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舌”视物：我们能为人类创造出新感官吗？
神经技术 NEUROTECHNOLOOGY
感官替代设备开始为视觉和听觉障碍者提供帮助，但其前景远不止于此。
NICOLA TWILLEY | THE NEW YORKER
在科罗拉多州高登市的“地球跋涉”体育馆内，一群攀岩者正在热身：做拉伸运动，配戴绳套，往手上涂镁粉；他们在准备爬馆内的岩壁，壁上设有彩色的塑料岩点。埃里克·魏亨麦尔（Erik Weihenmayer）坐在一边读单词抽认卡，额头上戴着一条细细的灰色塑胶头带。“我看见最后一个字母是‘E’，”他左右上下地移动脑袋，说道：“肯定是E，这个单词是‘please’吗？”他问我。的确如此。魏亨麦尔得意地开始读下一张卡片。
魏亨麦尔是唯一一个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盲人。他患有先天性青年型视网膜劈裂症，在中学一年级时视网膜断裂，彻底失明，不能再参与家人都擅长的球类运动。在一个盲人夏令营里，他接触了攀岩运动，很快喜欢上它：他用手摸索岩石壁寻找下一个岩点，或者用冰镐探路；攀岩时会有一个向导在前方描述地形，摇晃铃铛提醒他。就这样，他征服了七大洲上的所有最高峰。
十年前，魏亨麦尔开始使用一种叫BrainPort的装置，它可以让他用舌头“看见”岩壁。这种装置由两部分组成，用电缆连接：装有微型摄影机的头带，和白色塑料棒棒糖状的装置，邮票大小，衔在他的嘴里。摄像头的分辨率被压缩为400像素，相机的信号通过棒棒糖上对应的400个小电极发出刺激，传到舌头上。暗像素会给舌头较强的刺激；亮像素只会造成一点点刺痛，他形容这种刺激造成的视觉体验像“用小气泡画的画”。
你不是在用眼睛看周围的世界，而是用整个大脑。
魏亨麦尔在行动之前读单词卡是为了校准电极的强度，确保相机面对的方向和他想的一致。校准之后他穿上了绳套，开始挑战“Mad Dog”高难度攀岩路线——这条路线上全是相隔很远的蓝色岩点。如果不用BrainPort的话，魏亨麦尔会爬得惊人的快——像蜘蛛一样，他伸出手和脚，如挡风玻璃前的雨刷一般扫动，寻找下一个岩点——尽管动作不大优美。戴上仪器后他的动作会慢很多，同时也很谨慎。每走一步他都得身体后倾，观察岩壁，小心地伸手到半空中，停留一瞬间便抓向几英尺之外的岩点。“你必须要把手伸出去，否则很难判断岩点在哪儿。”当我在准备挑战一条简单得多的“Cry Baby”路线时，他对我解释道，“我的手挡住了岩点，我就知道找到了它，然后就能爬到那个位置。”
○ 探险家埃里克·魏亨麦尔
他不会戴着BrainPort去爬珠穆朗玛峰——电子设备会犯错，在极端条件下依赖它指引路线显得很冒险。但魏亨麦尔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附近的户外攀岩尝试过。BrainPort重塑了他的手眼协调能力，这令他很高兴：“我可以看见岩点，然后抓住它——‘嘭’！这个东西在那儿，而我就恰好能够抓住它。对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这很简单，但这种感觉太棒了。”
BrainPort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感官替代设备”，用触觉替代视觉。另一种叫vOICe的仪器将视觉信息转为听觉信息。还有的仪器用触觉来传达听觉信息，供听觉障碍者使用；或者用声音传达触觉信息，服务烧伤病人和麻风病人。尽管设计这些仪器的出发点是恢复损坏的“感觉”，在过去的十年它们也逐渐修正了人们对大脑结构和发展的认识。“感官替代”背后的原理非常基础：不管刺激是从哪一个感受器官发出，大脑处理知觉信息的方式是相似的。正如BrainPort的发明者，神经科学家保罗·巴赫-利塔（Paul Bach-y-Rita）所言：“你不是在用眼睛看周围的世界，而是用整个大脑。”
巴赫-利塔被誉为“感官替代之父”，于2006年去世。他常强调，盲文和盲杖都运用了感官替代的原理，用触觉传达视觉信息，例如纸上的文字、空间内的物体。他甚至提出“写”应该是感官替代原理的先驱——这将“听到”的字转为了可以“看见”的字。
巴赫-利塔的医学生涯起始于视觉恢复领域，他是眼部肌肉神经生理方面的专家。在1959年，他的父亲佩德罗·巴赫-利塔（Pedro Bach-y-Rita），一位移民至布朗克斯并在城市学院教书的加泰罗尼亚诗人，患了严重的中风。医生断言他不能再讲话或走路，但保罗的兄弟，当时是一位医学生，制定了一套严苛的康复计划：佩德罗必须在地上用膝盖前行，直到能够正常走路；必须练习用铲子舀起一堆硬币，直到能够自给吃饭。一年以后，佩德罗已经能回学校教书；两年以后，他可以独立生活。1965年在哥伦比亚登山时，他死于心脏病突发。然而，尸检报告显示，他的大脑仍是严重损害的状态；其中，负责随意运动和不随意运动的大脑区域几乎全部被毁。“他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好呢？” 巴赫-利塔很惊奇，“如果他能复原，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
当两个小针同时刺激皮肤表面时，人能够辨别出刺激来自两个不同的物体，而不是同一个物体。
尽管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改进用触觉替代视觉的仪器，巴赫-利塔在1969年才完成这种仪器的设计雏型，因为他父亲的事例让他认识到大脑的适应修复能力。原型是用一把遗弃的牙医椅和一台旧电视摄像机做的，一共花了400多英镑。盲人可以坐在椅子里，移动手柄来调整摄像机位置，以便“看”到周围情景。模拟录像会被输入一个大型计算机，然后被转换为400个不同灰度的圆点。但这些带有信息的灰色圆点不会像在BrainPort里一样被转为电极刺激，它们会被传输到相对应的400个安置在椅子背后的特氟纶尖端大头针网格上。暗像素对应的大头针会剧烈地摇晃，亮像素对应的几乎不动，用户们就可以通过背上的刺激感受图画。几个小时的练习之后，巴赫-利塔的第一批六个志愿者，全是天生的盲人，就可以区别直线和曲线，认出电话和咖啡杯，甚至能识别超模崔姬（Twiggy）的一幅照片。
1969年，巴赫-利塔将他的成果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之后的十年，他一直在改善这个系统，用更复杂的任务测试盲人被试，尝试着将这个巨大的新发明缩小到易携带管理的程度。但在当时，相机和计算机的体积并不是这个发明的唯一挑战。他偶然得知一个关于触觉辨别的概念——两点辨别觉（two-point discrimination），即当两个小针同时刺激皮肤表面时，人能够辨别出刺激来自两个不同的物体，而不是同一个物体。皮肤的分辨能力差别很大。在背部，刺激必须相隔很远才能被人分别出来；因此，巴赫-利塔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刺激点。头部的皮肤有一些很敏锐的部位，但如果盲人的手放置在装置里操控相机，他们就无法使用“看”到的东西。巴赫-利塔在试着把刺激点放在舌头上时，他的同事们嘲笑他，认为舌头的环境潮湿，很难让装置工作。但口腔里的潮湿环境是电能传导的绝佳导体，舌头还像指尖一样，有精细的两点辨别觉。
1998年，巴赫-利塔成立了公司Wicab，试图将他的发明商业化。公司成立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郊区的一个办公园里，与一户家庭牙医共享一幢二层玻璃建筑，和一个种满植物的中庭。几十个工作人员坐在小卧室里或者小车间里工作，所有的装置都还是手工制造。当我拜访这家公司时，Wicab的临床研究主管崔西亚·格兰特（Tricia Grant）引导我尝试了一个10小时训练教程的最初几步，这个教程由她开发，旨在帮助新的用户熟悉装置的操作。
格兰特将一块黑色的布展开在一张会议桌上——初学者在一个高对比的环境下开始要更容易一些——然后给我蒙上了眼睛。她给我戴上了带有摄像机的发带，让我嘴里含上塑胶棒棒糖。我在脸前摇晃手指，她指导我如何增加舌头上的电极刺激的强度，直到能感受到它们。（抽烟的人和老人一般比年轻人需要更强的刺激。）猛地一下，我的舌头上起了微弱的酸酸的小泡——可以开始了。
格兰特告诉我她把一个塑料香蕉和球放在桌子上了。“我们通常这样开始，”她说，“你看能不能辨认出哪一个在左哪一个在右。”我缓缓地把头从一边晃到另一边，嘴唇上夹着电缆，像在用我的额头探索这张桌子一样，每当我感受到舌头上刺激的小泡时，就会受惊似地发出“嗯……”的声音。尽管我无法解释我是如何知道的，前后扫视了几秒后，我很确定球是在左边，香蕉是在右边，然后我又伸出手再确认了一遍。“你抓住那个球了，好像看得见一样！”格兰特说。
半小时以后，我已经成功地绕过了办公椅的障碍，认出了字母“O”，还写在了白板上。（大写字母L很难猜，我猜的是“E”。）“我还能看见什么吗？”我问道。就在这时，我们的午餐到了。她警告我不要吃辣椒和腌制的食品，以免伤害被过分刺激的舌头。但我几乎没有听到她在讲什么，累得蜷缩在椅子里，这才意识到刚才的45分钟里我有多集中精神。没有了视力，我必须从舌头上的小泡、发麻的刺激里，抓住关于周围世界的每一份信息。
我们只完成了格兰特设计的教程的第一部分，但她告诉我，10小时训练后我才能够使用BrainPort安全的回家。熟练的掌握需要更久的训练。“我们建议每天至少训练20分钟，”她说，“这就像学习一门外语一样。”
○ BrainPort V100
Wicab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优化着BrainPort，这一装置在2015年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可以作为视障援助使用。然而目前为止，只有不到200份装置发行，在盲人社群里它仍然很神秘。美国盲人协会的执行理事埃里克·布里奇斯（Eric Bridges）告诉我，他从没有听说过BrainPort或其它类似装置（比如vOICe）。他说，虽然不断有人告诉他优秀的视障援助装置被发明出来，这些想法很少有转化为商业产品的。美国有130万盲人，另有870万视力受损人士，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市场。“你知道吗，”布里奇斯继续说道，“盲人和视障群体的受雇率很低，我们还没有这么富裕，能买这样的东西。”虽然vOICe的用户只需要买一个手机和一对便宜的增强现实眼镜——软件设施是免费的——但BrainPort现在的定价为一万美金。（Wicab正在向Medicaid游说，为这个装置的购买征求补偿。）
但是价钱并不是唯一的阻碍。学会如何使用这种感官替代装置也非常难。“我认为学习使用这种装置，就像你在婴儿时期学习认知世界一样，”研究感官替代的实验心理学家迈克尔·普鲁克斯（Michael Proulx）告诉我，“我们没有出生在世界上头一年的体验，也不清楚当时接受到的视觉信息是什么样的。”学习使用vOICe和BrainPort，他说，“就像要从头开始一样，你必须持续训练来深化理解、掌握这项专业技能。”因此，对于行动都很困难的盲人来说，在这样一个不能提供更有效帮助的装置上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毕竟BrainPort的图像是灰色低分辨率的，而它听觉方面的竞争者vOICe传达信息有时间上的延搁，甚至无法引导盲人过街。
上世纪中叶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间无窗地下室里，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David Hubel）和托尔斯滕·维塞尔（Torsten Wiesel）做了一系列实验，继而因为对视觉皮层的理解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其中一些重要工作是在60年代初期完成的，与视觉皮层的信息处理过程相关。他们缝合了8天大的小猫的一只眼，然后在3个月后拆开了线。尽管小猫两只眼睛都没有受损，休伯和维塞尔发现睁开的那只眼占据了缝合的那只眼本应对应的神经细胞，小猫缝合的那只眼再也不能处理视觉信息。
成年人的神经可塑性与“临界期”理论相矛盾，新一代的神经科学家利用感官替代装置来进一步探查人类大脑的发育和组织结构。
这个发现是大脑发育的一个理论“临界期”（critical periods）的重要证据。“临界期”理论强调，如果在一个特殊时期对象没有感觉输入，那么大脑就不能正常发育，就算感觉输入恢复正常以后，大脑也无法进一步处理信息。根据这一理论，那些天生眼盲的成人应该无法使用保罗·巴赫-利塔发明的感官替代装置，因为他们的大脑没有发育到可以理解视觉信息的地步。
然而，近段时间，神经科学家发现成人的大脑存在改变的可能——这种性质叫做神经可塑性。在2002年，科学家将一小块玻璃片移植进了成年老鼠的头骨，同时剪去了老鼠的胡须；他们观察大脑的空间信息加工中心是如何调整，以弥补感觉损伤（老鼠依靠胡须来找方向）。成年人的神经可塑性与“临界期”理论相矛盾，新一代的神经科学家利用感官替代装置来进一步探查人类大脑的发育和组织结构。
2007年，以色列神经生物学家埃拉·斯特里姆-阿米特（Ella Striem-Amit）在博士阶段研究天生眼盲者是否可以后天学会像正常人一样接收视觉信息。她加入了希伯来大学的神经学家阿米尔·阿麦迪（Amir Amedi）的实验室，训练一群天生盲人使用vOICe。根据一个简单的规则：亮度对应音量，相对高度对应音高——vOICe把摄像机的信息转为电子音乐。相机180度旋转扫描，每秒钟拍一张新的照片，声音为立体声，这样让人容易辨识物体的方位。假设有一道楼梯在你的左手边，楼梯顶部有一扇阳光照射的窗户，产生的音乐就会在音量和音调上都不断升高。
斯特里姆-阿米特发现，教这些人学会用vOICe“看”世界不仅仅是教他们掌握使用的技巧。“天生的盲人并不能理解‘视觉’是怎么一回事，”她解释道，“他们不知道‘阻挡’的意思——一个物体会在视线里挡住另一个——以及，一个物体离得越近，看起来就会越大。”但是，在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她的实验对象已经能理解这些概念，并能识别形状、物体，甚至是人脸。在一次试验的录像里，研究人员对一位眼盲的女士展示了一幅画，画里的男人像五角星一样伸开了手臂和腿。女士站起来模仿了画里男人的姿势。在另一场试验里，一个用类似的仪器来识别格呢衬衣的男人说道：“这听起来很有‘网纹’的感觉。”
关于盲人的fMRI脑图谱研究有更不寻常的发现。虽然vOICe最初的音景处理发生在听觉皮层，但接下来的流程，例如辨认物体，是发生在与视觉正常的人相同的大脑区域。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麦迪认为，这些发现与大脑发育的“临界期”理论完全相反。“我们认为，很多大脑区域的发展并不依靠初期的视觉经历。” 斯特里姆-阿米特解释道。与之相反，不管那一片区域是否会被用到，正确的回路都已在大脑里拟定。
阿麦迪从前是一位专业爵士萨克斯演奏者，最近发明了一种叫Eye-Music的仪器，将vOICe发出的没有灵魂的哗哗声换为了乐器的音色，将颜色加入了听觉皮层转换视觉信息的范围之内：弦乐是黄色的光影，铜管乐器是蓝色，等等。在训练9位天生盲人使用这种仪器30个小时之后，他将I，V，X这三种形状用三种不同的颜色展示出来，同时标记他们的大脑图像。当被要求分别这三种形状，归类为三个字母时，被试者大脑里与阅读相关的区域非常活跃；当他们被要求将三种形状按照罗马数字来辨认时，大脑里与数字相关的领域最活跃；当被试者按颜色将形状分类时，研究人员在大脑里负责颜色的区域，以及听觉皮层看见了活跃的现象。
“如果你现在打开一步神经科学的课本，它可能仍在探讨视觉皮层、听觉皮层，等等，”阿麦迪说，“我认为划分区域、打上标签是错误的。”如果天生的盲人能够听、并能准确地辨识出“史密斯奶奶”（Granny Smiths）篮子里的红苹果，所用的大脑区域和正常人是一样的，那怎么能说那个区域就是负责视觉的呢？与这相反，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麦迪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大脑是按照“任务流程”来组织的。只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用视觉来收集视觉皮层处理的信息，所以就认为这一个部位与视觉相关。“这不仅是语义上的不同，”Amedi说，“用这种方式看待大脑结构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一个区域在做什么，以及是怎么运作的。”
“但这仍然有争议，” 斯特里姆-阿米特承认，“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做。”另一位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将现阶段的神经科学与发现DNA结构之前的基因学相比较：“神经科学很年轻，我们很难知道大脑最基础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倾向于一个比斯特里姆-阿米特和阿麦迪的理论更为激进的方向：成人的大脑有完全的灵活性，可以体会新奇的感觉。
伊格曼发明的感官替代装置VEST（Versatile Extra-Sensory Transducer）将在2018年完成。这是一种马甲背心，内置有32个震动马达，与一个手机app相连，由app将声音的频率转为触觉刺激。伊格曼声称，这种装置是为耳聋者设计，在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这些人应该不仅能听明白周围环境中一些简单的声音，还应该听懂他人讲话。“这很简单，”他说道，“我们只是把耳蜗放到了躯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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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格曼想做的不仅仅是感官替代：他更大的目标是感官放大。他期望VEST的使用者可以依靠传到他们皮肤里的信息，去“感受”电磁场、股市数据，甚至太空的气象。“我们可能加入一种、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的感觉到大脑里面。”他说。阿麦迪也有类似的想法，认为感觉的扩大可以让我们运用红外光谱透过墙“看见”对面的人，或者用GPS类似的定位仪器“听见”家人的位置。“研究感官替代的人非常少，而这其中99%以上的人，包括我，过去都一直在研究感官恢复以及其它的基础科学，”阿麦迪说，“现在，就在去年，研究的钟摆摇晃到了创造超能力的方向。”
感官替代的研究也同时吸引了哲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他们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探究知觉体验的本质。如果你的舌头可以“看见”的话，那到底什么是“看见”呢？一个可以通过听觉系统接受视觉信息的人，经历的是视觉、听觉，还是这两者的一种未知的交合呢？哲学家菲奥娜·麦克弗森（Fiona Macpherson）表示这个领域的研究被细分为了很多问题，部分原因是，对于“感官”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些人认为视觉是以接受信息的器官定义的：任何不是通过眼睛进入大脑的信息不能算作视觉信息。所以说魏亨麦尔是在“感觉”，而不是“看”他面前的岩壁。另一方面，同众多神经科学家一样，斯特里姆-阿米特更认同视觉是以刺激的来源定义的：视觉信息来自物体表面反射的光线。这样来看的话，魏亨麦尔就是在“看”世界。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卡·奥夫雷（Malika Auveay）告诉我，在过去的20年里，神经科学领域有一种权威的理论：视觉皮层被激活，那么相关的感官体验就是视觉的。“但是人们只是把大脑里对视觉刺激有反应的区域定义为视觉皮层，这种说法只是在循环论证。”
在过去的20年里，神经科学领域有一种权威的理论：视觉皮层被激活，那么相关的感官体验就是视觉的。
最后得出的一条判断“感官”的标准是：人们鲜活的知觉体验，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qualia”。这样区别是基于一种很直观的逻辑：大多数人会很确定，他们不会把看见一个东西的感受，与听见或触摸的感受混淆。但是感官替代设置的使用者们有不一样的体验。一些盲人说当他们用BrainPort，vOICe，或者EyeMusic“看”一个苹果时，他们就感觉真的“看见”了苹果一样：他们知道有一个苹果放在身前的桌子上，然后在大脑里就有了相应的画面。的确，一些vOICe的使用者已经对声音形成了条件反射，他们有时候会无意识地看到一些画面：一人说，每当警车开着警笛经过时，他都会看到天空有一道浅灰色的弧光。其他人对他们的体验有更偏向认知的解释：他们“解译”感受到的电刺激或者听到的声音，将它们对应为某种颜色和图案，以产生“苹果就在眼前”的印象。
玛丽卡·奥夫雷和阿米尔·阿麦迪领导了另外的实验，探究这些不同感受的原因。他们发现，生来眼盲的人和那些成年阶段失去视力的人，感官替代装置的初学者和熟练使用者，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奥夫雷发现，一位vOICe的用户因为他所做的不同的任务会有不同的感受体验：识别一个物体会有听觉的感受，而辨认它的具体位置会有视觉的体验。阿麦迪推测，这些感官的不同取决于个体脑海里的画面有多清晰，但这在视力正常的人里面差别也是巨大的：如果要求画一个苹果，一些人（包括阿麦迪）仅仅能描出一个轮廓，但有一些人可以立刻描绘一个像照片一样真实的苹果。伊格曼也认为，未来的实验也许能揭示主观体验由接受到的信息的“数据流”决定。换一种说法，通过VEST感受到电磁场波动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种刺激的“数据流”是全新的，与普通的触觉完全不同。
○ Illustration by Chad Hagen
延斯·瑙曼（Jens Naumann）是一位德裔加拿大人，他在20岁之前的两次意外中，分别失去了两只眼睛的视力。他在使用vOICe，当我问他用起来有没有像“能看见东西”时，他指出，就算拥有正常的视力，你也会有很不同的体验。“一方面，这个装置是功能性的，”他说，“我用它可以看见走廊的边缘、一栋楼的入口。另一方面，这个装置带来美的体验。”vOICe不能把视觉体验完美地传达给他，比如他妻子的脸，或者班芙城外太阳从雪山之上升起的景象。但是，他继续道，“vOICe创造了很美妙的声音，近乎一段美妙的音乐。这就是其中美的体验。”
攀岩结束之后，我和魏亨麦尔去了附近的一家尼泊尔餐厅吃午饭，没有遵守崔西亚·格兰特的意见——使用BrainPort之后不要吃辛辣的食物。他告诉我说，就算在完全失去视力之前，他也没有能清晰的看见世界。“BrainPort让我看见的，很像我在那时候看见的东西，”他说，“形状、光影，我只看见东西大概在哪儿，却从来不能很清晰地看见它们。你明白这种体验吗？”
魏亨麦尔的搭档斯凯勒·威廉姆斯（Skyler Williams）也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领着他排自助餐的队，把玛莎拉鸡和蔬菜沙拉放到他的盘子里。魏亨麦尔用一根手杖探路，回到了座位上。吃饭的时候，他讲述曾经戴着BrainPort在犹他州的石林地貌攀爬的经历。他在卡斯尔顿高山上缓缓向上爬行时，太阳正好就在他的身后，映在岩石上的影子令他迷惑。“我一直在向它伸手，想碰到它，但只碰到了岩石。”他说，“我一动脑袋，它也跟着动。我才意识到我在看着我自己。我的头，我的手臂——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的，这太惊喜了。在我懵懵懂懂的十四岁以后，我都没能这么看清我自己了。”
“BrainPort能带来这些体验已经很棒了，”他说道，“你似乎在重新出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认识自己。一下子感觉，天哪，这是什么？”这样的经历，是在解读“感觉”和“看见”世界之间徘徊转换，失望透顶却忽然有了顿悟和敬畏——一瞬间情绪如此激荡波折。那一次攀岩的最后，当他接近顶峰时，太阳已经移到了山的背面。“那一刻的光影堪称完美，”他说道，“那一刻，我甚至没有想我的舌头如何。我沉浸在大脑的想象里，勾勒着这幅美妙的画面。”
魏亨麦尔不仅仅在攀岩时用BrainPort。旅行的时候，BrainPort可以帮助他找到灯的开关和遥控器，而不用在整个房间里拍打寻找。在家里，他也戴着它四处走。“就是四处看看东西而已。”他说。也会和孩子出去玩：踢足球，或者玩石头，折纸，用剪刀。他还给我看了手机上的一个视频，视频里他戴着BrainPort和女儿艾玛玩“tic-tac-toe”井字游戏。魏亨麦尔每一次填入O时，都会小心的“感受”方格的粗边框以找对位置；而他的女儿总是自信满满地填入X。当把第三个X填入方格连成一排后，艾玛跳起来高兴地大喊：“我赢了！我又赢了！”
“等一下，我在第一排左边、第二排左边和第三排左边都填了圆圈。” 魏亨麦尔扫视了一遍画纸，说道，“你这个小鬼！”
“哎呀，”艾玛被抓到作弊，不好意思道，“也许……算我们两个都赢了？”
“失去视力以后，你会觉得被人群抛弃了。”他告诉我道。而用了BrainPort之后，这让他觉得又回到人群里了。他可以自己看见家人在做什么，而不需要其他人来告诉他。他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见到儿子的笑容。“我可以看见，他的嘴唇闪着光，看见他的嘴唇是怎么动的。”他说，“然后看到他的嘴巴一下子咧开，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这太棒了，我几乎都要忘记笑容是什么样的了。”
Nicola Twilley
《纽约客》撰稿人，博客Edible Geography的作者，播客节目Gastropod的主持人之一。
翻译：肖荷 校对/编辑：EON
原文：Seeing with You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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