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为了呼格、聂树斌、赵作海等冤案不再重演！国家出台新规剑指非法证据

小伙伴们，你听过一句话吗？叫：“毒树之果”不可食。

“毒树之果”，通俗说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比如，一个人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这样的口供，就可能成为冤假错案的重要源头。

如今，一部新规正式向“毒树之果”亮剑！它只有42个条文，却瞬间引爆了舆论场，它叫——《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有了它，准确惩罚犯罪与切实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自然会更加严谨、规范。

什么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

呼格、聂树斌、赵作海、浙江叔侄……翻开中国司法的发展史，有这么一些鲜活的名字，曾经蒙受冤屈，如今，终于等来了正义的曙光。

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梳理发现，自2013年至2017年1月，最高法直接提审或监督指导全国法院，纠正的重大刑事冤假错案共计34起，涉及54人。据媒体报道，其中多起案件被纠正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在原判决中，“毒树之果”的阴影时隐时现。

如果说，在冤案平反中有深刻的教训，那便是——依靠刑讯逼供获得的非法证据断案，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

新规正是基于此而来。

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新规。它的宗旨，是简短的18个字——“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

一字一句，重千钧。

在论述司法公正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都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长安君看来，危害“水源”的污染物之一，就是非法取得的证据。

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正基于此，中央才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非法证据宣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这些理念，必须靠细致的规则来“落地”。

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了这一规定的主要内容；如今，操作性更强的新规应运而生，再一次明确宣告——对于采用刑讯逼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方法收集的供述，都应当予以排除。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依据具体情况实行裁量排除。

这，就是打响公正司法的“水源保卫战”。

“赋权定责”，新规亮点多多

长安君通读了新规，发现亮点多多！概括而言，就是四个字：赋权，定责。对此，社会各界期待已久。

给谁赋权？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给谁定责？给司法机关。

比如，对警察蜀黍说，他们的责任，多了“全程留痕”。新规明确，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录音录像。在提讯时，看守所应当对单位、事由、起止时间等情况进行登记。

在长安君看来，当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每个环节，都有据可查、“有像可看”，在高悬的追责之剑下，刑讯逼供的可能，自然大大压缩。

对检察官来说，他们的责任，是“监督前移”。新规中说，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对是否存在非法方法进行调查。而对于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在侦查终结前应当主动介入，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

在长安君看来，这将打破侦察机关的“主场优势”。在监督加码之下，权力的运行自然会更加规范。

对法官来说，他们的责任，是严格依法裁判。长安君注意到，新规中有近一半的条文，是对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可贵的是，新规说，当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而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是说，被告人无需证明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只要能够引发法庭对存在非法证据的合理怀疑，公诉方就有责任证明证据来源合法，否则就应当启动排除程序。

此外，新规同时明确了对非法证据的当庭裁判原则，以“有所呼必有所应”的制度，防止被告人的质疑“石沉大海”。

改革不是“独角戏”，用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

在正义的天平上，给司法机关“加码”之余，也要给另一端“赋权”。

新规同样注重通过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赋权”，来倒逼司法权的正当行使。比如，法律援助申请权、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权、调取证据申请权，都意在充分“激活”被追究的那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观照与保护。

这无疑是在宣告：司法，应当是通过实质化的举证、辩论，来发现真相的过程，而绝非一边倒的“独角戏”。

长安君知道，一定有声音问：都去保障公正了，会不会影响案件的侦破？会不会“轻纵”了坏人？新规的出台，是要让公权力“束手束脚”吗？

客观来说，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确会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产生影响：原来“屡试不爽”的“手段”，可能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高效”却“大手大脚”的证据收集方式，可能会让工作成为无用功。但是，非正义的手段从来不是实现正义的“权宜之计”。

新规要实现的效果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天平的哪一端，都很重要。

一切刑事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原本就是要以确凿可靠的证据，实现对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正义的恢复。中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不断“加码”，正是因为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权力的运行需要规范，司法的水源不会自动澄清。为“脱臼”的权力“正骨”，这是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的必然逻辑。

而在大数据时代，公权力要获取一个人的定罪证据，正道坦途恰恰是，通过侦查手段的现代化、高科技化来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让真正有罪的人“哑口无言”。

这条正道上，永远不可能有“毒树之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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