑假时，我去东关街的鸟市，想给爷爷种的那几盆花买肥料，逛到一半了，突然看见李佩佩和一个胖胖的男生出现在拐角处。李佩佩已经比高中时瘦了许多，红色的修身短袖和黑短裙显出了身材。她先喊了我的名字，我笑笑，继而她开口说道：“这是我男朋友，北京人儿。”说着就把胳膊环进了那个男生的臂弯里。
我尴尬地笑着，像走错了教室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伟业本硕连读，李佩佩成绩好，被保送读研，我也考到了北京读硕士，和他们的聚会多了起来。
李佩佩虽然是女生，但挺豪爽，每次吃完饭都争着付钱。当然，如果她带了男友来，她肯定会喊男友付钱。
“为什么总让人家付钱？”没有抢过她的男友，我和伟业有些不好意思，不满地责备她。
“没事，北京人都有钱！况且他工作了啊！咱们都是学生。”说话间，李佩佩十分得意，撒娇地往男友身上蹭。
那个男生有着北京男人典型的性格特点，十分好面子，当即高声附和说：“没错儿！哥们儿好歹工作了，不差这点儿。下回我带你们去簋街吃……”
有段时间，我们见李佩佩很久都没带男友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就问起她男友的情况。她不乐意地说：“分了。”
听她的语气，我和伟业谁也没敢再问下去，饭吃到一半，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我就不信了，离开你丫的老娘还不能活了？”我低头装作没听见，继续剥手里的基围虾。
● ● ●
一天，我约了伟业去动物园附近的批发市场买羽绒服，路上聊起了李佩佩和她的前男友。
“不管怎么说，那个男人还是挺大方的。咱们还白吃了人家那么多顿饭。”我说。
“屁！你真以为那是她男友付的钱？那是她自己自尊心强，想在咱们面前树立东道主的形象而已。”伟业不以为然。
“不至于吧？”
“你不信？有一回咱们吃完饭往外走，我走在他俩后面，清清楚楚看见李佩佩朝他男友兜里塞钱，那男的根本没拒绝。”伟业言之凿凿。
听了伟业的话，我脑子有点发懵，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当时得意洋洋的表情，“没事儿，北京人都有钱！”
硕士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博士，而李佩佩却因为竞争太激烈，考博失利，最后找了个外企工作。她租的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是一间半地下室，不算水电网费，每个月房租2300元，几乎是她工资的一半。
工作之后，李佩佩的态度和气了一些，周末的时候偶尔会喊我一起吃饭。有时她会有意无意地问起我的生活，打听我的导师牛不牛。
“你这以后才是有北京户口的人。”她常常半带感慨，半由衷地说。这使我受宠若惊——平时，她是很少夸人的。
一个大半夜，她突然喊我出去喝酒，我正忙着写论文，但她那刻不容缓的语气，又使我又不得不过去。那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我俩坐在一家烤串店里，竟看不清外面的车灯。
“你瞅瞅！就这么个城市，还有那么多人巴不得在这里安家呢！图什么呀……我月底就辞职，回家创业去！”听她这样讲，我猜她可能是在公司受了委屈，便劝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喝着酒，像是没听见，又继续谴责那些没有“骨气”的北漂：“那西单东单的购物广场，和你们有半毛钱关系？每天朝九晚五的，再多的展览和活动你又有多少闲情去享受？我是没有，我都半年没去看话剧了。”
我当然明白，她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她再也没提离开北京的话，言谈中依然会讲“我们北京如何如何”。
我俩的聚会渐渐多了起来，她开始时不时地关心我。一开始，我把这当成了老同学之间的嘘寒问暖，但次数多了，我心头也暖了起来，对她的好感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她订了北京人艺的话剧票请我看《白鹿原》。剧中的秦腔、演员精湛的表演让我很受震撼。从首都剧院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戏里，她也没说话，两人默默地走在散场的人群中间。过了半天，她突然说：“真好看，这戏，啧啧。”
我回过神来说：“是啊，郭达简直把鹿子霖演活了！”
她话锋一转，“除了北京，在哪儿能有机会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咱们老家有吗？”她严肃而激动地望着我，“看看咱们周围的这些人，有些生活得没准还没咱们好。日子这么苦，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一旦回了老家，你的追求、理想就完全断了。是，是会有一套房子，有车子，可是你还能有多少精神生活？我想想就觉得可怕，看看咱们班的李巧琳，除了在朋友圈晒老公和孩子，晒美食，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丫的，她就是典型的‘死于三十岁’……”
或许是她的语调太过激昂，两个路过的年轻人回过头，在夜色中瞥了她一眼。她完全不在意，仍然激动地表达个没完，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达出她对李巧琳的“恨铁不成钢”。我盯着她刚毅果敢的面容，有那么一刻，心跟着起伏了起来。我思绪飘飞，仿佛看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走在这条路上，手里牵着孩子，听他讲看剧的感受……
可没过多久，我的这一美好的幻想就被伟业扼杀了。他悄悄告诉我，“之前李佩佩也对我态度暧昧。”伟业是有女朋友的，于是他刻意与李佩佩保持距离，后来每次见面，李佩佩都冷嘲热讽，喊伟业“北京大爷”、“周口店人”。
其中的原因想想就很明了，伟业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有北京户口。伟业的提醒让我有些寒心，但多少还带着点疑虑。不过，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次年五月，李佩佩顺利考上了博士，邀请我和伟业在一家日料店庆祝。那天，她画了很浓的妆，连呼喊服务员时声调都是上扬的，大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派头。从那以后，李佩佩就不再频繁联系我了。
我没时间为这事感伤，进入博二，发论文变得刻不容缓起来。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夜写东西，有时睡前翻一下手机，就会看到李佩佩发的朋友圈：或是某个学术会议的剪影，或是高档聚会上的自拍照……
沉寂了一年，她终于又活跃起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几年的求学生活，我对北京也越来越依恋。“留京”成了我默默追逐的一个目标，除了这里优越的学术环境外，大概还有虚荣心在作祟——每年回家，父亲的朋友们在酒桌上问起我在哪里工作，一提到“北京”，我的内心会升腾起不可名状的兴奋，仿佛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
我渐渐能理解李佩佩了。
2015年年底，张老师查出胃癌晚期，来北京看病。
我和李佩佩提前赶到饭店，第一眼过去，我甚至没能认出张老师来：他两鬓斑白，十分消瘦，声音也低沉了很多，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
我百感交集，李佩佩也很难过，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听见她用家乡话和我们交流。饭吃到一半，老师问我们：“你们都打算留京吗？”
我叹了口气，讲起学校周边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九万多一平米，但李佩佩打断了我的话：“困难总是暂时的，我还是想申请留校。”缓缓，她又说，“在北京待过以后，其他地方都成了将就。我不想将就。”
听她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几个都有些语塞。张老师的脸上浮现出疲惫的笑容，那次，他没再举起酒杯。
● ● ●
去年暑假，我总算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却没有找到能给北京户口的工作。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所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我四处碰壁，最后还是无奈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讽刺的是，我的户籍先我一步被打回了原籍。
父亲来京帮我提行李，在去火车站的地铁上，我给李佩佩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要离开了。她回了我一条语音，还是那种京片儿：“这会儿在给导师整理论文呢，晚点儿打给你！”
事实是，过了很久她也没有打来。地铁上，一个小伙子给父亲让了座，父亲扫视四周，突然说：“哎，以后坐不上这么方便的地铁了！”当时，我正努力地用小腿抵着行李包裹，听他这样说，鼻子隐约有点酸。我没有他那样具体的感叹，只觉得特别压抑，有些喘不上气。
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我体会到高考失利以来最强的挫败感。李佩佩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我对她是没有那种感情的，可等不到她的电话，我十分沮丧，这件事甚至超出了无业对我造成的打击。
然而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转机。八月底，我面试过的一所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竟然通知我，九月份去北京报到上班。
得知这个消息，父亲表现得比我还要高兴。其实他也知道，博士后流动站只是暂时的，出站后仍要重新找工作，可他还是打电话把所有的亲戚聚集在一起，请大家到酒店吃饭。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图：趁我以集体户口落到北京的时候，他要动员亲戚们帮我凑足房子的首付，这样，我就可以正式落户北京了。
李佩佩的消息实在灵通，我回京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还没等我说话，她就急切地问：“你留大学里了？哪个学校？”
我突然有些窝火。情急之下，我直接说出校名，甚至故意对流动站的事只字未提。她“啊”了一声，沉沉的失落感掉进了嗓子眼，像是刚刚错过了大奖。后来，她又关切地问起我最近的生活，我突然心灰意冷，不想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殷勤，随便编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我没有一点喜悦。想想未来的两年要发表四篇CSSCI文章，以及家里人凑的那些血汗钱，将手机重重地摔在宿舍的床上。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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