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失控的“表哥”眼里充了血，他忽然转过头，几乎带着哭腔：“我那么信任你，当你是妹妹一样，你却害我！”
几天前，几个朋友小聚，谈起暗访地沟油后突然暴死街头的那个李姓记者，感叹他做了有益之事却落得这个结局，而且那么年轻，真是可惜。一朋友惋惜之余对我说：“我羡慕你们记者，可是，你不要去做这样的采访，这社会，没人给伸张正义的人保障。”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突然一阵隐痛，轻轻地告诉他们，十五年前，我就做过这样的一期采访，而且最后被发现了，差点丢了性命。
他们大睁着眼睛，让我讲讲那段经历，打开回忆的闸门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但在那样的氛围下，还是将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抻出来，放在阳光下晒晒。
● ● ●
那是我加盟某著名电视台打假栏目之后做的第二期节目。选题是当地刑警队的朋友星星（化名）提供的。
星星曾经是我做政法新闻时的采访对象，接触多了，慢慢成了朋友。
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刑警。那次我们通话时，他刚从外地抓捕回来，连续突击审讯犯人好几天，嗓子都是哑的。我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新闻线索，他说，刑警队旁边的山坡有一户民宅，整天大门紧闭，里面不时飘出一股恶臭，据说是做地沟油的。具体是不是也不能确定。“要不你来看看？那个院里养了好几条恶狗，很危险，要注意安全。”
十五年前，地沟油在公众那里还是比较陌生的词，对于记者而言则是让人兴奋的题目。栏目组领导安排了男同事阿伯和我一起去，为了保证采访顺利，我们假扮成了夫妻。
那个疑似造假窝点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墙高筑，上面布满了铁丝网，四周是一片荒地，两公里外是某刑警队的驻地。院子终日大门紧闭，显得很神秘。因为里面时常散发出臭气，不知地沟油为何物的附近村民传言，那是一个垃圾加工厂。
那是十月的一个午后，天气燥热，东部某市正是秋老虎横行的时候。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现场。我和搭档阿伯刚靠近院墙，里面就传来了疯狂的狗叫声。天生怕狗的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大门“吱扭”打开了一条缝，一个中年男人从里面探出头，匆匆张望一下，“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接着几声呵斥，里面的狗很快安静了下来。
我和阿伯假装闲逛，围着院子转了一圈，高墙、铁丝网和看门狗，筑成一个森严的壁垒，怎么突破？我们坐到不远处的土坡上，汗流浃背，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了一趟，躲在一个树荫下观察了很久，也不见大门打开。在我们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老头儿走了出来，将大门半开，在屋前的空地上收拾一些杂物。
我想都没想，几个健步就冲了过去：“叔叔好！”我故作天真、且热情洋溢。老头儿憨憨地笑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回走。我和阿伯没等他反应过来，也跟着挤进了大门。顺着狗的狂叫声望去，四只凶猛的藏獒拼命地想挣脱铁锁，把我们撕成碎块。它们虽然被粗重的铁链子拴在大门两侧的铁笼子里，但那疯狂的气势，还是让人心惊胆寒。我下意识地躲在了老头儿的身后。
我告诉老人，我们也是生意人，听说这里做的油很便宜，想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他努努嘴，指向在一间敞着门的房间里忙碌的女人：“她是老板娘，你得找她。”
我立即过去套近乎，那女人面无表情地审视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我指着阿伯说：“这是我老公。”
她仍然没反应，把我们晾在一边继续干着活。
我和阿伯无奈回到院子里，那位老人正蹲在一个池子边忙活着。偌大的池子里，正咕咚咕咚地发酵着满满的泔水，里面的剩菜剩饭在秋日的阳光照射下，发出刺鼻的味道，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这是在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买便宜的油吗？便宜油就是用这些东西一道程序一道程序加工出来的。”
阿伯一声没吭，用隐形摄像机偷拍了一些镜头，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很快告别。
我暗暗告诫自己，沉住气，这是条大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千万不能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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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住处的路上，我决定把老板娘作为突破口，并在脑子里飞快地制定了几个方案，准备一个一个尝试。对于搞定一个女人，我很有信心。
我径直去了商店，花100多块钱买了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巾，这是我的“糖衣炮弹”，用来“轰炸”那个女人。
第三次去的时候，正巧大门开着，老头出出进进地运着垃圾。也算是熟人了，他根本没有拦我们的意思。老板娘也在院子里，看见我们，马上背过了身。
我径直走向她，没话找话，她仍是一声不吭。我从包里掏出那条彩色的丝巾递过去：“嫂子，送给你的。”
她眼睛一亮，下意识地在衣襟上擦了一下湿漉漉的手，马上又把手缩了回去。
我把丝巾顺势搭在了她的脖子上，以很诚恳的语气说：“嫂子，我们刚结婚不久，日子很拮据，现在赚钱太不容易了，听说做这个生意比较赚钱，所以才冒昧地跑来找你，希望你一定帮帮我们，您也从我们这个时候过来的，等我们赚了钱，我不会忘记嫂子的。”
我的演技还可以，语气也真挚、诚恳。但多年后想起这一幕，我总会脸红。她笑了，把围巾在脖子上很自然地绕了一圈：“没事的，都不容易。”
她告诉我们，她这里生产的油都有固定的买家，而且她老公交代过，不和陌生人做生意。他老公去外地送货去了，但她不能不听他的话。她介绍说，某市的一个朋友，这个生意比他们做得大，可以介绍给我。
我当即要了她朋友的电话号码，“嫂子，您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到时候我就说我是您的表妹，这样您的朋友看在您的面子上，也会尽心尽力地帮我，行吗？”
她欣然应允，找了张皱巴巴的废纸片，写了名字和电话号码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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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他们家大门时，回头望去，她还在美美地欣赏脖子上的丝巾。当时有点心酸，感叹人——尤其是女人——太容易受物质的诱惑，也因此给自己带来了诸多的麻烦。
我给某市的王姓老板打电话，因为是“熟人”介绍，他完全放弃了戒备之心，热情地表示一定到长途汽车站去接我们。
长途车进站的时候，透过车窗，尽管从未谋面，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三十多岁，身材矮胖，腋下夹着那个年代小老板特有的公文包，正一条腿撑在地上，另一条腿将脚尖翘起来，有节奏地晃动着。
见到我们，他超乎寻常的热情。“走，咱有车，我开车来的。”那时候，家用轿车还很少，桑塔纳轿车，几乎是一些小暴发户的标配，他的白色桑塔纳尽管脏兮兮的，却仍给了他一种显贵的骄傲。
晚饭饭桌上，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边嚼着饭菜，边口若悬河地讲着自己的生意经。这类人，艰辛的发家史永远是他们最值得炫耀的履历。当然，山东人的豪爽和热情，即便是造假分子，也毫不逊色。
我知道自己很“嫩”，缺乏生意人的江湖气，怕引起他怀疑，酒桌上谎称自己和阿伯是大学同学，刚毕业，工作一直不理想，挣得较少，这才想出来自己做买卖。
“我说呢！看着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一口干掉一杯酒，唾沫星子四溅“我这辈子没文化，特别羡慕有文化的人，也愿意和有文化的人交朋友。”
阿伯性格内向，整个过程很拘谨。但却一杯一杯地陪着他喝酒，为了做成节目，也是拼了。
酒过三巡，那老板兴致更高：“你们刚开始做，什么都不懂，我可以分文不收地先帮你们把加工厂做起来。”他甚至表示，前面的资金可以帮忙垫付。“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我的亲妹妹了，哥能做的一定帮忙。”
我虚伪地当即称呼他表哥。看得出，我胡编乱造的每一句话，他完全当了真，一心一意想帮我们改变经济状况，和他一样迅速“富”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地沟油的全部制作过程。
“表哥”告诉我们，他们的地沟油加工，基本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即产供销一条龙。很多加工好的地沟油，甚至被贴上各种名牌油的标签，进入了各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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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了解到，所谓地沟油，主要有这样几个来源：厨房老油（如餐饮企业炸过的油），油烟机回流的油;下水道的泔水油;屠宰场的动物油。收地沟油的人走街串巷，将这些油集中后，送到一些家庭作坊，进行蒸煮，去除杂物，然后沉淀、挤压、过滤、取油。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种油通常由某类专业公司收购，作为肥皂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地沟油是酸臭的，颜色也不好，专业公司在加工成化工产品的时候，不同于家庭作坊，会进行脱臭、脱色、脱酸等环节的操作。
“地沟油”是一种质量极差、极不卫生的非食用油。食用“地沟油”，有可能破坏人的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它也是一种致癌因素。国家相关法律是严禁“地沟油”进入食用油领域的。
生意场上的“表哥”管不了这么多，他的世界里只有钱，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在他的现实生活圈，“表哥”朋友很多，他是一个真挚、豪爽、义气的人，亲友邻居们有事找他帮忙，他几乎从不拒绝，很多时候，恍惚间，我几次忘记他是个造假分子。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表哥”从未对我们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听我介绍说阿伯性格内向，他回了一句“没事”。之后真的完全不再理会阿伯做什么。我“老公”的闲逛和偷拍由此变得非常顺利。
十几天下来，前期的铺垫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该拍更贴近生产场景的镜头了。阿伯突然说，他要先回趟北京，过几天再来拍。我是个极其容易合作的人，也没问为什么，想着也不差那么几天，就和他一起回了北京。
再次准备出发前，阿伯突然提出，再带一个组里的摄像出来，是肥胖的北京人老刘。在我的印象里，老刘做摄像多年，经验不缺，就是太圆滑，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自然也不愿意让他介入这次采访，但因为我刚进组里不久，不愿意破坏同事关系，只好答应下来。
事实证明了我对老刘的判断。后来的合作中，因为怕危险，他曾多次在一个做假药的老头面前故意暴露，甚至进行提醒、暗示，为的是早点结束暗访，避免深度介入之后的危险。而这次暗访的功亏一篑，也完全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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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表哥”那里，我提出去看看他的地沟油加工点。“表哥”爽快地答应了。去暗访地沟油加工点之前，我们已经拍摄了几十盘的带子，录制了很多“表哥”讲述地沟油生产过程的同期声。
我们大概开了有一小时的车，才到了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工厂。一路上，除了冬季苍凉的原野，连个活物都很难看到。偶尔有几缕炊烟，从十几里外的小村庄飘出，让我不免联想，里面一定有热炕头，住着慵懒而恬然的农村男女。
那个工厂至今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它位于远离市郊的一片荒地的中央。有个很厚重的大铁门，里面有十几个工人在工作。加工点门前是一条几百米长的狭路，和公路相接，估计是“表哥”为了运输方便开辟的。
我们的车刚开进去，“咣当”一声，工人就关上了厚重的铁门。由此我们便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绝了。
十几年前，作为暗访记者的我们没有定位系统，也没有其他相应的保护措施，进入暗访现场，常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单位，那时，死活全凭自己，安全都靠上天眷顾。如果当年我们被造假分子杀了，多半会被抛尸荒野，而单位唯一能做的就是报警，警察就算真的有效破案，找到我们时已不知何年何月。
我在“表哥”宽大的办公室里和他天南海北地神聊，阿伯带着那个摄像“闲逛”到了生产车间。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冲进来两个工人，铁青着脸和他们的老板说了些什么，“表哥”立即脸色大变，恶狠狠地盯着我，直觉告诉我，坏事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工人架着阿伯和老刘进来了，他们按住我那两个同事的头，回头看着老板。
我知道不能再演戏了，本能地冲过去，一把抓住了“表哥”的胳膊：“表哥，你千万不能动手，如果工人看你动手了，会打出人命的，你的工人打死他们了，要负责任的是你，最后你会坐牢的。”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他率先动手，他一动手，手下的人绝对会失控，那我们就真的危险了。因此，我一直拽着他的胳膊不放。
情绪失控的“表哥”眼里充了血，他忽然转过头，几乎带着哭腔：“我那么信任你，当你是妹妹一样，你却害我！”
我依旧死抓住他的胳膊，但语气极力保持平静温和，这个时候，我知道任何言行都可能刺激到他，“实话告诉你，我们是XX电视台的记者，你别激动，我把我们拍摄的带子全给你，这样我们就曝不了你们的光，你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你听我的，千万不能动粗。我们是有定位系统的，而且警察就跟在我们后面，十二点如果我们不出去，他们就会冲进来，看见你扣留我们，你就犯法了。”说着，我从包里掏出了证明我们身份的介绍信递给他。疯了一样的他，一把将介绍信撕了个粉碎。
“表哥，你撕了我们的介绍信，这是犯法的。”我继续蒙骗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他愣了一下，有那么几秒钟，显得不知所措。我趁机推着他坐到椅子上，拿出手机，假装拨通了一个电话，“孟队长啊，没事儿，你不用过来，我们马上就出去了。”其实，那电话我只是假装拨了一下，自顾自地说了那番话，既威慑他，又给他吃个定心丸。
我刚挂断电话，一个工人一把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随即，我那两个同事的手机也被没收了。看得出，那番“通话”还是有些震慑作用的，表哥的气焰弱了很多，开始沉默了。我又坐到了“表哥”对面：“你看，我并没有出卖你的意思，现在我把带子给你，一切都过去了。”
我从阿伯的暗访包里拿出当天拍的所有磁带，递到了“表哥”手里。这个小老板也处于意外带来的恍惚中，眼神很是迷离。见他不说话，情绪稳定些了，我轻声说：“别让你的工人按着他们了，我不是把带子给你了吗？”
从始至终，我努力控制自己说话的语气和语调，既平和，又不失坚定。我这辈子，只有那一次说话那么轻、那么慢，只为险中智胜，不刺激他的神经。那一年我24岁。
最终，两个摄像被松开，室内陷入片刻的安静。又过了一会儿，我慢慢走过去，拿起桌上的摄像包和手机，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轻声地招呼阿伯他们：“我们走吧。”
走到门前那条小路上，我提醒道，慢慢走，千万别跑，如果我们一跑，他们反倒会追上来，肯定要我们的命。
环顾四周，荒山野岭一片寂静，连个村子和人影都看不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表哥”开着车跟了上来，他没有说话，一直跟着我们慢慢开了很远，突然将车停在我们身边。
“上来吧。”
我拉开车门就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这段路好累，多亏你开车来送我们。”“表哥”的情绪更缓和了。“离市区很远呢，走不到的。”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世界根本没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你有多勇敢、执着，别人就能给你多大的信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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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送到宾馆，“表哥”并没有离开，而是守在了宾馆门外。很快，他招呼来的几个朋友开始出出进进，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一副“混社会”的样子，故意在电话里说些威胁的话，声势造得很大。
说实话，到了宾馆我是真不怕了，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底气也足了。毕竟是回到了城市里。我装出生气的样子：“你们搞这些有意思吗？明知道我们是XX电视台的，你们还真敢动用黑社会啊？”
那家电视台的名声，对偏远小城的人来讲，还是很有神秘感和震慑力的。
过了几分钟，我说我要去厕所，他们没动，一进厕所我就锁上了门，拨通了当地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说了我们的身份和处境。不到十分钟，市长和宣传部长赶到了，而“表哥”那些人已经没了踪影。
危机过后，摄像老刘突然夸了我一句：“你处理问题真是太牛了！”在那惊魂初定的一刻，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一度觉得，两个大男人不出头，好意思？但现在想来，女人处理这类事件也许柔韧度更好，回旋的余地也更大。
晚上，政府的人请我们吃饭，宣传部的人几次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塞给我，都被我断然拒绝了。我唯一能让自己做到的，就是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保证一辈子对得起这个职业，对得起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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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以后才知道，在稳住我们的同时，当地官员已经派人赶到北京，找我们的节目组进行“公关”。有些时候，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拍出来的片子，真的会在打草惊蛇之后被“公关”掉。但这次不同，很多重要的素材已经当场交给“表哥”了，节目做不成了。这“懦弱”没什么可耻的，那种时候，又有谁可以保护我们呢？我用一期节目，保住了三个人的命，我也曾无数次地拷问自己，有没有违背职业道德？时至今日，我仍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解释和答案。
一整天，尽管经历那么多，我一直保持淡定的状态，当我们离开晚宴现场，车子驶出城外，进入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站在车下，突然泪如泉涌。而此时，我和阿伯才第一次有了交流的机会。他一句话也没说，走过来，抱了我一下，眼睛也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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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所说的朋友聚餐之前，我尘封了这段采访经历，从未和任何人提及。对于我来讲，没结果的采访就是失败的。我至今仍为之心痛。
事件中的“表哥”，从此再无消息。
不久，重回某市采访，我特意又跑到了那个大院外，依然大门紧闭，隐约间，院子四周依然飘荡着腐烂的气息。
我知道，一切仍旧未曾改变。改变不了世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慢慢地，我学会了让自己不听不看，努力接受这个世界。当我不再为外界大喜、大悲的时候，我知道，我早已不是最初那个至纯至真的自己。
编辑：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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