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脖子”一说，为什么误导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工业精神 Author 吴昊阳
文 | 吴昊阳
工业和经济领域一直流行着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法：“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在各行各业都在技术被掐住了脖子：光刻机，新材料，特效药，机床，飞机，实验仪器……
这两种说法并不是自媒体为了博眼球的坊间传闻，它们都是被官方证实的：第一种说法还是社科院在正式的报告中提出的；“卡脖子”的说法也广泛被央视人民日报等官媒所引用。
两种论述都是事实，但逻辑上确实矛盾的，原因何在？
对于第一个关于“完整工业体系”的问题，这个极具“谄媚”性的论述本质上的做法是先射箭再画靶，通过巧妙的行业界限的划分，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但是这个划分标准的颗粒度太粗，一旦深入到细分领域，我们会发现大量的细分市场中国企业并没有覆盖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旧文《中国真的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吗？》
关于“卡脖子”，其实是把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混淆了。
本文逻辑：
1. “卡脖子”的提法源于“保军”，只有军工领域的贸易禁运才叫“卡脖子”； 2. 商业领域的贸易禁运虽然难受，但不至于危机国家安全，因此不能算“卡脖子”，顶多是“掐大腿”； 3. 用解决“卡脖子”的手段去处理“掐大腿”的问题，会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并失去时机窗口。
下为正文。
“卡脖子”这个词源于“保军”。最早听说这个概念是在2005年、2006年左右，那时我在某军工企业实习。厂里的老师傅就讲西方国家如何欺负我们，不卖给我们高端五轴联动机床，所以好不容易通过各种途径花高价进口的德国机床我们都舍不得用，甚至涂上黄油封存起来，以备战时之需。
所谓的“保军”就是保障军工，如果某项依靠进口的技术，设备或零部件无法自给自足，战时得不到保障，我们就说被西方敌对势力“卡脖子”。
但是这种“保军”的思路非常不符合技术经济学原理。因为技术在不断进步，所以当前投资的技术其实是在不断贬值的。比如20年前五轴联动数控还是高端技术，只有航空发动机叶片，螺旋桨桨叶这种高附加值零件才消费得起。而现在连木工家具都用了五轴联动机床。所以如果20年前为“保军”封存了一台价值几千万的五轴联动机床，到今天只要几百万就买得到。那么这20年里几千万投资的五轴联动设备就没有创造一分价值，这就是巨大的浪费。
后来国企改革，军工单位开始大规模军转民，搞军民融合，一部分原本保障军工的设备才被允许生产民用零件，但是必须给军品留有足够的产能。如此，“保军”这个“先军政策”下的提法在市场经济语境里逐渐被弃用，但“保军”思维仍然影响深远。
例如我们的很多国企集团（军转民企业）在进口设备时就会考虑兼顾军品，兼顾其他型号，考虑技术前瞻性。因为当时的国企并不像现在这样财大气粗，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批下来的经费当然要用在刀刃上，所以就自然希望进口的高端设备能满足所有产品的要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设备选型越选越大，越选越重，越选越贵。
10年前我去某军工企业技术交流，发现他们用一台德国进口的五轴大龙门加工狭长形状的泡沫芯材，因为他们希望这台机床除了主要加工复合材料零件还能兼顾加工大型钛合金结构件和铝合金模具。
在“保军”思维指导下，设备选型虽然兼顾了多种大型，高附加值零件，也能在战时生产军品，但是经济上却是极其不划算的。因为最终的结果是这台高端设备80%的生产时间都用在了低附加值的泡沫零件上，在设备技术生命周期里并没有有效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的浪费。
可以说，“保军”思维是某种形式的“不惜一切代价”，是“政治挂帅”，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仅适用于战时经济等特殊时期。
“卡脖子”其实是“保军”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某项技术无法给以军品充分的保障，那么就可以说“卡了脖子”。“卡脖子”=无法充分“保军”，可见”卡脖子“这个说法最初就是来自军工也特指军工技术受制于人。
被西方“卡脖子”的技术首先应该是可以从国外获得的军民两用技术。一旦进入战时，那么西方可以切断该民用技术的供应，导致我方军品无法正常生产。这样才是被卡了脖子。
由此推出结论：
1. 卡脖子的前提是先把脖子伸给人家，那些原本就没打算出口的产品和技术（比如敏感的军事技术）就不存在卡脖子问题
欧美一直对朝鲜进行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朝鲜的军事技术完全不依赖欧美，所以美国就没有卡住朝鲜的脖子；相反，卡了朝鲜脖子的是中国，只要我们停止对朝援助，朝鲜就会大幅衰退甚至崩溃。同样，因抗美援朝我国被西方集体制裁而获得了苏联的大量援助，彼时能卡我们脖子的不是技术禁运的美国而是苏联。因为依赖苏联技术所以才会被老大哥”卡脖子“，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回专家就是在”卡脖“基础上的”锁喉“行为。
卡脖子的前提是双方存在正常的交易，而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可以以终止交易为筹码，要挟劣势的一方做出妥协和让步。核心军事技术机密是不可能拿来交易的，因此核心军事技术也就不可能用来卡脖子。能卡脖子的都是非核心的，可以大规模使用的军民两用技术。
2. 卡脖子不应泛化于普通商业技术
既然上述结论成立，那么所有普通商品都有可能作为“卡脖子”的媒介，只要该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或缺性。因此，一旦把“卡脖子”概念用于商业，那么市场上将无处不“卡”。口罩和消毒液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玩意，但在疫情初期就是“卡脖子”的战略资源。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越细，专业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只要有产业分工和外部供应链的存在，“卡脖子”的风险就无处不在。如果把“卡脖子”的风险阈值从军工降低至普通民品行业，那么必然是处处报警，警钟长鸣。如果要彻底避免“低阈值卡脖子风险”，那么必然导致逆全球化，反专业分工，反国富论，内循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那么反亚当斯密主义有会导致反西方经济学和反市场经济，最终的结果就是退回到供应链风险为0的计划经济。
结论：无法“保军”=“卡脖子”，那么如果某项技术与或零部件与军品无关，那么这个技术就不应该叫做”卡脖子“技术。“卡脖子”的说法应限制在军工领域，民品领域供应链安全问题可以形容为“掐大腿”。
接下来将引出本文核心观点：虽然商业领域“掐大腿”问题不少，但军工“卡脖子”问题其实并不多。如果把不致命的“掐大腿”问题升格为致命的“卡脖子”问题，那么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军工科技已经不存在”卡脖子“问题，绝大多数武器和军用产品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1. 军品的生产是可以不计代价的，战争比拼的是国力，以我国现有的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掌握资源的能力完全可以应对地球上来自任何对手的挑战。 2. 潜在敌人先进的军事技术都是绝密的，不可交易的。美国和北约不卖给我们先进战机和军用发动机技术是一种“技术优势威慑”，不能叫“卡脖子”。”卡脖子“的前提是技术依赖，所以俄罗斯如果停止供应发动机才叫“卡脖子”。 3. 军品和民品生产是截然不同两套体系，民用技术的评价标准不适用于军品。
以我们都关注的芯片为例，由于武器上面的空间很大，所以芯片不需要做得特别小，所以完全不需要7nm芯片，28nm的已经足够战时需要了，苏联人用晶体管控制火箭姿态一样可以放卫星，而且据说还抗干扰。而导弹芯片的要求和手机芯片要求的性能完全不一样。所以ASML的光刻机等高端产品完全卡不住中国军工的脖子，顶多是掐了华为的大腿，难受但不致命。
再比如所谓的高端机床，目前国产数控系统和数控机床完全可以实现五轴联动加工复杂曲面，与欧洲和日本机床的主要差距在于加工效率和可靠性。这个差距在商业层面也许是巨大的，但对于“保军”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因为战时可以用机床数量弥补效率和产品良率不足的问题，所以西方和日本的高端机床也是不能“卡脖子”的。
民用领域的技术禁运（科技战）虽然对中国的制造业影响很大，但是不至于伤筋动骨，过分焦虑只会导致战略上自乱阵脚。
芯片光刻机的禁运虽然会对我国的3C产品竞争力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不会威胁国家安全，也不至于对经济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因为绝大多数电子产品用28nm工艺芯片就足够了。如果没有高端芯片最多丢失几百亿的高端手机市场，华为不会垮，中国制造也不会垮，中国军工更是没有丝毫影响。但是如果为了7nm芯片投入几千亿资金，那么市场会被极大扭曲，而这天量投资中最多10%是有效投资，而收益率也未必有多大。
更严重的后果是机会成本，原本应该被用于民生和基础科研教育的钱被不计代价地撒给那么几家行业头部企业，没有分得这笔政府投入的企业和个人就都成了“代价”。
失去“决策定力”的根源就是把“掐大腿”的问题错误地识别为“卡脖子”问题，是对对手行为的“过激反应”。10年前我们对德国提出的“工业4.0”也是采取了过激应对，在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工业4.0。但现在看来当时对工业4.0/智能制造项目的投入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相反还丧失了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复合材料，混合制造，智能材料等领域的机遇期（参见旧文《2021，和工业4.0说拜拜》和《给4.0泼冷水：制造企业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开展工业4.0项目》）。如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观察，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在人类技术和工业发展历史河流中可能连朵浪花都算不上，但中国人却为此投入了海量的资金。而低效的社会投资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以某种形式的财务或经济危机出现。
所以不要耸人听闻地把“卡脖子”和“掐大腿”混为一谈。
原本专用于军工体系的“卡脖子”概念被广泛用于各行各业，这就加剧了危机感甚至造成恐慌。这也解释了文章题目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却在各行各业被“卡脖子”？
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军工体系在战时不会被“卡脖子”。但是商业体系中，由于存在广泛的全球化分工，因此被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卡脖子”（实则“掐大腿”）再所难免。
被“掐大腿”虽然挺疼，但并不致命，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然恢复。但当这种“非致命的掐大腿”被错误地识别为“致命的卡脖子”时，大量的社会资源就被投入到相应商业领域（的少数头部企业），而原本急需投入的基础科研，教育，民生等一系列更加根本和急迫的问题却一拖再拖，迟迟得不到解决。认知错误导致决策错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国制造/工业就像一个肾虚的大胖子：因为人高马大，所以敌人根本够不到脖子，也就没有生存威胁；因为肾虚脾弱，所以随便被人掐一下，踢一脚就会立刻浮肿淤青。看起来好像是被揍得很惨，但其实都是皮外伤，不会伤筋动骨。这个时候要做的仍然是补肾健脾，而不是花重金买膏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