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全球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新能源产业规模，但国际话语权仍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
文｜柳书琪
10月20日，“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发布会”在京举办。波士顿咨询（BCG）全球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周园在主旨演讲环节指出，中国为全球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新能源产业规模，但国际话语权仍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中国下一步的重要目标，应当是如何在双碳领域建立国际影响力。周园发现，虽然中国新能源产业规模庞大，但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瓶颈，例如氢能与锂电池成本过高、新能源电力供应不稳定、储能与能源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的研究质量、传统能源的搁置成本等。她认为，中国为此应当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去除壁垒、鼓励创新，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建设。“《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由《财经》杂志和旗下的商业报道主力平台《财经十一人》、以及国内领先的碳中和综合服务机构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这是该论坛举办的第三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双碳三周年，从目标到行动。和前两届一样，主办方在论坛上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和《中国上市公司双碳领导力排行榜》。主办方今年还首次颁发“碳中和标杆企业”、“碳中和突破企业”两个奖项，分别有8家和4家企业获奖。榜单封面
各位嘉宾上午好。我是《财经》的老朋友，在前两届碳中和论坛上，我谈了蛮多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双碳，一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它到底是一个政治口号，还是一个真正发展的机会？我觉得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达成了共识。我们做双碳不只是有生态的意义，更多的是中国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意义。今天我打算聚焦一个细分领域，针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思考。中国的新能源的产业，也是现在出口的前三大件，中国在全球的占比确实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全球到处跟客户去沟通的时候，西方人喜欢说中国的碳排占了全球接近1/3。往往这时我都会再加上一句话，但是我们新能源的产业贡献超过了一半。这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和政府共同奋斗的结果，这成绩值得骄傲。但是我也特别同意一个说法，中国还没有掌握国际的话语权，在双碳的课题上还是比较被动。西方提出了很多的挑战，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如何去逐渐掌控双碳发展的话语权，是非常关键的。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国的风、光都做得相当好，另一方面新能源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很多赛道还可以进一步向全球借鉴和学习。这里讲三个例子，一个是氢能，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中国在燃料电池方面能够初步实现技术自主，但是在制储运氢技术跟成本，尤其是成本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瓶颈。储能方面，锂电池的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降低，而且多元化的技术路线还需要进一步加速。CCUS（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规模不足，成本高昂，新能源的领域里面还有很多好的赛道需要去思考。除了整体的布局的问题，我们还要看到几个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发展的瓶颈。第一个从技术上来看，我们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未来要做到80%，装机占比的提速是非常快的。但这一点实际上是对能源的稳定性有巨大的挑战。新能源自身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在中国，绝大部分新能源在西部，但是用能在东部，匹配差异是比较大的。比如去年水电大省四川，干旱天气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电缺口。新能源如果未来占比达到80%，如何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技术挑战。第二，储能跟能源互联网，是解决新能源不稳定性挑战的关键环节。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无论是在电力供应端，还是在电力需求端，包括在新型的能源互联网的技术方面，中国的发文量全球第一。但是如果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键的产业联动，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说在储能领域，虽然全球发文量第一，但是被引用的次数还是在美国、德国、韩国之后，中国是第四位，能源互联网领域是在第五位，从量到质的提升方面还有空间。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指标，是在新能源领域的专利中被引用的学术论文占比。以储能为例，全球的平均水平0.69%，而中国是0.4%，在能源互联网我们也是落后于全球的标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预计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到2050年需要的投资是在140万亿元，其中供应端，包括基础设施改造，电网、厨电等，大约在40万亿元以上。在消费端，工业建筑交通部门的这种能源的设备升级，节能改造，是在40亿到100万亿之间。另外传统能源的搁置成本，包括煤电的搁置的资产，煤电上下游岗位的减少等，这里面的投资成本是巨大的。目前来看，新能源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在生产、传输、存储、消费各个环节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在前面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之下，如果按照我们的1.5度的目标去实现，这种新型电力系统把前面的成本考虑进去之后，实际上要高于现行的这种电力成本将近1/3，也就是28%的成本。如果对比一下储能的环节，我们的锂电池现在的成本是0.67元/度，钠离子电池是0.66元/度，液流是0.57元/度，压缩空气储能0.33元/度，比抽水储能都要高出不少。最典型的就是氢能，氢能现在热度非常高，但是没有规模化，最大的原因就是成本过高，导致应用场景非常受限。应用场景受限，企业的规模就起不来，技术投入就会有所限制，所以成本是新能源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中国新能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自身的不足。新能源能否成功，能不能把中国的新能源向全球作产能输出，对未来中国10到20年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话语权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目前的一些瓶颈，我们有四方面的思考：国际合作，政策体系，创新生态，和金融杠杆。现在在国际合作中，一方面面临巨大地缘政治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地缘合作的新机遇。我加入波士顿咨询有20年了，我刚加入的时候，大概80%的项目是帮助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升市场规模。而现在80%的项目是帮国内企业，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很多的项目是帮国内新能源企业、新能源汽车，包括生物医药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往往都会优先考虑欧洲市场，主要是因为支付能力比较强，相对来说市场比较公开、透明，但是欧洲实际上比较撕裂。一方面它跟随美国，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无论是脱钩还是现在的去风险。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欧洲在实行双轨战略，关键性产品，比如说关键矿产，稀土、锂，包括高科技的高价值产品要回流欧洲或者选择其他国家；对一般性产品，就是高度商业化的，具有成本效益，而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比如说电池，可以继续依赖中国，这是欧洲提的双轨战略。另外一方面欧洲本身是面临着巨大挑战的，包括它雄心勃勃的零碳计划，没有中国企业的支持怎么去实现？一方面靠中国的巨大的产能，另外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在过去10年的努力，全球的新能源的价格，比如说像光伏是减少了将近90%，其他也是将近50%、60%。欧洲对中国的供应链的依赖不是在一个强制的条件下去形成的，是双方互惠去形成的。我们为它新能源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大量降本实现的路径。所以在这一点上欧洲是摇摆的，它跟美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不过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大部分欧洲企业还是流到了美国。最近欧洲推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这也不是内部统一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们建议，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地缘政治，尤其是美国、西方对我们确实是形成了重大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好的窗口期可以去利用，包括在欧洲摇摆的阶段，我们也可以去争取有利于我们的一些市场、合作伙伴。同样在欧洲，我也鼓励我们的企业多多走出去、多多跟这些决策者建立直接的沟通。今年起我也是报复性出差，我在沟通的时候会发现，欧洲、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是极其深的。波士顿咨询在全球50多个国家，有大概28000名的顾问，基本上全球的500强80%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借助好的国际平台。比如这一次的COP28（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要在阿布扎比举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波士顿咨询支撑了全球世界大会非常多课题，我们这次要在全球世界大会组一个局，希望把中国的新能源企业跟欧洲的立法者、运营商放在一起对话，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我非常希望给大家搭建直接跟对方的决策者对话的平台，而且我鼓励大家在国际论坛上多多发言，话语权要更多的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我们在欧盟还是有不少的机会，无论是在智慧能源、氢能、风电、储能等等，另外在广大的一带一路国家，也有极其巨大的潜能。今年我参加阿拉伯中国商业峰会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阿拉伯国家在向东转，这是他们部长亲自告诉我的。阿拉伯国家的上层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中国在一部分阿拉伯国家有存在感，但是还是很弱。如果看阿拉伯地区的经济、他们的需求，对基础设施、对新能源、对制造能力的要求，他们想要的中国都有。不过这里面也有很多痛点，比如技术标准、技术输出。这也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未来的竞争一定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竞争。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掌握国际的话语权、掌握标准。欧盟实行碳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掌握碳标准。因为你要报碳关税，就要用欧盟的标准。所以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在于基础设施用的全部是欧洲的标准，上面的监理人员全部是欧洲过去的。这对企业来说，成本就会是大问题。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现在产能占了这么大的比例，未来新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还是由IEC（国际电工委员会）跟美国主导的。如何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减少生产跟设计的成本，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另外就是支撑政策。现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在新能源领域非常激烈，但是路线是不一样的。欧洲就是罚款，无论是碳关税还是反补贴，一项策略就是处罚、罚金、税金、征税。美国走的是补贴的道路，美国去年推出的通胀压缩法案，影响极其巨大。它的重要逻辑首先是大力的补贴，而且钱是现成的，税收立刻返还，量也非常巨大。而且它是非常成体系的补贴，包括在能源端、应用端、生产端和技术端全领域的补贴。通胀压缩法案出来之后，立竿见影。我们很多全球的客户，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都考虑在美国建厂拿补贴。它的补贴还有贸易壁垒在里面，你要拿它的补贴， 50%以上的要素要来自美国北美市场，而且每年要提升1%。美国这次的通胀压缩法案中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因素，打个比方，咱们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的一个阻力是成本太高，比如氢能。但是美国的通胀压缩法案补贴之后，它的氢能成本是负的，在美国现在去生产氢，你拿到的是负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说法案的效果非常强。在中国未来的氢能储能等新的领域，有很多可以去借鉴美国的地方，具体来说在能源端，美国针对氢能，包括光伏、风能、核电，能源成本补贴之后下降20%到60%。氢是一个重点补贴，补贴之后绿氢的成本竞争力超过蓝氢跟灰氢，具体到一家制氢厂就可以有80亿美金的扶植资金，补贴力度极大。第二在应用端，美国一共是100亿美元的补贴，主要是在家用清洁能源领域，有10年的消费者税收抵免，家庭节能项目有每年30%的税收抵免，一个家庭能源减少20%，他就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补贴。高效电力设备退税50%。新能源汽车可以享受税收抵免国家采购，有90亿美元用于美国自己联邦政府采购的新能源汽车等等。所以它在消费端补贴的很全，量也大。第三就是生产端。美国的做法是300亿美元的生产税收减免，10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减免，以产量为单位，对新能源全产业链进行补贴，包括逆变器、光伏、组件等。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关注关键矿物、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环节，提供针对性的补贴政策，而且要关注风光氢核心产业链的环节补贴的竞争力。在技术端，美国有20亿美元用于国家实验室的能源研究，270亿美元作为清洁能源的孵化加速器。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有国家科研项目，应该注重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投入，打造专业化新能源领域的孵化器，提升创新转换的效率。
下一个就是创新生态，这是新能源领域比较困难的一点。全球很多新能源的创新，来自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是高度依赖央国企的产业链的，能源产业基本上是央国企主导的，而央国企的生态开放不足，导致中小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也受到较大制约。昨天有客户问我，中国发展新能源是不是可以借鉴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思路，我回答，我们发展互联网经济非常成功，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是ToC的，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包容、放手的原则去发展。但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是ToC，它主要是ToB和ToG，这里面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小企业怎么样在央国企的范围中，创新成果得到鼓励。政府最重要的一只手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补贴是最弱的，因为政府给资金不如市场给资金效率高，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去壁垒和搭平台，政府如何去打造多元的生态，构建信息、人才、资本的流动网络，包括在多元的主体，在企业端要吸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企业的聚集，降低创新门槛，支持民营企业参加各类科技计划。在科研机构，聚焦围绕新能源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强成果转换，包括在平台端，要培育、引进产业技术的服务平台，提供检验检测、实验验证、中试熟化等公共服务，对核心技术关键的创新平台实施更精准、力度更大的专业金融专项资金计划，引导市场资本的影响。央企是共和国的生力军、主力军，也应该进一步的开放、打开产业链，形成央地合作的国资考核体系，在引领资金，人才，开放产业链方面作出表率。最后一个是绿色金融，这个领域存在着巨大需求和巨大差距。在中国的投融两端，是不断地在进行积极的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投资端，在中国是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十四五期间，产业投资每年有6000亿元，政府引导资金，撬动千亿级的社会资本。在投资端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融资端也在加强部署，但是相对投资端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在绿色信贷上现在是16万亿，存量规模属于全球第一，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信贷产品的种类跟覆盖面，不断提升整体的规模，加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金融支持力度。从绿色债券来说，目前是8000亿，这还是处于非常早的起步阶段，估计2030年的市场规模达到10万亿，我们仍然需要提升绿债的可信度，尤其是要跟国际标准接轨，完善绿色债券的评估，信息披露和存续期的管理制度，从而切实提升绿债的流动性，成为企业重要的绿色融资手段的一个补充。最后就是绿色资产的证券化，现在是2257亿，也是起步阶段，在2021年绿色基建的启动试点，有望进一步加速存量的资产绿色升级跟盘活，未来也会成为很多企业考虑存量资产，绿色转型的重要融资路径之一。除此以外，上述的投融资每年大概是6万亿。对比要实现“3060“的目标，我们估算应该是每年8万亿，这里面还存在着2万亿的缺口，就需要更多去鼓励市场资本的投入。除了银保监会，我们看到引领更多的长期性耐心的资本投入。在市场化的领域，现在我们看到是只有10%的绿色投资来自私人资本，主要投向电动汽车储能比较成熟的领域。如何鼓励引领这些私人资本投向更为多元的新能源领域，也为2万亿的缺口提供一个重要的破题思路。
欲知 第三届《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更详细的讨论，详见财经十一人网站 https://caijing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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