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中日关系在疫情影响下会有新的调整，你怎么看？
高洪：中日守望相助，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骤然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使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使日本的应对、处理方式，尤其是援助中国抗“疫”的外交努力进入了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
（1）依照法律行事，职责分工明确；
（2）管理层次明晰，比较有实效；（3）政府视情况，可动员自卫队参与应急处理；（4）注重组织保障；
（5）管理体系日常化。
但是，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日本各界及国际舆论褒贬不一。肯定的意见认为日本政府、卫生系统乃至全社会对疫情有足够重视和准备，疫情发生后能坚持依照法律、法规审慎行事，总体上比较理智和冷静，处理上也基本得法；而在批评者看来，尽管依法依规行事有其好的一面，但过度拘泥、墨守成规也导致疫情应对失据，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弊端。
其中第一阶段，是根据2009年世界范围新型流感（H1N1）大暴发时日本政府防止流感进入国内的成功经验，再次采用了所谓“水际对策”“水际对策”原是水利防汛用语，大体是指在水患源头用“堵”的方式防灾。
试图通过对港口、机场加强检疫，以边境防控方式拒疫情于国门之外。然而，本次疫情传播的复杂性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以往，日本从2017年到2019年不断强化的“水际对策防控体系”未能根绝疫病侵入。
加之“钻石公主号”疫情暴发这种前所未见的困境，最终使日本的早期防控出现破绽。到2020年1月中旬，日本国内出现首例确诊患者。
进入2月后，在陆续召开的政府专家组会议上，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不得不承认“新冠肺炎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日本流行”，“感染正处于早期，之后还会进一步发展”。
由此看来，边境口岸防控政策已经失败。而专家结论则是日本已经处在“防止国内疫情扩大”的第二阶段，需要面对“疫情严重失控”的困局。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也是积极作为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日本就对在日本确诊的首例中国人患者、家属及接诊的医护人员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日本政府于2020年1月21日召开阁僚会议，决定贯彻边境口岸防控对策，切实把握患者情况，彻底收集信息，并向国民迅速公开准确信息。
同时，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流行病学中心发布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实施流行病疫学调查的概要（暂定版）》。
1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将新冠肺炎列为“指定感染症”，而后根据日本的《感染症法》分别制定出“患者检查应对流程”和“接触人群检查流程”。
及至2月初，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制定了内容包括“通过促进简易检测试剂盒和疫苗的开发等来确立预防、诊断及治疗方法，为中小企业提供紧急贷款，确保5000亿日元的专项资金”等的紧急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开始深入考虑不同层次的医疗体制运作保障问题，各地方自治体政府随之行动起来，媒体的跟踪报道也随之而来。
与此同时，安倍政府迅速以内阁官房为中心开展跨省厅的工作，强调完善国内检测与咨询应对是目前的“紧要课题”，并公布了新冠肺炎的“诊疗指针”，暗示今后将考虑进一步改善相关体制，以“举政府全力，不断推进改善危机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应对能力”。
上述措施主要是依照既定法律对国内疫情防控做出的安排，而在缺少应对经验、涉及多国权益的特定问题上，日本政府的应对就显得消极被动。最明显的例子就体现在“钻石公主”号邮轮感染的应对方面。
由于处理存在失当之处，客观上推动了日本朝野对政府做法的反思，日益严重的疫情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应对力度。
2020年2月下旬是日本政府疫情防控的分水岭与政策转折点。2月24日，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召集以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长胁田隆字等为首的14人专家会议，就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对策进行咨询。
专家们指出，目前的首要目标是尽量拖延感染峰值的到来，并在峰值到来之前增强医疗机构的应对能力。迄今为止的做法妥当与否尚待时间验证，目前还很难做出结论性的臧否，不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基于国情依法依规相机处理有利有弊。
一方面，日本官民在疫情防控上有足够高的警觉意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都是依照现有法律及相关规则来制定应对方针、实施疫情防控工作的。然而，法律的滞后性与紧绷的灾难危机意识也确实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
从表面上看，似乎能得出日本中央政府作为不足、大众看淡生死冷静应对的结论，但事实上这是当今日本社会管理与政治运作的必然结果。
日本政府只能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医疗体系处理突发未知恶性传染疾病的应对能力，采取“节节抵抗”的办法——从对外部传染源的早期“严防”，逐渐转向对不确定多发内部传染源的“死守”。
3月初，日本北海道地方政府推动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学校停课”、“呼吁减少聚会”，甚至“局部限行、限产”的办法。紧接着，又采取了限制来自中国、韩国人员入境的政策，以杜绝交叉感染。
安倍首相在3月2日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在考虑尽早修订相关法律，以便能够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据消息人士称，修改后的法律虽然赋予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的权力，但也是有边界的。
首相要想行使这项权力有四步程序：第一，成立相关事态专家咨询委员会，首相就具体问题进行咨询；第二，由专家咨询委员会得出结论，设定可执行紧急事态的区域以及时间段；第三，由首相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第四，地方自治体执行。可以说，日本中央政府有权管理地方政府，但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
中：中日守望相助，抗“疫”外交可圈可点
实事求是地讲，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体现出对华善意，并将其付诸外交行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中既有近年中日关系稳步改善的背景，也有东亚邻国间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本着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积极态度，面临“战疫”必须共同面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成分。
一方面，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多种形式、数量较大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肯定评价与真诚感谢。
疫情初期，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到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拜访孔铉佑大使，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我相信，只要日中两国团结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2月10日晚，安倍主持召开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部会，要求每个自民党国会议员从3月份工资扣5000日元，援助中国抗击疫情。
此外，包括在日华人华侨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微言大义问候，药妆店里“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标语，东京晴空塔专门点亮了红色和蓝色为中国武汉抗击疫情的祈愿，尤其是为中国抗击疫情在街头鞠躬募捐的日本小姑娘，更是令中国民众感动不已。
2月28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日本，向安倍首相表达了中方谢意，并在“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明确了“共渡难关，中日携手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的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疫情日益严重，中国也开始向日本回赠支援，从检测试剂到救灾防护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送达日本。笔者认为，疫情灾难客观上起到了为健康的中日关系赋能的正面效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理解。疫情没有国界，如果中国的疫情完全失控乃至医疗卫生体系彻底崩溃，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将面临严重威胁。客观现实告诉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动荡与生态环境灾难面前，人类必须形成一个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大局观”下，国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历史文化观念差异及现实利益矛盾冲突，都需要通过积极的对话沟通，在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逐步理顺结构、化解矛盾。
第二，体现出东方文明中“和合共生思想”的重要价值。中日两国作为毗邻而居的大国，对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间的差异也需要互相理解、包容，进而展现一个多彩的多元的东方文化世界。
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构筑一个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积极成分，更具人类共存共生、和合世界崭新理念的“天下大同”。相形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民主、平等、自由”，在灾难降临之际立即暴露出了本国利益至上、置人类社会道义于不顾的种族主义的伪善。
第三，验证了中日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正确抉择。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不同文明总是在相互浸润的过程中成长。不过，这一点在短时期的横断面是不容易观察清楚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派出工业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全面质量管理”经验时，一位日本企业家颇为自负地讲“日本与中国不存在经济交流，而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直流”。
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历史上中华文明哺育日本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显得狭隘且短视。而这次中日共同抗“疫”，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日本支援中国、中国支援日本的往来交流，成为“休戚与共”的典型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社会消解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
第四，有效地促进了中日两国民意改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民意却不尽如人意。而且，民间的对立、厌恶情绪并未因接触交往的增加而得到实质性改善。
究其原因，除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分疏外，大众囿于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看不惯对方，甚至放大对方缺点等，也是文化冲突动摇外交基础的底层逻辑潜因。疫情大难降临，作为人性的一面压倒了民族文化中的个性，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占据两国舆论主流。
很多有厌恶对方情绪的人突然意识到对方国家与民众的善意，观察到对方的“人情味”,进而感受到对方民族、国家的“可亲可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过去的误解与偏见，有助于提升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
日本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来重视国家治理中的危机应对问题，进入21世纪后,日本危机管理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根据大数据统计结果逐步得出结论，并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专题片向公众展开防疫专题的警示教育，其中认为当今世界以病毒为主因的恶性传染病已经超过地质类自然灾害和传统战争，成为整个国际社会中致死率最高的首要威胁。
而且，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口快速增长及人口流动量激增、非传统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等问题愈发严重，地球上冻土带解冻后，已经被大自然封存三万年的多种人类没有免疫力的病毒大量复活，经过蚊虫、飞禽再借助中间宿主感染人类，并在人传人过程中生成更多种类、更具危险性的新型病毒。
病毒几乎无处不在且难以被察觉，不断衍生出数量巨大的变种，使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很可能在一个较近的时期内暴发全球范围的新型病毒疫情危机。“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超级感染威胁时代’即将到来。”基于此，各国应当守望相助，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日本学校给学生家长写信，建议教育孩子们不要带着恶意去谈论中国武汉，日本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坏的是病毒，而绝非是人”等等，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做法。
而在诸多相关领域中，日本开始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政府建议企业“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避免产业链条因中国“断供”殃及自身。
总之，疫情过后的中日两国关系又将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经济形势下做出新调整，两国关系还是要不断向前发展。借用张蕴岭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上所发表文章《新时代的中国与日本相处之道》的简明结论，中日两国未来之道，“一是和平与友好，二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协同与合作”。
作者：高洪，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
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东亜信息网日本东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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