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屠杀：白衣天使何以变成纳粹恶魔？
这篇文章的视角来自一位内科医生，同时他也是医疗教育者和生物伦理学家。他认为，纳粹大屠杀中医生的参与这一恶劣的史实，是一个教给医务工作者们深刻伦理教训的机会。医疗与法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和欧洲的医疗工作都经历了职业化的转变。连接着这两个行业的是道德哲学；因为法律与医疗都关乎理性与意愿，目标也都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因此，这出大屠杀的悲剧因道德哲学的堕落而起，紧随其后的就是医疗与法律的败坏。
为什么这个视角如此重要呢？因为有人竟无视那些令人胆寒的纳粹医学实验给现代社会的教训。有些人说，“纳粹医学”并不是真正的医学或科学：他们甚至不承认纳粹做的那些东西是医学，因为医学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严谨与善行的既定假设。这是我从一些医学科学家那里听到的反对意见，他们把纽伦堡守则（1947），赫尔辛基宣言（1964）和贝尔蒙特报告（1978）这些保护实验对象的措施当作挡箭牌，来证明当今的科学与过去有完全不同的本质。然而，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它把科学定义为“好的科学”（把一切非伦理的都归于“坏的科学”或者“伪科学”）。然而，这些保护人权的措施之所以诞生，恰恰是因为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科技的国家侵犯了人权。因此，医学依旧有着侵犯人权的潜能，一战后的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实验*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译者注
1932年到1972年间，美国公共卫生局性病部门和阿拉巴马州与塔斯基吉大学合作，对阿拉巴马的贫困非洲裔男性以治疗败血症为借口进行了一系列人体试验。研究者从未告知参与者这项梅毒实验的实情，也从未提供梅毒患者有效的治疗。
其他学者提出，纳粹大屠杀的根本起因来自经济，政治，或者种族问题，并不是道德问题。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依据国家和地区高度地方化的，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纳粹德国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照搬纳粹德国的结论。一位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就提到：
纳粹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让成为国家经济负担的人在德国的土地上消失...这是一战后根植在举步维艰的国家经济中的恐惧...（这些思想）与现代关于科学、医学和科技的争论无关。
- Olga Ryсhikhina -
我虽然认同所谓“纳粹类比”确实被误用甚至滥用了，因此应该有节制并准确地使用这个词。然而，完全否认纳粹卷土重来的风险也过于鲁莽。也许暗示纳粹大屠杀的动机“仅仅是”政治原因会让人感到一种虚假的安心。即使勉强承认大屠杀的主要动机是出于经济或政治的考量，纳粹也跨出了巨大的一步：从把某些人当成“经济负担”，跨越到将这些人完全化为用完即弃的物品。
最后值得提及的一点是，就如同哲学对医学和法律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医学和法律也会互相产生重要的影响。纳粹的绝育法、纽伦堡法案、T-4行动（安乐死计划）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实验对象的关系，为那些迄今为止被讨论、但现实尚未允许发生的疯狂想法赋予了切实的目标和实操的可能。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很多职业（包括法律）都被纳粹哲学所“吸收”，医生和护士尤其被深深吸引了。罗伯特·普鲁克特（Robert N. Proctor）发现，许多内科医生成群结队地加入了纳粹党（截止至1945年，有近50%），比例大大超过了别的职业。在有工作的德国男性中，医生加入纳粹党的几率是一般人的7倍。护士也是纳粹党的主要合作者。每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认真学习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来警醒自己医学的本质有多神圣，以及若人的尊严再次被遗忘，其后果会有多严重。
历史的悲剧
在1933年和1945年间，纳粹创造了“生物官僚主义”（biocracy），最终导致上百万无辜国民被屠杀。“医生在这过程中是‘被迫’参与的”这一见解被彻底打碎：普鲁克特在1988年的警世之作《种族优生》就清楚揭示了这一点；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 Lifton）的《纳粹医生》（2000）细致地追踪了死亡的医学化：从优生学到安乐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那些在大屠杀中参与、遭受和抵抗迫害的医生们。因此，针对大屠杀的丰富的历史研究完整叙述了医生形象从“被信任的治疗者”到“被国家认可的杀手”的转变。这些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
- Paula Corrêa -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了。这一科学理论阐述了前基因时代的进化论，但并没有对更广泛的哲学人类学作出见解。达尔文的著作毫无疑问是描述性而非指导性的。后来，法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他的书《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研究》中发明了“优生学”这个词，而后“进化论”的运用上升到了社会的层面。美国的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和英国的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不同的方法利用了这一“科学语言”，认为利于进化的优等基因应该被推崇，而不利于进化的劣等基因应该被淘汰。丹尼尔·科夫勒斯（Daniel J. Kevles）追溯了优生运动在欧美的起源和战前时期它对社会政策的巨大影响，包括它遭遇的反对，特别是来自天主教会和相关知识分子的（如G·K·切斯特顿），以及一小群与宗教无关的杰出科学家。
德国的优生学家把基因的“劣汰”发展到了极致。因为纳粹党大力支持对“劣等”基因的强制性绝育，优生学家和纳粹党便展开了积极合作。在纳粹党诞生的1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霍克（Alfred Hoche）和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出版了一本极有影响力的书籍《不值得活的生命应被摧毀》。这本书提到，应该杀掉那些无法治愈的、意志力薄弱的人。不过，绝育可以暂且作为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场悲剧后来的展开：1933年，纳粹通过民主选举在德国掌权。同年，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性绝育法律被通过。预防患遗传病后代法是基于美国在20年代通过的法条，要求每年绝育5万人。到1939年，35万人被迫绝育。在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将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性行为和通婚列为非法，还建立了“基因健康法庭”。这些法案引领了绝育科技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了许多德国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族优生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手工业作坊”。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医生而言，德国好比一个有机生命体——一种霸权政治生机论（supreme political vitalism）。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纳粹医生与科学家通过构建这种生物性的比喻，给大众创造了一个强有力且易懂的概念：纳粹德国就是一具身体；只要是对这个种族国家的健康有利的就应被保留，而对其有害的就应被打上“疾病”的标签。犹太人就是一种疾病；而疾病需要被完全清除（而不仅仅是镇压），否则他们就会继续危害甚至杀死这具身体。
- Matt Chinworth -
因此，绝育远远不够。比起根除疾病，抑制它反而是不理想的选择。1939年十月，希特勒授权准许对“病入膏肓”的人实行安乐死。纳粹政权的这一计划剥夺“不值得活的生命”，因而生命权变成了需要被“证明合理”的权利。这项计划从残疾儿童开始秘密进行，在1937和1945年间，纳粹医生们建立了30多个为儿童实行安乐死的中心。迈克尔·布尔雷（Michael Burleigh）所著的厚重而令人战栗的《死亡与解脱》（1994）详细记录了由绝育迈向安乐死的历史，它的残忍与高效，以及这段历史对纳粹恶行逐渐发展为大屠杀的影响。
魔鬼的辩护
纳粹的安乐死行动和其他四个论点一起被公开合理化了。首先，把不适宜进化的人从德国祛除就是一种“好的科学”。德国医生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了，谁还能更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好的科学呢？专家们清楚什么才是对德国这具“生命体”最好的。
第二，安乐死被认为是人性化的举措。正因为医生这一传统上来说疗愈他人的职业都支持并实施着安乐死，这个论点就更有力了。因此，很多残疾儿童的家长都支持儿童安乐死；然而，很多人都动机不纯，因为他们只是不想被贴上养育残疾儿童的污名。这种利益冲突让人意识到，医学文化能深深影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观念。
著名的纳粹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在纽伦堡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安而强有力的辩护：
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正在承受苦难的人们应该被给予帮助。这个考量并非反人性。我从未觉得它不符合伦理或者不道德。但在我来看有一件必要的事——若有人想要批判安乐死，他必须去一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待上几天。然后，我们要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他自己想不想那样活着？第二，他想要自己的亲人，他的孩子或父母那样活着吗？
- Joanna Ambroz -
这并不是“魔鬼的辩解”。然而，如果勃兰特的话语能说服人，我们就必须找出一种既理智又有经验支撑的方法来反驳。
勃兰特医生的反问结合了对“安乐死人性化”的合理化和这篇文章要讨论的第三个论点。特别是对于儿童和精神病人来说，安乐死被认为是“理性的”。尽管这些儿童和精神病人由于无知，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做选择（一位战后道德哲学家将其称为“无知的帷幔”）；但如果他们有做选择的能力的话，他们也会为自己选择安乐死的。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医生更关心安乐死的“合法性”，而非道德问题。很多人都声称安乐死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私人事务”。
最后，在安乐死是为了种族国家利益这一假定前提下，它有了合理化的独立理由：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应该很容易发现，这些理由和现今那些支持安乐死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虽然这篇文章无法完整论述这些相似点，读者们可以读读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对安乐死合理化的论证和迈克尔·布尔雷在《死亡与解脱》中对其尖利的批评。
在T-4安乐死残疾人的计划结束时，约7到10万人失去了生命，对残疾人态度和语言上的污名化被编入法律。据普鲁克特所说，这三个计划——对不健康人群对强制性绝育，纽伦堡法案，以及安乐死法案——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用来达到“种族净化”的主要方法。这些直接导致了在集中营里应用于大屠杀的科技与医学手段急剧增加。
生物伦理学上的冒犯
然而，医学上的人权剥夺和死亡并不只限于临床领域。医生和科学家们在医院和集中营虐待实验对象的例子层出不穷，从轻微的（给囚犯注射伤寒细菌），到恶毒的（截肢并“移植”到其他身体上），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因为医生被如此敬重，他们的道德观也被认为是十分高尚的，因此这些实验就以“造福社会”，“增加迅速发展中的医学知识”（这本身确实是好事），以及“为病人着想”（这不一定）等理由被合理化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段时期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某些人群（例如美国的黑人和日本的战犯）也遭受了这些丑陋而残忍的人体试验的残害。
1942年，德国医学界，基督教会，以及欧洲整体深入人心的反犹太传统直接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被提出：杀死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纳粹医学，用现代术语只能被叫作“对恶行的拥护”，对文化产生了极深的负面影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认可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人根本不是人：
每一次，医学人员都会监控抹杀人的过程，用一种更病态的方式来讲，他们的存在甚至神化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些站在旁观的医生代表的是一种欧米伽点般的存在，是生死世界间的守门人，是纳粹通过大屠杀来治疗自身的最终共同路径。
杀害6百万犹太人和9百万“他者”这一行为只能通过一种扭曲的哲学人类学观去理解。科学本身并不足以造成如此毁灭性的事件，因为科学从不独立存在。虽然人可能不会杀人，但会杀动物，蔬菜，以及低于人类的生物。纳粹当时需要一种哲学观，先去否认那些阻碍种族利益的人拥有生命的权利，而后，杀害的部分就由科学来做。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大屠杀是一种对人类的“生物伦理学上的冒犯”。
- Joanna Ambroz -
悲剧的启示
大约20年前，已故的现代生物伦理学之父，同时也是我导师的埃德蒙·佩里格利诺（Edmund Pellegrino）博士给了我们一个起点，去学习纽伦堡教给我们的珍贵而深刻的一课。
我们看见最初的假设是法律高于道德，以及多数人的利益比少数人的利益更重要……大屠杀教会我们的是，若要得出有道德正当性的结论，那道德上的前提必须也被满足。道德上不正当的结论源于道德上不可被接受的前提。也许，我们终究要明白有些事情不管怎样都不能做。
佩里格利诺是正确的。纳粹大屠杀不仅仅是历史给我们上的一课，它也是哲学伦理的深刻教训。这些教训可能在当今更应该被记住，因为关于那一代大屠杀的个人记忆正在逝去，幸存者和解放者自己也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今的年轻医生们从医学院毕业时，共情能力和道德韧性比刚入学时更弱了。
那些积极帮助纳粹党的医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做“好的科学”。然而，科学事实本身并不能让人领悟生活的真相，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在已故的让·贝思克·艾尔斯坦（Jean Bethke-Elshtain）所说的“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医生和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们必须记住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但更要记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拜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所说的，“带着目的去记住”。接下来我会简单阐述五个从纳粹医学的悲剧中总结出的教训。若医学继续作为一种疗愈的行业存在，我们就必须记住这些教训，并将他们融入到现今的医疗工作中。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我们必须坚持人格主义（personalism）。上文简短地阐述了这一思想，雅克·马里顿（Maritain）也在其他资料上广泛地讲述过，但这个思想还有形形色色的重要拥护者，例如甘地、马丁·路德·金、还有已故哲学家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即若望保禄二世）。人格主义设想人类价值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本身。社会的构建是也应该围绕着个人价值。简单来说，社会为个人创造，而非个人为社会，因此个人的尊严，品德，与自由不能因社会所需而被牺牲。没有任何附带因素，例如种族、宗教、经济状况、身体残缺，或者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做的事，能把人应得的尊严从人的身上剥夺。将这种严密、普世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融合进所思所为是防止医学腐败的解药，也对避免未来的屠杀至关重要。
然而，现代的医学，学术和社会文化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与大屠杀相比）相似的观点，比如：认为堕胎是一种优生学和减少犯罪的方式；对囚犯实行强制性绝育；以胚胎植入前的基因诊断作为一种传播“优良基因”的办法；部分安乐死支持者甚至把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作一种“学习的经历”。将有基因缺陷（例如唐氏综合症和囊肿型纤维症）的胚胎打掉会减少很多人口，而功利主义却认可这种做法。然而，如果一个人本身就社会价值的基本单位，那任何“其它利益”都不能抹杀这个人。无论是从政治，立法，还是医学的角度，这种观点代表了对人的存在广泛而坚定的定义，因为比起杀害一个值得被保护的人，保护一个具有人格的实体的风险是更小的。
第二，医生和医疗行业工作者需要被给予严格的道德保护。现代生物伦理学的文献倾向于移除道德保护法，特别是针对如堕胎，避孕，绝育，和安乐死这些热点事件。然而，一个医生对其病人的誓言取决于TA的道德观有多坚定；若允许（甚至是强迫）TA去违反自己的道德，说明我们已经忘记，有一天也许会换成我们自己来抵御这波潮流。在医学道德保护这件事上，丹尼尔·苏尔马西（Dan Sulmasy）等人在著作和雄辩（虽然依旧是少数）里清楚阐述了这一观点：道德是一种积极的驱动力，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也能警醒实证主义生物伦理学所能带来的危害。
一位医学生曾经问我，什么是我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我的答案是：在善恶之间，并没有安全的中立地带。一个医生无法从TA的道德责任里逃去一个中立的空白之地，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在纳粹时期，那些勇敢的反对者不会保持沉默，例如盖伦主教（Cardinal von Galen），被折磨致死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eoffer），以及社会主义医生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ist Physicians）（组织的领头者在1933年被逮捕或处决，其中的很多医生在1938年被杀害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潘霍华的话语至今还在考验我们：
我们目睹恶行却保持沉默：我们被暴风雨淋湿；我们学到了模棱两可的虚伪话语术；过去的经历让我们怀疑他人，自己也无法保持真诚；无法忍受的冲突将我们消磨殆尽，教我们愤世嫉俗。我们还有什么用？我们需要的不是天才、愤世嫉俗之人、厌恶人类之人、聪明的谋士，我们需要直接、诚实、正直的人。我们能保持足够强大的内在抵抗力量，保持无悔的诚实，来帮助我们找回朴素和正直吗？
如果道德不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法律就会称霸于道德。激进的实证主义，以及它所附带的、道德无法认同的假设，就会指向同样不道德的结论。
- Matt Chinworth -
第三个从医学和大屠杀中总结出的教训就是：科学不是“神”。科学依靠假设、实验，以及对假设的证实或证伪来进步。但正是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限制了它。用科学的经验方法论，科学无法回答关于它自身的问题：一种特定的医学操作在道德上是否是善的。这一点必须仰赖哲学的帮助。通过理性和“生活体验”，道德哲学从现实中淬炼真相。因此，道德的伟业既是客观（理性）的，也是主观（经验）的。爱因斯坦曾说过：
我们要注意，必不能让智力成为神；它确实有强壮的肌肉，但它没有人格。它无法引领，只能服务；并且它并不挑剔自己的领路人。知识分子的品质反映出了这个特点。智力对于方法和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但它对目的和价值观一无所知。因此，难怪这致命的无知一代代传了下去，现今波及了整一代人。
第四，作为医生和医疗行业从业者，必须抵制在医学文化里随处可见的将人变得非人化的习惯。每个临床医生都能说出那些在私下里形容某些病人的术语：“植物”（昏迷状态）；“P.O.S”（一泡屎）；“松鼠农场”（新生儿特护病房）；“饲养员”（有2-3个孩子以上的母亲）；“无用”；“寄生虫”，这些可以从早列举到晚。杀死一株“植物”（暗指植物人）比杀人容易；放弃复苏一只“松鼠”比放弃一个婴儿容易；比起不尊重一个可怜的药物成瘾者，对一个“P.O.S”或者“寄生虫”表达不敬更不会让人良心受煎熬。
医学文献支持这些广泛而日常的称谓。奥玛·海格（Omar Haque）和亚当·维兹（Adam Waytz）讨论了先前提到的将人非人化的一些原因：在医疗训练与实践中移情的消逝和道德的脱离感。还有一个原因也很真实：医生和病人之间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通过几种方式展现：第一是疾病本身带来的——因为病人有疾病缠身，他们与大家眼中典型的“人类”概念有了偏差。第二，医生把病人本身贴上疾病本身的标签，而不是一个得了特定疾病的人。
无论是出于这种不同还是出于更恶意的原因，语言改变了感知，而感知影响我们对道德的评估。举个例子，纳粹导演为了赢得大众对安乐死残疾人的支持，特意改动了拍摄残疾人时的打光，让他们看起来更不像人。有目的且戏剧性地将人降格成非人，以及缓慢、长期的降格最终都会改变我们的看法。一些简单的举动，例如在公开场合听到侮辱人格的语言时站出来反对他们，或者在病床前主动表达人性关怀，展现自己的耐心和温柔，都会有效地改变不恰当的叙事方式。
- Maggie Chiang -
最后，第五个教训是，一位医生必须专一地看待患者，而不是把其当作一种抽象的“社会”理念。在大屠杀时，医生和医疗从业者都坚信种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纳粹医生向这种“从为个人服务的医生到国家服务的医生”的转变致敬。安乐死的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埋藏在经济学术语中——在资源匮乏的时期，这是一种对社会来说很经济的做法。
现今，因为在医药领域有很多别的“神”，医生对患者个人的义务似乎越来越缺失。“生活质量”，“公共卫生”，甚至是“患者满意度”都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为了达成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在这个世纪，医生和精神健康专家成为了支持虐待和种族歧视的同谋者。在一些情况下，医生模糊了患者的个人价值和尊严，只为实现一些别的目标，有些目标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安全，秩序，公共卫生等等）。然而，“白大褂”所代表的权力要求医生在为患者的信任尽责时，既不服务于国家（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不服务于患者的家庭（无论医生的动机有多慈悲），更不服务于任何别的所谓正义和目标，包括我们自己的目标。
上世纪，白大褂的意义体现在作为实验室科学家，外科医生，和住院医师的医生身上，然而最终它的力量落在医生作为疗愈者的象征意义上。黑色通常代表了黑暗和死亡，而白大褂作为黑的反面，传达了向光和生命的引力。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无视那些围绕医疗与其现代实践的误用，和滥用的争议。它指向医生所要面对的现实：这个职业的意义是捍卫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即使有时生命本身无法延续。
*作者注
本文改编自阿什里·费南迪兹（Ashley K. Fernandes）在《纳粹法律：从纽伦堡到纽伦堡》（约翰·J·米恰尔奇克校订）中撰写的《纳粹医学与大屠杀：对生物伦理学教育和专业精神的启示》。
作者：Ashley K. R. Fernandes | 封面：Matt Chinworth
译者：Yihan | 校对：叶卓扬
编辑：杨银烛 | 排版：光影
原文：
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history/articles/fernandes-doctors-who-became-naz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