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做了十几年豆腐，我变成了一颗泡不开的黄豆 | 人间

Original 慎微人间theLivings 2023-06-08

收录于合集 #作者「慎微」合集 5个

“你看看从一颗黄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经过多少道工序，人也是一样，为了过上好日子，得吃多少苦。”母亲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那就和我一样，做一辈子豆腐。”

配图 |《白月光下》剧照

网络购物风潮，大概在我初三之后才缓缓吹向家乡冀城。小县城里，流行的东西总是比市区慢一拍，加之深处西北，淘宝、京东时兴起来则要到2015年之后了。

冀城农业不成规模，工业几乎绝迹，靠着门面作坊小摊，织起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作坊，这个聚拢着厚重历史气息的词，是一个家庭走上致富路的最小凭仗。男女老少齐上阵，不需另外租房，成本低廉，在我们县城遍地开花。

榨菜籽油和胡麻油的油作坊、烙白吉馍的清真作坊，磨面压手擀面、发绿豆芽黄豆芽、踩缝纫机做麻鞋，小城人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拆解成五花八门的作坊，它们是县城的隐蔽轻工业。买家不用去超市，只往山货市场走、往“西关”“东关”的街巷走，甚至直接去到手工人家里。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不含税，也很难计入县城的GDP，但千百年传承，拼凑起了全中国的无数个县城。

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想，也许就在出门后左拐右拐的小巷子中的作坊里。而我家的豆腐房，也是其中一员。

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他原本跑长途车的，一场意外背上一屁股债，车便开不成了。经人介绍，父亲在冀城里另一处做豆腐的师傅那里学艺。母亲说师父好像是四川的，孩子在老家到了读书年纪，只好放弃生意，否则，哪肯教呢。

说是教，大部分时候“只看不说”，凡手艺人都喜欢留个后手——要么师父一套干到尾，不发一言；要么父亲稀里糊涂做，师父操一口川音点评一通，教父亲好生摸不着头脑。父亲瞧上两回便晓了门道，拜师钱花了，手艺必须学到手，他收起害臊，咬牙买上两包好烟，问一个问题给师父点上一颗烟、奉上一杯茶，但就算这样，手艺也只学到了六成。

伊始，父亲的学习成果让人不忍直视：要么卤水老了、要么石膏调配多了、要么控制不好水量，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卖相没卖相、要口味没口味，母亲说，“白白糟蹋黄豆”。那段时间，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残次品，所以后来我顶不喜欢吃豆腐。

生活重压下，没有太长时间试错。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我们也终于在下顿饭告别了豆腐，我和姐姐很是开心。

艺成后的2006年，父亲掘了旧院西边一块小菜园，和泥垒砖，盖起一间小厂房，从外面拉来了一台磨豆浆机，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剩下的都是些不花钱的手工器具，竹隔、沙笼、木围、千斤顶等等。

夏天凌晨3点闹钟闹醒泡黄豆，气温高泡发快，泡久了不出浆；冬天虽可以睡前泡，但凌晨5、6点起，冻得耳朵疼。

西北早起磨豆子，无论春夏秋冬，最是磨人。磨黄豆特别要有眼力见儿，一个人掰成三个人用。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容易烧坏，往往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末了要加，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就满了要换，换三桶豆浆的工夫，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就堆满兹待清理；另一头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百十斤熟豆浆，正等着倒换，干烧浪费煤。这些活儿铆钉钉铆眼，螺丝配螺口，一环绕一环，分心不得。

“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深以为然。9岁起，我就跟着父亲在豆腐房里打杂，但我笨手笨脚，免不了被他斥责。姐姐比我更早，六年级她就顶上去了，开动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看两遍就会了，干起活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强得多。

豆浆烧熟为止，也只完成了准备工作，接下来的“点浆水”才是技术活，得父亲上阵。我家“点浆水”的工艺就两种，一种是拿卤水点，即本地传统老豆腐；二是四川师父教的石膏豆腐，也叫水豆腐、南方豆腐。从点浆开始，门道儿就截然不同了，而我最怕做水豆腐，极其繁琐，我次次在心里叫苦连天。

点水豆腐，要先将熟豆浆用小桶舀到刷了釉色的大口土陶缸里，慢慢加入化好的石膏水，来回翻搅，豆浆石膏配比全凭父亲的经验，石膏不能直接干投，否则缸里会结不均匀小块，一缸好豆浆就此作废。若石膏量调配得好，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滑；若过多，豆腐则发苦发涩；若过少，豆腐就成了豆花，成不了形。其中微妙，父亲总能精准控制，他调配石膏从不过秤，拿瓢从缸里舀出倒回豆浆几下，便知浓稠细腻程度。点浆时，他严令禁止我吵闹，哪怕豆腐房内机器轰鸣不止，他也气定神闲、超然物外。

经过石膏激化，松散游离的大豆蛋白分子一个个凝聚，一锅上好的豆花出炉了，这时候就得准备压制了。水豆腐的压制较老豆腐简单，父亲将两张特制的竹隔垫在底部，上叠一个方形木框格挡，扯来一块疏水性极好的方形纱布匀称铺于框中，四个角拎出，捏着铝瓢一勺勺舀豆花仔细地打个“豆腐底”，没有溢的了，再“先四角后中间”，将豆花密密铺进木头模具。

末了，一只手揪住纱布四角，一只手灵巧地绕结，豆腐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漏了空重物一压就散摊子、白费功夫了。如此这般打完结，盖上木头盖，上压两只装了30斤水的水桶，接下来就由时间造物。

老豆腐的做法大同小异罢了，区别在于压制时不上木框格挡，也算冀城特色吧。包老豆腐是个手艺活，偶尔，父亲做技术总监，由我和姐姐上手，哪怕是灵巧的姐姐，时常也包得要么太散要么卖相不够好。

包老豆腐时，疏水的木板上要垒一个大竹篾子，上衬一块更结实些的方形纱布，我和姐姐分立两侧，将纱布四个角匀净提起。父亲直接在纱布中心倒进一部分豆花，捏着铝瓢碾细，避免出现气泡、裂纹，抹匀之后迅速地添新豆花，要快、快、快，慢了豆花没了热劲，水汽散不出来，卤水那淡淡酸涩去不净，极扰乱口感。

我们待父亲添到最后一勺，纱布恰如其分裹上，不多不少，这功夫，非一朝一夕可得。豆花包好，找一块木板铺于其上，再压水桶，这工序像是一种杂耍，一个桶榨不出水分，再多就榨过了，豆腐成豆渣。

压上水桶后的老豆腐，像虚空中搭起一座倒金字塔，须反复试探平衡，和做人一样，重在中庸。幼年干活累了，我偶尔会对着这奇妙的平衡发呆，中学学了物理后，甚至在心里绘制它的受力分析图。现在，我咂摸到了，做老豆腐一如人生，而生活就像那只加压的大水桶，悄无声息慢条斯理地趴在我们的身躯上，一点点地榨，我们也就像豆花一般，渗出水分成了豆腐。

豆腐总归是要比豆花要多卖上几毛钱。与别家不同，我家豆腐房不止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干、五香豆腐、豆腐泡这一类更琐屑的豆制品，也一应齐备——因为它们比豆腐更能卖上个好价钱，比如，一斤水豆腐1块6，一斤豆干能卖2块5。

2008年往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最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极为耗时耗力，但父亲每次做，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他取来长约半米、宽20公分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格挡，上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扯过一头，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均匀薄厚。他身材矮小，做这工时更加费力，只见他小臂青筋暴涨，像伏腰画沙画，一层抹完，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后复折一层，继续加豆花、抹平、加布……

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只有做豆皮的当儿才难得安静，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长时间弯腰，父亲常常痛得直不起身，一发作，他就唤我快快寻止痛膏药给他贴。所以豆腐房的专属味道，除了黄豆的清香，还有弥散着的隐隐约约的膏药气味。

地面上豆水四溢，机器的嘶吼、父亲的指令、潮热的蒸汽、黏乎的汗水，一起裹束住我。父亲、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话痨如我，往往耽误了活计——“管子里没气啦、该往锅炉添煤啦、豆浆桶要溢出来啦、快闭嘴干活”，姐姐处处管着我，她干脆利索，最烦我这个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闷，三个人在80平米见方的作坊里头抵头地干活，一句话不说苦闷就更上一层楼。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光我，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沸腾，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

姐姐性格刚执，一言不合甩手不干，反锁进小屋生闷气，任凭父亲谩骂和掂恨，她都秋风过耳、岿然不动；我就惨啦，父亲会将姐姐那一份怒火一并瞄准我，我一边做活，一边还得当好“出气筒”。为此我俩动辄怄气，我想模仿姐姐的英姿，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父亲拿捏得当，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回去干活。

接着还得剥豆皮。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傻不啦叽，我常常被姐姐委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枯燥，极考验耐心。热腾腾的豆皮好剥，冷了就会干在纱布上。可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水汽，手上一个不小心就撕毁一张皮子，撕毁的皮子卖不了钱，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制品中，豆腐皮尤为好卖。这样一想，我心里还挺释然，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含金量一点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差。但我蠢笨病又犯，毁掉的皮子数见涨，父亲一检查，便会祭出打骂大法，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房、厌倦干活，厌倦父亲的轻蔑眼神。

做豆腐利润微薄，为了多挣钱，只能多做、多出货。货多了，母亲那一个小三轮自然卖不完，为了开辟新市场，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轮，父母俩人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一个上午忙豆腐房，下午利用寒暑假带着我跑村走庄抢生意。

冀城不大，人口却有五六十万，吃饭的肚皮也多。母亲的摊位在西关，除开主城镇外，其他各个乡镇几乎没有经营豆制品的，父亲自然瞄上了这明晃晃的“市场空白”。好马配好鞍，要致富，生产工具就得升级，父亲的“三马子”是他自己动手改造的，用现在的话说叫改装。父亲的改装只从挣钱出发，他在车厢四周焊上铁架加高，箍上油毡布，一侧车厢装饰上塑料布招牌，印上货物种类、联系电话。

父亲带着我，开着改造后的三马子，从县东头的沙沟地一头钻进县西头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来回往返，喇叭吆喝不断。沙沟地是国道一侧的采砂厂聚集地，有着大大小小的私人沙场，交通偏远但工人众多，厂子里食堂也不少，是个卖货的宝地；朱雀圉镇靠近火车道，是冀城另一处较大的村镇，距城中心偏远，大集格外热闹。

冀城地形是个碗，四周高山围拢，山与山之间的陇原上散落着众多居民，三轮车马力撑不到那么旮旮旯旯的地，我们只能绕着县城周边，专注赶当地村镇大集。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头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防止出现断货。睡得晚，又得起早装货备货，我眼冒绿花，被父亲一顿笤帚扫下床。

冀城当地过年爱做炸食，一进隆冬，迎祖祭祀，家家户户炸肉丸子、干豆皮。所以冬季赶大集好，格外挣钱。但西北冬天可不留情面，被窝外零下一二十度，寒风像猫舌头舔耳朵直往耳眼里钻，毛细血管丰富的耳朵、嘴唇、手指头寸寸皲裂。

豆制品装车过程繁琐，为了节约来回取货的时间，我们每次都绞尽脑汁地计算，争取利用上每一寸空间。但还是会有货物不够卖的情况，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人们采购东西不便，赶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几个化肥袋子，我们一车的货便被搜刮干净了。

出院子门迎来一个下坡，到底对着邻居家1米长的墙，拐弯急，巷道实在太窄，“三马子”完全就是擦着墙溜。每次装完货，我看着父亲开车出门到坡下转弯时，心里都得“咯噔”一下，生怕车轮打滑。出得门去，我俩共挤车头，先去帮母亲支摊，然后再带着一车货物踏上赶集之路。

我之所以愿意跟父亲赶集卖货，是因为他会在途中为我买小笼包、油饼、韭菜大包这样的吃食。我是顶爱吃包子的，嘴馋没骨气，极易受父亲蛊惑。在这点上，姐姐比我强不知多少倍，她才不会因为口腹之欲委曲求全。

我爱吃，父亲更爱。母亲则不同，兢兢业业、勤俭持家，饭菜都是自己在家做好带去，从不愿意把钱花在犒劳嘴巴上。我想，女人总是比男人伟大些，男人将家庭视为依靠和起点，女人将家庭视为归宿和终点。一个家庭里，女性往往付出的更多。

祭奠完五脏庙，“三马子”一路西行，颠簸着赶往朱雀圉的大集。路上，裸露的铁轨被太阳光一照，晃得眼疼，我坐在父亲旁边，看着大地上蛇行没有尽头的铁轨，幻想着异乡的火车正朝着陌生城市飞驰不停。

大集上人潮涌动。放寒假了，小孩红的绿的蹲成一团打陀螺，零星的鞭炮声随着孩子们的尖啸回荡在村道乡野。街道两旁早早摆开阵势，商贩们坐在小板凳上闲谈叫卖，好不热闹，其后的民房门头大多镶嵌着“天道酬勤”“平为福”“福满园”的花鸟瓷砖。一处红砖筑就的院墙外，有个手写春联的摊子，周围挤满一圈脑袋，众人皆盼望着在春的序章里收获幸福。

我和父亲瞅见一处空地，忙将三轮车倒进去，不一会儿，我们也张罗好了摊位。1个多小时了，生意稀疏。父亲随即打开小喇叭，开始广播：“年糕、豆腐皮、火锅丸子、豆腐卷，样样都便宜，样样都实惠；火锅、烧烤、炸丸子，批发零售，量大从优。”

街面上做生意就得有声响，广播一开，客源涌来。先是一个人两个人跑过来，好奇看热闹，接着就会引来更多人，王家带李家，老乡吆老乡，人气就旺起来了。

该我上场了，顾客到跟前，全靠一张活人嘴皮子。买东西的叔姨伯舅，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卖货，更加惊奇，我又嘴甜，来人皆叫一声“姨姨叔叔”，殷勤推销：“年糕1块钱3片，您买3块钱的给您再搭1片；豆腐是5块4毛，四舍五入给您抛掉算5块；姨姨，您拿这个火锅料，‘秋霞’好吃又便宜，比‘红九九’实惠多了……”

有时候，父亲看我抛价去零头太厉害，肉痛不乐意了，非要和顾客争那5毛钱。我固执起来，觉得父亲驳了我这个小人儿的脸面，竟反过头帮着顾客教训父亲。我们爷俩脸红脖子粗，好几次针尖对麦芒，引得顾客连连惊奇，更是疯狂抢购。

其实现在的直播间卖货也有这招，“带货人和品牌商反目”，而这桥段，我上小学时竟就用过了。互联网上热门的“情感营销”，在之前的时代就已在农村大集上显现，“神奇三秒胶，航空母舰都能粘”“你问我菜刀贵不贵，厂长是我表哥”，这样一想，当年那个站在“三马子”旁努力卖货的小孩，提前了十几年就过了把直播带货的瘾。

历史果然是个圈，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早就晒干成咸鱼。

夏天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个年头，西北大多数家庭不会专门置办冰箱，豆制品腐烂得很快，夏天不易保存，顾客极少会大肆购买，一次也就买一两顿的量。

所以一到夏天，父亲就忿火中烧——家里的豆制品即使放在冰箱里也会霉变发臭，除了丢掉别无他法；出去卖呢，生意惨淡，70斤一麻袋的黄豆冬天得泡两袋，夏天也就是能用半袋有余。为了多盈利，家里另做了些面筋、凉皮这样的小吃食，县东头沙沟地的工人们爱吃，解暑换口味。

父亲照例开“三马子”，这次我坐在车厢里，跟一旁塑料筐里满满的货物为伴。我随身带着从图书店租借的漫画，路不平展，摇摇晃晃，我钻进漫画里打发时间，到了地方下车，我俩再钻进沙沟地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路叫卖。

工人也没多少闲钱，生意时好时坏。卖小吃得卡时间，有次我在家贪玩，躲屋子里看漫画，耽搁了出摊时间，等我们到了地方，正好赶上了工人食堂开饭，凉皮就卖不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开饭前、或者周六食堂不开灶时过去。

那天，我和父亲带着没有兜售完的大半筐货物回家，路上父亲的指责不断袭来，幸好他没发现我的漫画书。父亲最见不得我读这些无用的小人书了，他认为学校里发的那些课本才是正经书，读漫画书就是玩物丧志。为此，我俩三日两头地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漫画书被我小心翼翼地换地方藏匿，纵然如此，也难逃一炬。

比起卖货，我更憎恶的还是豆腐房的日子。豆腐房里没有春秋，除了冷就是热。

夏天虽然是淡季，但每日依旧需要开工。冀城夏季干热，一丝风都没有，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也要用锅炉烧生豆浆。这是个顶苦的差事，每当我打开锅炉口往里面添碎煤，短暂的几十秒，风一灌，炽烈的火星子霍地喷涌而出，热浪几乎要把我吞噬掉。黄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涌出，蓝色半袖后背早就反反复复地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咸迹。

豆腐房更是跟蒸桑拿似的，或许是自幼在豆腐房干活，我长得白净，和西北人特有的被太阳炙烤过的肤色不同。母亲常常叹我像个女娃，当然不止肤色，我处处都与家庭的整体性格不太相符。

偷懒间隙，我穿着拖鞋戴着围裙，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豆腐房，蒸汽像烟云一般从窗户、门、风扇口丝丝缕缕钻出来，直直向上，白濛濛水汽簇拥着砖红墙壁，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水汽扩散变化，院子里竟有些仙气淼淼。我对着这奇景出神，继而联想到“86版西游记”里凌霄宝殿蟠桃会上那大片大片的云气。

父亲偏爱和我作对，总在我浮想联翩时喊断我。

我最害怕冬天。家穷，好鞋子上学穿，我和姐姐做活时只有大人的泥鞋，在水里趟来趟去，又累又拉垮，父亲的那双鞋还有股子经年不散的脚臭味。夏天我还能穿个拖鞋糊弄，冬天却非穿不可。

冬天豆腐房屋内蒸汽熏蒸温度颇高，干起活来热得人衣服都要湿透，但胶鞋里却始终湿漉漉、冰哇哇的，踩实了难受得钻心疼；一推开厚重的门帘，一股锥心刺骨的冷气刮面，内外冰火两重天。

在这环境干久了湿气重，人容易患关节炎。母亲和我一样惧怕冬天，一到冬天，她的冻疮如约而至，皲裂结痂，日复一日，防不住。

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蒋老师挑了周三的一个傍晚来家访，而我事先并不知情。父亲接的电话，我们正在赶工，机器里正磨着豆子，姐姐在给刚压制好的豆干刷糖色，父亲放下手机，就叫我去巷子口接蒋老师。

小巷里有三户人家，出了小巷拐上一条大道，踱到党校门口。我穿着笨重的泥鞋戴着围裙站在路口张望。半晌，蒋老师推了一辆黑色自行车过来了。他先是诧异我的打扮，到了我家门口，又问：“怎么附近还有工厂？”

我低着头没答话，请蒋老师进家门。显然，我家正忙碌的工作现场让他看得目瞪口呆，机器离不了人，父亲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指挥我烧水泡茶。摆摊的母亲听说蒋老师来家访，也早早收摊赶了回来。

家访那天蒋老师说了什么，我已全然忘记了。唯记得他刚进门时，惊讶开口：“我说你怎么天天上课打瞌睡，原来是这样。”

这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男老师，虽然他管教我比对其他人更严格，虽然他喜欢拿竹板打学生手心，我也三天两头挨，但自此后我却从未记恨过他。我家里做豆腐的事也在小学班级里传开了，课间总有人以此开涮。不过，我并不为此烦恼、也并不为此自卑。除非，是面对女孩子。

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富有意义的一年。在那年年末，我们家用几年间攒下来的钱购置了3台新机器。它们的到来，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我家豆腐房生意“黄金十年”的序幕。

起初，母亲不允父亲购置新机器，那时家里仍欠着外债，债务期限一次次拔长，去旧来新，堆成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小摊生意不温不火，我们手工做的都卖不完，更何况新机器会做出更多，再多再好，卖成钱才是王道，母亲害怕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打了水漂。

父亲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个子小，胆子却大，坚决要买机器，像赌徒一般与生活博弈。现在，我也能理解他——一个男人，在贫困的急切逼迫下，往往会生出不一样的胆量，穷则思变，他过够了苦日子，遂急切地想要改变生活，而靠做豆腐、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时代悄然变化，父亲意识到：要想挣钱，第一步就得先改变生产力。他夜里对母亲说：“孙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想挣钱怎么能不投资呢？买！机器必须买！”

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崇尚科技的人，从做豆腐伊始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技术。其他传统豆腐作坊熬豆浆都是拿大铁锅，父亲不，他借钱买下了一架小型锅炉，用蒸汽压力来熬，不仅快，一次出的量也大，甚至去掉了铁锅那股锅烧味，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那时见母亲害怕，他就说：“眼光放长远，以后这个锅炉还得派上大用场。”

这次买机器，仿佛就是为了配合先前买的锅炉，产量大花样多，才能让锅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很快，豆渣搅拌机、豆皮机、剥豆皮器就运回了家。3台机器轰鸣，响彻我家小小的作坊，好像宣告着，从这一刻起，豆腐房真正走上半自动化的轨道。

新机子投产，需要磨合的地方仍有很多。父亲在豆皮机上加焊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三边闭合的“投放筐”，以防止豆皮堆叠多了变形（这个环节以往需要我或姐姐值守）。他的三板斧彻底解放了我和姐姐，母亲难得不吝夸赞：“屎壳郎推粪球，可算是能干了一回。”

父亲弯腰画豆皮、我惴惴不安剥豆皮的日子，就此结束。

为了填夏季的生意，父亲又购置了年糕机，甚至专门在豆腐房里辟出一块地。年糕除了零售，大部分都被烧烤摊预定。暑假一放，外出读书的大学生陆续回乡，花椒采摘季和庙会也随之而至，流动烧烤摊和炸串店跟着活跃起来，年糕的生意开门红。

到冬天，父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豆腐年糕两手抓。家里之前雇了工，先只雇了一个长工，到冬天忙不过来，父亲便又招来一个短工。越临近年关豆腐房越是忙碌，几台机器一刻不停，人也跟着机器转。

年关给工人开的都是双工资，父亲想多挣钱，继续走薄利多销的老路子。这可苦了我和姐姐，父亲干起活来爱乱发脾气，我也知晓每天工作量巨大，做豆腐每时每刻都需卡时间，这样高度紧绷的状态，是个人都受不了。

进入腊月，事多繁杂，豆腐房不光是往出掏，也得往里进，黄豆、江米、煤炭也得跟上，豆腐房空间小，只能少量多次地拿货，没几个店家愿意送，我和姐姐又成了免费劳力。

一个腊月，我家平均每天要消耗掉300斤黄豆、近400斤江米，这个量对一个家庭作坊来说是产能过强。母亲曾自豪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多人过年要吃咱们做的豆腐、年糕，没有我们这样的人辛勤劳动，别人怎么过好年？社会还怎么转？”

母亲这话，让我对“地球离了谁都转”这句真理第一次感到怀疑。想想也是，要是没了母亲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没了像我家这样的一个个小摊，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活也许会增加诸多不便，少了许多人间的味道。而对于像父母这样的劳动大众来说，人间的味道就是与疲惫生活博弈的热乎气。

小小的豆腐房也被父亲梳理出了一套“人走屋净”制度——做豆腐地面上容易积水，要是不勤加打扫会发馊。幼时我贪玩，安排到我了，我总是甩两下扫把糊弄过去，等到父亲来检查，发现电灯照耀下的一摊摊积水残留，二话不说抄起扫把就是一顿胖揍，藉此我形成了人走灯灭的条件反射。

那时候，我觉得一年真的太漫长了，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长大，或许就能远离豆腐房的喧噪。父母却渴望着更忙碌些、更忙碌些……童年时，我甚至说过希望顾客少点，我就能多休息的“鬼话”，此时，母亲会像看脑瘫儿一样，和其他大人哄笑。哪有嫌挣钱多的？我从未想过自家的生意红火，是母亲的苦心经营；我从未想过挣钱难，常常和姐姐一起闹罢工。

直到一个大雨天在小摊帮工时，我看见街对面站着一排老人，提着竹篮卖自家种的蔬菜，既怕避雨失掉顾客，又怕菜被雨水泡烂，进退不得，可街上空空荡荡，哪有买菜的人？

“一篮子菜才能挣多少钱？雨天菜价贱，农民吃口饭多不容易。”母亲文化浅，但提点我的话总让我刻骨铭心。

“我们虽然忙点累点，可还能挣上钱，人只要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就像你学习一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吃苦。你看看从一颗黄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经过多少道工序，人也是一样，为了过上好日子，得吃多少苦。”母亲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那就和我一样，做一辈子豆腐。”

但我就像一颗总也泡不开的黄豆，笨拙得让人心生怜悯。

家里请的长工阿姨总是换人，好几个干了两三天就叫苦不迭要跑路。其实不怪她们，豆腐房的活儿干起来没完没了，厂子里起码有个节假日，作坊里哪有，活儿多时往往还要耽误她们回家。男工呢，我家既招不来，也招不起——冀城男女工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男工都爱吃烟喝酒，小本生意经不起。

于是我和姐姐就得泡在豆腐房里。现在想想，也不能怪我贪玩，10岁的孩子，你让他像个成熟工人一样干活？

我和姐姐经常边干活边和父亲吵嘴，父亲“大男子主义”，对我们的教育几乎谈不上什么方式方法，绝招就是棍棒。我俩常常因为他口无遮拦撂挑子不干，去小摊找母亲，或者溜出家玩。这样的结果就是回来后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我中学的政治成绩一向很好，大概就因为父亲和我就像那资本家和工人，所以我对马克思批判资本原始积累和剥削有着朴素的情感共鸣。

后来，我们终于招来一个稳定的长工，是一位藏族“阿拉”阿姨。“阿拉”阿姨是经人介绍来的，个高、精干，干活麻利，对我异常的好。她有个比我小4岁的儿子，每当父亲斥骂我时，“阿拉”阿姨就会在一旁给我说好话。

“阿拉”阿姨来了之后，豆腐房的生意轻松多了。我和姐姐并没有把她真当帮工，饭点，“阿拉”阿姨同我们一起吃饭，她有时也会操持做饭。我最喜欢她做的酥肉疙瘩汤，据说这是她老家的一种食物——洗干净的五花肉切小片下锅翻炒，炒酥之后加土豆丁、胡萝卜丁、萝卜片再次煸炒，最后兑进骨头汤；荞麦面掺上小麦粉和面，待汤沸腾后，拿筷子吊出一个个小疙瘩，下进汤里；汤再二次沸腾了，将切好的油菜碎合进去，临出锅时，再撒上几把翠绿鲜亮的蒜苗芫荽沫。吃一碗，一整个冬天胃里都是暖洋洋的。

豆腐新鲜出炉时，散发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和姐姐吃豆腐伤了，但其他豆制品还是爱的，我最爱吃豆油皮。

所谓豆油皮，是熟豆浆在静置过程中，凝聚在表面的一层皮。豆油皮晒干后类似腐竹，但味道却吊打腐竹八条街。一大陶缸豆浆，最多也就能拿三张豆油皮。豆油皮凝成取决于豆浆的浓稠度，磨浆水放得多，豆油皮便凝结不出。这也是判断一锅好豆腐的标准。

豆浆我和姐姐都不怎么喜欢，嫌太浓稠有豆腥味，“阿拉”阿姨倒是非常喜欢。“阿拉”阿姨有一头油亮茂密的黑发，我想肯定和喝豆浆有关系。母亲骂我“山猪吃不来细糠”，想想她说得确实也对。

现在我倒是爱上了豆浆。可外面卖的现磨豆浆，太稀薄没有豆味。自从我家豆腐房停产，我再也喝不上小时候那像奶一样的豆浆了。我曾经嫌弃的，是再也得不到的珍贵。就像在手工作坊时代，人们常常抱怨作坊的低产出高成本。可等工业时代到来，机器取代人工，人们又会怀念起作坊时代的好。

大概是我小升初时，家里靠豆腐房和小摊生意又攒了些积蓄，外债也补得差不多了。母亲起心动念想翻新老房子，父亲看着一院破烂家当，咬了咬牙，说：“翻新不如重盖。”

老房子原是一个小三合院，修豆腐房掘了的小菜园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当时园里有一株葡萄树，父亲拿大锯锯树时，我伤心得坐在门槛上直哭。

母亲打算盖个“小二层”，父亲再咬咬牙，说：“要不再叠一层？”冀城老家有个习俗，谁家房子盖得高，谁家的生活就过得红火。父母都来自农村，父亲老家更偏，坐车得一个钟头，他们俩这些年在县城打拼，免不得成为同乡眼里的焦点。

母亲明白，父亲是想在同乡面前扬眉吐气。穷地方人就这样，先敬罗衣后敬人，母亲过了半响，说：“干脆我们起个四层楼，楼顶做成豆腐房。”

父亲被母亲震住了，这回轮到他沉默了。

母亲说干就干、大干特干，东挪西凑地借钱。自此，我们一家，豆腐房、小摊，工地，三头忙活。为了省钱，晚上父亲带着我们自己当小工，挑砖、搅沙子、推倒旧屋、挑完整的青砖红砖……

新家就这样一点点地支棱起来，豆腐房也扎在了新房的四楼。日子风风火火，父母的同乡们来我家买货时，一听我家盖了新房子，四层，都惊呼起来，而在之前，他们总是调笑嘲讽父亲。

在城里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件事让父亲自尊心爆棚。那段日子是家里最欢快的时光。父亲难得温和下来，蹲家里修修补补，忙里偷闲时，会站在各个角落打望新房，眉眼里皆难掩光彩，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如愿和骄傲。

2019年，母亲的小摊被取缔后，家里的豆腐生意也跟着转让出去了，那几台曾承载我们一家“黄金十年”的机器，也一并转让了。姐姐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入伍的前一个冬天，我还在家里豆腐房打下手呢。

从2006年至2019年，整整13年的奋斗史。我家的豆腐房，也成为了冀城里正逐渐消亡的手工作坊之一。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激荡，对小城来说，不过是时代发展中一朵浪花。

靠着豆腐房，我们一家脱贫奔小康，尽管没能富有，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门手艺，我们才得以温饱、体面的生活。母亲总以为她的“傻儿子”以后要接老子的班，做豆腐、卖豆腐，不承想，这生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

因着给豆腐房帮工，我和姐姐的寒暑假作业从没有做过，开学前一周才疯狂抄一抄，家庭作业也一样，这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高二。姐姐聪慧，成绩照样名列前茅；我则在班级里吊车尾，成了一个标准的差生。小摊和豆腐房，构成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如今，被一一割舍，我真的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仿佛活了两次。

对于豆腐房，我始终含着一股复杂的情愫，掺杂着对父亲的埋怨、童年生活的疲惫，我偶尔脑子里会闪回，在西北冬夜里磨豆子、烧锅炉、做豆皮的浮光。我犹记得那时候姐姐也馋嘴，我俩将土豆、红薯埋进炉灰，煨熟后，在忙碌间隙分吃这份美味。有一次，我甚至在炉灰里埋进两个鸡蛋，想以此收获两个喷香的烤鸡蛋，结果因为忙碌，心心念念的烤鸡蛋最后被炙烤成了焦炭。

家里不再做豆腐后，我头一次吃上了从超市里买来的豆腐，总觉得味道不对。我时不时和姐姐开玩笑，说要是论做豆腐，没人能比我更能堪称“老师傅”了，豆腐的品质优劣，我一抿便知。

不过在此之后，我也永远找不回记忆中的味道了。那味道中浓缩着一个家庭作坊的激荡，一整个县城作坊时代的记忆锚点。而浪头打过，一切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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