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丈夫，在争抢我孩子的冠姓权 | 人间

在这场冠姓权的斗争中，自始至终，都是父权与夫权同时以我的婚姻作为工具来博弈，我成了那个无法发出声音的牺牲品。母亲站在父权一边，孩子父亲的名字一时成为我原生家庭的禁忌。

配图 | 《都挺好》剧照

35岁这一年，我迎来了自己的中年叛逆，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我的母亲。

“孩子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做，不要总是跟在后面啰啰嗦嗦。”

“这些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我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你别说这些了，我听着心烦，一点用都没有。”

“乱就让它乱着去，你不要再管了，这是我自己的房间。”我关上房门，再一次将拿着拖把，站在门口絮叨的母亲隔在外面。

这时的母亲，无论是她对孩子还是对我的所有关注，都会以这种方式终结，对我自己而言，这该算作自我的觉醒。但这种觉醒让母亲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好女儿突然之间满身是刺地冲向她，刺痛她。

母亲有四个女儿，我排行老三。

母亲是家里不受欢迎的那个女儿，我也是；母亲是那个受尽婆家冷眼与丈夫轻视的儿媳，我是用命运去讨好父母的那个女儿。

母亲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外婆的第二个女儿。在她之后，外婆又生了小姨，所以嫌她没带来一个弟弟。而在小姨之后到来的舅舅，在外婆眼里，就完全是小姨的功劳了。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家里的白面先是紧着外公和舅舅，然后是小姨，至于我母亲和大姨，就只有看着的份。母亲总会因此生气，起冲突，外婆也就更不喜欢她了。这是母亲向我们永恒谈论的话题之一。

另一个主题便是她结婚后，公婆凶恶，丈夫懦弱。母亲与爷爷奶奶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是在连生几个女儿被强制做了结扎手术之后，爷爷奶奶誓要赶母亲出门替父亲重娶。母亲竭力抗争，最终在这个家站稳脚跟。

80年代，母亲出嫁、生女；90年代伊始，父亲被招去煤矿做工人，同一年，妹妹出生，母亲被结扎。至此，母亲生儿子的希望完全破灭。

我出生于1988年，在我出世之前，母亲一直觉得自己会生一个儿子。临生产，除了父亲，母亲没有通知任何人，结果生下来之后还是女儿。母亲要借此翻身的希望破灭之后，她陷入了巨大的失望中，她和父亲没有将我出生的消息告诉家里人。直到一天过后，听到小孩的哭声，与母亲一墙之隔的奶奶才知道我出生了，成了这个家的第三个女儿。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也许是迫于生存压力，母亲一直很难亲近，我俩温情的时光极其稀少。唯记得的是，七八岁的光景，母亲早起挑水的路上捡回两个冻橘子。那是冬天，橘子冻得如同石头，但母亲递给我们时，脸上难掩喜悦。我们吃掉橘子。而这两个捡来的橘子，成了母亲辛劳不易的具象化载体，让我充满了对母亲难以言表的亏欠。后来的很多的日子里，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想尽办法让母亲开心。我认真学习，懂事听话，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为一家人做饭。

面对生活的困窘，母亲最重要的发泄方式就是咒骂，尤其是涉及钱的时候。

我高二那年，为了少交书费，我选择不要新书，而是用姐姐的旧书。但一开始交学费的时候，我连同书费一起交给了老师。母亲知道后，逼我把新书还给老师，然后把钱要回来。我把书还给了老师，但钱没有要回来。

某个下着大雨的中午，得知书费依然没有要回来，隔着窗户，母亲的咒骂此起彼伏。我忘了她具体骂的什么，只记得当时一口饭吃到嘴里再难以下咽的堵塞感。蹚着泥泞，淋着雨，我饿着肚子去了学校。我自责不已，对母亲充满畏惧与愧疚。

那个时候，我并不确定地知道母亲是否爱我，但我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和抚慰。

20多年前的农村都是蹲厕，水泥地板上堆满灰尘和鸡粪，我上完厕所起身时，因为低血糖栽倒在地。母亲在一旁咒骂说我笨，我忍着不回一句嘴。而卷在长头发里的鸡粪味儿，和泪水一起成为在那个成长时期最苦涩的味道。

当然，母亲是辛苦的，这点毋庸置疑。

我出生不久，奶奶带大姐跟随爷爷去矿区生活。爷爷是老一代的煤矿工人，他安排父亲参加煤矿招工。1990年妹妹出生，同年父亲被招工到煤矿成了一名水暖工。从那之后，我们姐妹三人的养育和家里家外田间地头的所有活都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 。

父亲一年回家两次，农历三月，种洋芋的时候回家待一个月，到八月份收洋芋时，再回家一个月。收完洋芋种上小麦，父亲便离家，再待到来年三月。剩下的日子，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 

我们姐妹长大一点后，就跟随母亲上地干活。在西部农村地区，割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辛苦的劳作，但父亲这个时候回不了家。六月，我们仨跟着母亲一起收麦子，从割麦到麦粒出场，最艰难的是用木架子车将麦子从地里拉回到打麦场。家里没有男性劳力，母亲就要请求别人的帮助，这期间的冷眼流言自不必说。有一年，母亲在帮人扛车时用力过度，最后累到吐血。

我渴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把她从如此沉重的辛劳中拯救出来。

母亲没有儿子，在闭塞的乡村，这个事实成为一个巨大的创口充斥着她的前半生。外婆去世下葬，依照习俗，儿女都要顶灵。但因为没有生儿子，母亲被她母家的叔父阻止顶灵。当母亲痛哭着说出这些事的时候，未来像一团巨大的伤疤，覆盖了还是小女孩的我对人生的选择。

“那是我的娘啊！就因为没儿子，我就不能给她顶灵。”母亲说着这些话，然后哇哇大哭。

这个画面一直揪着我的心，即使当时的我无法理解所谓的“无后”究竟能有什么意义。但从那时起，我对爱情的期许就是有一个人，愿意与我支撑起我的家庭，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顶起这个家的门户”。那年，我17岁。

日子一天天改善，父母也着手翻修家里的旧房子。父亲干活干累的时候，会责备母亲没有把大姐生成儿子。母亲心有不快，但是她从不会在父亲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使她对父亲有很大的怨恨。她自己从心底也觉得，没有生出儿子是对这个家的亏欠，是她命不好。命不好，是我们这个地方对生女儿多的家庭的定义。而头胎生儿子以及多生儿子，被定义为“命大”。

母亲总会向我们姐妹说起对父亲的旧怨，比如在她生完妹妹后，父亲把外婆带给她补身子的白糖和鸡蛋自顾自吃完；在有人想要抱养妹妹的时候，父亲想把妹妹送出去。在她的哭诉中，我们会怨恨父亲，也会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我们四姐妹曾经都有过一个执念——如果我是个儿子该多好。

大学前三年，我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在这期间，我也向母亲承诺，我不会外嫁，我会找一个人做上门女婿。不到20岁的年纪，在对爱情没有任何实际触碰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献祭自己婚姻的决定。

大四那年，爱情出现了，与爱人同时出现的，还有因爱而许诺愿意入赘的诺言。

认识爱人那年，我21岁，他23岁。当时他是一个腼腆的人，恋爱之后，我介绍他和我朋友见面，他都会脸红。后来，我和他说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姐姐已经出嫁，另一个姐姐也定好了出嫁的日子，妹妹太小，只有我，最适合留在父母身边。那时他出于疼惜，也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会有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对于他来说，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所以，他主动说，以后我们结婚，如果生儿子就跟我姓，生女儿跟他姓。

爱人父亲在他上初中时受伤瘫痪，在他刚上大学那一年去世了。他父亲生前也是教师，所以他对教师这个行业也有特殊的感情。此外，虽然同在农村，我的学历比他高，家庭条件也比他好一些，再加上还不错的外形条件，都促使还很年轻的他做出入赘这一选择。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时的我很感激他，也对他因为爱我愿意入赘有很强的亏欠感。

除了我主动承诺不会出嫁要留在父母身边，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正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姐从小是由奶奶带，和父亲在煤矿区长大，15岁才回到母亲身边。当她谈了恋爱，朋友告诉她作为老大她可能需要留在家里时，她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二姐则选择逃避，最早结婚外嫁。

我始终是那个最听话懂事孝顺的好女儿，那时，在我的认知里，所有的女儿都外嫁，对父母是最严重的打击，我不能让他们遭遇这种打击。尤其是母亲，我要成为她的依靠，让她不再恐惧外界的嘲笑，不必担忧后半生无人可依。

我上班后，谈及婚事，我和对象各自都默认了入赘这种形式。母亲会在外说，是我男友主动提起往后生儿子跟我姓的事情。在别人的恭维中，她说自己不会为难女儿，是孩子选择留在她身边。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那时候的我觉得，只要能让母亲满意，我自己的生活幸福不幸福都不重要。

我们四姐妹大学毕业后，都进入我们县的事业单位。在我们相继上班后，母亲的自尊也开始慢慢生长。大姐和二姐相继出嫁，虽然她们都嫁在本县，离家不远，但父母觉得她们已经成了别人家的人。这时的母亲，投诸在我身上的期待，以一种诡异而可怜的形式呈现出来。

一次，母亲在市场给外公挑选完衣服后，我付了钱。店老板问母亲，这是女儿还是儿媳，母亲抢先回答：“是儿媳……”在店老板的艳羡与赞叹中，母亲以一个婆婆的身份向听众虚构着她从未经历过的婆媳相处之道。

“做大人的，要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能帮娃娃的时候就帮，不能帮了就少说几句话。”

“不要干涉孩子的事情，只要人家两个人过得好就行了。”

“人家女儿嫁到自己家，都还是小孩子，做大人的要能容人。”

在她的故事里，她是那么完美的一个婆婆，她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时，作为女儿的我是不存在的。整个过程，让我失语尴尬，却又满心怜悯。

也是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比起一个让人称赞的女儿，母亲更愿意有一个让人认可的儿媳。我内心的那个小女孩默默地对自己说：如果她觉得将我当成儿媳，能够让她更好受一点，我也可以在她需要时扮演她的好儿媳。按照她需要的剧情，在一个好女儿和好儿媳之间不停变换，只希望能填补她心中那个没生儿子的创口。

在这个过程中，我高估了自己的背负能力，低估了婚姻的复杂性，更是完全地将“我自己”牢牢地捆绑在母亲的创口上，试图去安抚、填补它。2014年元月，我进入婚姻，年底生下儿子，按母亲的希望，儿子随我姓。那一刻，那种自我献祭般的崇高感，让我又满怀深情地怜悯自己。

我结婚后，身边的人在母亲面前称呼我爱人的时候都称作“你儿子、你后人”，母亲很喜欢这种称呼，我能看到她发自内心觉得高兴。我也会因此觉得欣然，但我忽视了另一个人——我的丈夫。

母亲最想要的儿子，毕竟不是她自己亲生的。她也不是爱人真正的血亲妈妈，爱人那边亲戚来我家，母亲会表现出明显的厌烦情绪，她会躲出去，让我和爱人招呼。爱人因此向我表达不满时，我会替母亲辩解。爱人对人情往来非常在乎，再加上因入赘分外敏感，他因母亲送他舅舅没有走出大门口，就和我大吵一架，并说出自己在我们家不如一条狗这样的话。

有一年，爱人的母亲和弟弟来我家，我母亲因为要照顾孩子也不愿招呼。我一个人迎来送往，招呼接待。恰好，那个时候智齿发炎，我无暇顾及自己，最后半边脸肿成馒头样，智齿发炎化脓。医生说，“再晚一点治疗的话，脸会直接烂掉。”

母亲觉得是爱人的家人拖累了我，我太重视爱人的家人，耽误了自己的病情。爱人也不满，他觉得我没有向单位请假全心陪伴他的母亲和弟弟一家。

婚后，我和爱人一直是异地。2016年年底，他去深圳做工程类行业，我一直留在甘肃老家当老师。刚开始，他两个月回家一趟。次年，他考上工程师证之后带项目，收入变多，也越来越忙，半年回来一两趟。

2018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跟爱人姓。

其实，儿子刚出生时，爱人就提出，还是想让孩子跟他姓。我父亲没有同意。爱人去给孩子上户口，最终还是随了我的姓。后来他说，他有过犹豫，但想到我和我的家人，最终还是选择没有随自己的姓。

儿子一天天长大，爱人在叫他的时候，从来不会称呼他带姓的全名。有他在身边的时候，我和母亲也只称孩子的小名。

2021年，爱人又提出儿子改跟他姓。他说，随着孩子的长大，儿子不和自己一个姓，让他在外人面前对孩子的姓名难以启齿。有一回，他弟弟来家，称我儿子全名时，加了爱人的姓。弟弟意识到后，一下子改了好几次口，最终称了孩子的小名，爱人脸色通红之后，旋即变得阴沉。

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意识到儿子随我姓这件事，丈夫是极度排斥的。孩子慢慢长大后，他都极力避免可能称呼儿子姓名的场合。外出会友，也因为怕别人问及孩子的名字，从来不带儿子去；女儿长大后，会带姓称呼哥哥全名，对此，他也是一力阻拦，尤其要面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时，事先总会嘱咐女儿只能叫哥哥，不能叫名字。

当我明确看到孩子的姓会影响我们小家的稳定时，孩子姓什么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我赞同他给儿子改姓的决定，但是他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提出来和我父亲商量。他逼迫我让我和父母摊牌，但面对父母，我实在说不出口。

在争吵中，我说这是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不能总把我推出去，需要他自己解决。

后来，他自己打电话给父亲说这件事。父亲电话响起，我知道是他，父亲接起电话时，一碗面条刚端上餐桌，一通电话后，那天的面条没人咽得下去，全部倒掉。

这事如核爆一样冲击到了我的原生家庭。爱人以离婚威胁，他把微信编好，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和想法，然后发给我，我再发给父亲。父亲又把信息发给我的姐妹，姐妹们又一个个给我发微信，大段大段的长信息。

大姐说婚姻好的时候确实好，但变的时候也确实是变了，在爱人当初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家能同意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上门这件事，他考上工程师收入高了就变心，是不负责任。二姐说心疼我，原本入赘这条路应该是她走的，爱人是一个好娃娃，但父母确实也不容易。小妹指责爱人的膨胀，说他因为我脾气好，好拿捏就PUA我，无论对我还是对孩子，他都没有尽到责任，是我全部的家人一力支持我，我一力支持他，他才能有现在的成就。

父母毫不让步，父亲说改姓是不可能的，要离就离了。母亲说离了让他再找，让他试一试经营一家人有多么不易。

母亲细数她为孩子的付出，如何精心照料，如何知冷知热，生病了如何担惊受怕；又指责爱人是如何不讲信用如何拿捏我，我又是怎样的软弱好欺……如果改了孩子的姓，她所有的付出就白费了，她只是在替别人家养孩子。母亲因此事吃了很久治疗心脏病的药，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愧疚，觉得是我的问题才导致这样的局面，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让她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临近2021年的中秋节。中秋节那天，我们姐妹一起吃饭，我无法敞开去聊这件事，只能压在心里。我喝了很多的酒，在床上躺了两天。去理发店洗头，闭上眼睛，眼泪一直不停地从眼角流出，洗头小哥会拿纸巾擦掉。

现实的痛苦促使我开始看见自己，在女儿和妻子的外壳下，那个一直蜷缩的我，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孩子改姓这件事导致了我婚姻最大的裂隙，这次风波让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婚姻。

在这场冠姓权的斗争中，自始至终，都是父权与夫权同时以我的婚姻作为工具来博弈，我成了那个无法发出声音的牺牲品。母亲站在父权一边，孩子父亲的名字一时成为我原生家庭的禁忌。

直到婚姻真的出现问题之后，我才看到了自己一直不曾发觉，也不曾在乎的自我生命被蚕食与圈禁的愤怒。

在这之后，与母亲的相处，也让我觉得窒息而痛苦，我开始无所顾忌地顶撞她、排斥她、喝止她。我拒绝她给我盛饭，即使她盛出来我也会倒掉，自己盛；原来事事要汇报请示，现在什么都不想和她说，因病去医院输液没有按时回家，我没有事先告诉她并拒接她的电话，最终回家的途中碰到她安排出来找我的父亲的时候，内心的堵塞感，让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曾是那个被伤害被轻视的人，她一再拉着我们姐妹进入她的受害者剧情，她抱怨父亲的不体贴不关心，抱怨爷爷奶奶的偏心眼，控诉自己因为生了四个女儿受到的所有歧视与嘲笑。她用生命将“生而为女，我不配得到”的谶语像钢印一样烙进我们的思想。这种思想之下，我们在最初进入婚姻的时候，会做的只有对夫权完全的畏惧与臣服。

大姐高中恋爱，到婚后一味隐忍，丈夫嗜赌嗜酒，不务正业。怀孕时，她大着肚子半夜去赌场寻人，坐月子时，求助公婆去寻人，生下孩子后，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去寻人。最终离婚。

二姐生孩子坐月子期间，头胎生了女儿，嫌弃的除了婆家人，还有我父亲。她自己的工资卡被丈夫卡在手里，花自己挣的钱还要受尽冷眼与奚落。最初，她也只会忍耐讨好，经历了无数的抗争后，才把自己的工资卡拿回来。

小妹从小就被母亲当成精神上的儿子养，母亲给她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在听到别人误称小妹是个儿子的时候，她不会纠正，反而乐在其中。所以小妹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在她的成长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模糊的。在她成年后，有近十年的时间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我因为入赘对孩子父亲有亏欠感，所有的事情都以他为先。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我也会把大部分的钱给他母亲，连我生孩子医保报销的钱，我都让他拿去给他弟弟还债。

到改姓这件事，我依然以他的需要为重，但他还是把这段婚姻中对入赘这条路的不满，转化成对我的攻击。他会说出“你能和人家比吗，人家就可以在我弟面前叫嚣”。这里的“人家”是他弟弟的妻子，生了跟他们家姓的儿子，我们之间任何事情的争吵最终都会落在“我就是个上门汉，活该被瞧不起”上。

这样的婚姻，越来越痛苦。

儿子的姓最终没有改成。孩子父亲再一次因改姓的事情埋怨我父母的时候，我提出我们自己改，不再询问父母的意见。后来，我配合办理了所有改姓需要的手续，但因为之前儿子名字太难写，改过字，所以，派出所的审核系统无法通过。孩子父亲走关系打听，最终确认改不了之后，他提出再生一个跟他姓的儿子。

“万一怀不上呢？”

“万一怀上生出来还是女儿呢？”

“我已经剖宫产两次了，再生肯定得继续剖，大龄产妇有风险怎么办呢？”

他说，吃药，去医院做检查，调理身体，多回家增加在一起的时间，次数多了，总会怀上。怀上之后可以孕早期去香港验血，如果是女儿就不要，是儿子就留下。

每次他回家都是算好我的排卵时间，这样备孕两年多，一直没怀上。在我心底，压根不想再生孩子，更无法接受查性别然后流女胎这种事，但我做不到和他在这件事情上抗争。我自己默认，我就是欠一个跟他姓的儿子。

后来我们开始考虑做人工辅助生殖，先是在2022年7月做了一次人工授精。失败后，他说等我把这届高三带毕业，那个暑假直接做试管，这期间，先自己试。

2022年10月，我发现他出轨，挣扎崩溃后，没有离婚。但少女时代对婚姻与爱最初的憧憬破灭，原生的那个我被婚姻的变故也完全击垮。它摧毁了那个事事以父母为先，事事都想让父母满意的我，也摧毁了时时都想自证作为女儿可以做到一个儿子能做到的事，甚至比一个儿子还要做得好的“我”。

婚姻带来的直接创伤，触发了我的自救意识，我选择做心理咨询疗愈自己，又通过心理咨询接触了心理学，然后一直自学。一边学习，一边不断地推着婚姻生活中情绪的巨石一步一步向上攀去，然后又眼睁睁看着它滚落，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样子也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看到自己之后，我的内心生出一些力量，这些力量让我想到了一种可能——逃离自己“苦命母亲好女儿”的身份。

34岁那年，我开始想到可以把自己从与父母的生活中剥离的时候，我充满了负罪感与背叛的羞耻感。这种罪感让我无法喘息，让我只想逃离，逃离他们的不解、追问。

2023年报名参加深圳教师招考，这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向父母开口。备考时学习的快感以及对未知的期许让我暂时地放下这些心里的负担。一直到临考试去机场的前一天，我准备好行李告诉父母我要去考深圳的教师。

母亲脸色阴沉没说一句话，父亲忐忑不安，叹着长气问我如果考上怎么办。我笑说，考上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真考上，我就去深圳……父亲脸色更沉，问我，现在这一切，你都要扔下吗？是啊，在这个西部小县城里，我有熟悉的圈子，在全县最大的学校，做我热爱的工作，带出了最优秀的学生。

但逃离母亲的渴望和想结束异地婚姻的尝试，让我毅然决定出发，到飞机场后，看到无限广阔的天地，被罪感封固的内心，裂开了一道光明的缝隙。

那个在心底忠诚于父母的小女孩，从缝隙中缓步走来，可是，她还是一直被恐惧与内疚包裹，她瑟瑟缩缩地想要听到母亲说：孩子，你没有抛弃我们，去追寻你想要的生活吧！这么多年，做出所有决定之前，先要征得母亲的许可的我，终于认识到要这种模式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我打破的。

备考到考试的过程，给予了我前所未有的希望，生命突然有了另外的选择让我备受鼓舞，我非常努力地复习考试。报考了深圳中山大学附属学校，笔试成绩是第一名，并且比第二名高出很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快乐，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这样的我也不那么糟糕。

我志得意满地准备面试，没想到在资格审核环节出了问题。审核需要5年的社保缴纳记录，我在体制内工作十多年，社保一直缴纳，但因为县城落后的社保系统，录入的缴纳信息只有两年的记录，也只能打出两年的信息，最终因此被刷，没能进入面试。

当确定这次尝试无望之后，我的内心达到了另外的平衡，我努力尝试过了，尽力去做过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我在这些尝试中明白了，需要我背负的，只有我自己的命运。

最终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县城，继续干自己的工作，依然和母亲住在一起，囿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想要的逃离在物理层面，并没有实现。而婚姻，依旧在濒临破碎与备孕生三胎的夹缝里存续着。除了逃离父母，参加深圳教师招考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生三胎，我必须得结束异地的婚姻生活。而结束异地，只有我自己做出努力，因为孩子父亲并没有这一意向。2023年底，我再次发现他的婚外情关系一直都在持续。

最终，我选择离婚。

离婚的事是我推进的，孩子父亲配合办手续。

所有手续办好之后，我把结果告诉了父母。我婚姻的失败给父母的打击很大，尤其是母亲，突然之间苍老了许多，我只告诉了她结果和大概的原因，并要求她不要追问，也不要在孩子面前抱怨指责他们的父亲。

婚姻破裂让我没有力气关注除了孩子之外的任何人，对母亲的不满也就这样散去了。

我不再对抗她，也不想亲近她。她默默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躲避她想安慰和关怀的意图。但她对我和孩子日常生活的照顾，又让我心里觉得安稳。

她想帮助我做些什么，又怕自己给我添了负担。

女儿要上小学的这个暑假，在给孩子洗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手机视频上拼读汉字的声音。我在卫生间里，听到“大山”“石头”反复诵读的声音。洗完出去，母亲还在看着手机，恰好读到“猜”字，看到我出来，她迅速把它划过去了。那是一个写在米字格里带着拼音的汉字，“c-ai---cai”，视频里的声音读着。

目不识丁的母亲在学着认字，但并不想被我看见。后来，她会和女儿一起认一些字，女儿还会嘲笑她读得难听。她大声笑的时候，我能看到她空荡荡的牙床。

面对生活中的新事物，她显得笨拙无措，使用智能手机，弹窗出来关不掉，她会特别紧张地向我求助。有一次，她使用洗衣机，时间结束后洗衣机停不下来，她不知所措，非常紧张地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先拔掉电源，等我回家再看。

我回家，简单处理之后，洗衣机可以正常运行，但她还是很紧张，直说不用洗衣机了，要自己用手拧。我调好洗衣机，衣服脱水结束之后她才放心。然后，她告诉我，中午洗衣机不停她有多着急，又自责说，她应该在第一遍停下的时候就直接把衣服拿出来。

她一遍遍说自己笨自己怕的时候，是一个无助而又苍老的女人。

她的情感越来越脆弱，尤其是涉及我们姐妹和孩子，简单的头疼脑热，都会让她恐慌；因为我们的老师身份，听到别人骂老师，她会愤怒好久；与我相关的不好的梦境，都会让她非常不安。当做了我陷进泥里要被水冲走，她怎么拉也拉不出来的梦之后，她好几天不敢睡觉。

小妹说，她问母亲我肚子上剖腹产的刀口恢复得怎么样了，刚问出来，母亲就泪流不止，说她不敢问，也不敢看。

后来她的打工经历，又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母亲。

她在家附近的烧烤店打工，一天挣了近200元。在此之前，她没有如此轻松地赚过钱。她并没有把自己挣到钱的事情告诉其他人。给我说起的时候，还有一些羞涩，但是她也很自豪。她说到了自己在干活时的细心和讲究，也说了老板对她的肯定和感谢。

在她兴奋的讲述中，我心底升起一些温暖的酸涩。在她近60年的人生里，她从最在乎的人那里获得过多少真诚的赞美和认可呢？我对她说，只要你觉得高兴，想做什么就去做。

我发现，母亲的生活能有独属于她自己的乐趣，也是我非常渴望的。

至此，我们的生命不再相互纠缠索取抱怨，我们依然互相倚靠。我不再以一个受伤的女儿的身份去她那里寻求安慰和认可，而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去理解另一个曾经受尽轻视、现在日渐衰老的女人。也终于体会到，我和母亲的关系，最终其实也是我和自己的关系，当我不再苛求自己成为一个母亲想要那种女儿的时候，我也不再期待她成为我想要的那种母亲。

从“好女儿”的身份中出走之后，我才看到了生命本身的样子，宽广而绵长。

编辑 |  森芒       实习 | 春晓

木  木

35+中年妇女，西部县城高中班主任，语文老师。不间断读书，但杂而浅；时常记录，内容仅自己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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