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经济增长要持续，需“全民国企持股计划”调节收入分配

“国有企业作为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企业，理应在工资税款之外，还通过资本回报的方式回报全民，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切实推进消费转型”

文 | 徐高

第一部分

内需不足正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压力。内需不足令我国企业经营困难，就业承压，债务可持续性降低，经济中风险点大量浮现。在2023年7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将“内需不足”列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挑战。

内需不足本质上是个收入分配问题

所谓内需，就是国内的消费与投资。内需不足，就是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低于国内供给能力。在内需不足的时候，如果外需（净出口）也比较弱，经济就会陷入总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的萧条状态。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当前我国的内需不足，再叠加上出口的走弱，已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明显压力。

乍看起来，内需不足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总是希望得到更多。因此，经济学对人们偏好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无餍足性”，即不管消费水平多高，更多的消费总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效用。因此，不存在某个极限的消费水平可以让消费者满足，消费者总想消费更多。而另一方面，供给受限于投入要素的数量，以及技术水平，总是有限的。有限的供给与无穷的欲望相比，似乎怎么也不可能出现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

但是，真正对经济活动有影响的，并不是人脑子里的欲望。脑子里的欲望，如果没有表现为市场上的购买活动，就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实际影响力，而只是一些空想罢了。当我们在说需求不足，或是内需不足的时候，谈到的需求是有购买力支撑，体现为实际购买活动的需求，也即“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人的欲望虽然是无穷的，但有购买力支撑，通过购买行为表现出来的欲望却是有限的——有效需求是有限的。有效需求有可能低于供给，从而产生内需不足的状况。

提出了“生产过剩”理论的卡尔·马克思，相信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并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但比他更早认识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是提出了“人口论”的马尔萨斯。在1814年写给大卫·李嘉图一封信中，马尔萨斯说道：“有效需求由两个成分构成，购买力和购买愿望......一个国家，供给有可能超过需求。一国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但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在马尔萨斯写下这封信4年之后，马克思才出生。

马尔萨斯说的很对，一国必然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产出，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收入，同时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总购买力。当然，市场中的交易以货币作为支付工具。但货币虽然可由中央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但货币的真实购买力来自国家的产出。所以，不要被货币所蒙蔽，要看到一国的真实购买力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产出。由于一国的产出就是该国的收入，所以有效需求不足不会是因为总购买力不足。

但马尔萨斯讲的“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看上去与前文论述的偏好之无餍足性矛盾——如果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怎么会在拥有足够购买力的时候，却没有购买产品的愿望呢？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购买产品会出于两种目的，消费和投资。消费是无餍足的，投资却不是。消费者如果有可能，总是希望更多消费。但投资却不是越多越好。投资以获取投资回报为目的，投资意愿大小受投资回报率高低的影响。如果投资回报率太低，投资者就算手里有购买力，也不太会愿意购买更多投资品来投资。

所以，如果收入（购买力）大量流向了投资者而非消费者，投资者又因为投资回报率较低而缺乏投资意愿，那么投资者手里的购买力就不能充分变成购买行为，全社会购买力与购买意愿结合形成的有效需求就会低于总供给，从而让内需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需不足本质上是个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中收入分配状况与购买意愿未能匹配的结果。

当然，如果投资者本身就是消费者，就不会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者缺乏投资意愿，他总是可以、也总是会把收入转而拿去消费。这种情况下，内需不足的问题不会产生。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主要是企业部门。如果企业部门为消费者所拥有，就做到了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合二为一。此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低而让投资意愿低迷，企业部门会通过分红的方式将其收入转移给拥有企业的消费者部门，从而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这样，低迷投资留下的缺口会被旺盛消费所弥补，让内需维持在与供给相匹配的水平。

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存在着财富效应的联系，收入就会根据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自动在消费者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调整，在投资回报率低的时候更多流向消费者部门，而在投资回报率高的时候更多流向企业部门。在这样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购买力就会与消费和投资意愿有效结合，从而不会发生内需不足的情况。

我国内需不足的上中下三条对策

正如笔者在2023年6月28日发表的《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一文中所论述的：“我国因为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联系被割裂，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流向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和股权高度集中的私企）的收入并不会自动变成企业向居民的分红。这就使得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被市场自动纠正。这是中国经济长期消费不足、储蓄过剩的原因所在。”

换言之，我国因为在消费者（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存在刚性，难以在投资回报率降低的时候自动增加消费者部门总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这样，我国大量购买力刚性留存在企业部门，与企业部门低迷的投资意愿结合，就导致了我国购买力总量虽然足够，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所以说，我国的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消费者和企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从而导致购买力与支出意愿有错配——消费者部门购买力不足，而企业部门支出意愿不足。

因此，要化解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要么需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解决消费者部门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要么需要刺激企业部门的投资，解决企业部门支出意愿不足的问题。如果两者都不做，内需不足的问题会因为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加剧，并最终演变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由此逻辑，可以知道应对我国内需不足问题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调节收入分配，将更多收入从企业部门导向消费者部门，从而放松消费者的购买力约束，增加消费。这是推进消费转型，化解内需不足的治本之策。笔者在2023年7月10日发表的《推进消费转型需要“全民国企持股计划”》一文，给出了这一对策的具体构想。

当然，收入分配调整是困难而缓慢的。在收入分配未能显著改善之前，我国可用的“中策”是，提升企业部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即是用宏观政策来刺激投资。而在占据了我国总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三者中，后两者因为不会像制造业投资那样带来产能扩张，加重供给过剩问题，因而更应该是刺激投资的主要对象。这也是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在次贷危机之后十多年来成为我国稳增长两大主要抓手的原因。

不明就里的人很可能对“中策”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在做低效投资，会衍生出债务风险、经济扭曲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人看来，停止刺激投资，反而能让市场出清，消除扭曲，从而让经济轻装上阵。这派未认识到收入分配约束，并反对刺激投资的观点，可被视为应对内需不足的“下策”。

“中策”固然有其问题，会付出投资效率低下，债务规模上升等代价。但“下策”更不足取。“下策”并不会像其鼓吹者想象的那样带来好结果，而只会把中国经济引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内需不足根植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产物。不再刺激投资、放任经济增长下滑，并不会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因而也不会自动消除内需不足问题，而只会让内需不足变得更加严重。在实践中也有前车之鉴。我国1998年到2002年曾经经历过的5年长期萧条和通缩时期，就是上一轮“下策”实施的结果。

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消费者部门收入占经济比重仍然偏低的时候，我国理应采取“中策”，通过刺激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稳定增长。这不是最优的选择，却是在收入分配结构约束下的约束最优，会带来远好于“下策”的经济状况。

以上，本文的讨论都局限在封闭经济中，并未考虑外贸往来对我国的影响。事实上，如果外需能够蓬勃发展，完全可以掩盖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至少暂时让我国跳出总需求不足的陷阱。

事实上，在2003到2008这几年里，我国就因为来自美国的强劲外需拉动，进入了经济繁荣期。但相比2008年前，我国经济体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又增加了不少。世界其他经济体拉动我国外需的难度变得更大了。此外，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也给我国外需增长带来很大阻力。因此，当前很难指望外需能像2008年之前那样帮我们解套，我国必须在上、中、下三策之间做痛苦的选择。选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选项，每个选项都有其代价。

三策中如何做选择，是政治决策。但作为经济研究者，有必要把可能的选择弄清楚，各个选项的后果讲清楚，选择背后的逻辑梳理清楚，以帮助决策者做判断。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会从一点出发，做局域性思考、直线性推断，给出南辕北辙的建议。他们可能怀着好心，却会把中国经济推向“下策”这一最坏的情景。

当前，面对内需不足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风险，稳增长就是最大的防风险，是当前的当务之急。没有看到内需不足背后的收入分配约束，在没有增加消费者收入的情况下试图刺激消费，在还需要投资创造需求的时候打压投资，是内需不足问题日益恶化、经济风险不断加大，各方信心逐步走低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国经济急需用“中策”来稳住局面、争取时间，再下大决心推进“上策”。如此，方能兼顾长短，让经济增长的列车继续在轨。

第二部分

我国是一个消费偏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在建国初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各个人均GDP水平上，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明显低于对应人均GDP水平上的世界平均值。换言之，以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化路径作为参照，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

在2023年6月29日发表的《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一文中，笔者曾说过：“内需之中，消费才是最终需求，投资只是派生需求。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偏低，就会衍生出内需不足的问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临的外需不复危机前之强劲，国内经济增长因而越发需要靠宏观政策刺激内需来维持。而政策推动消费的效果一直不明显，因而主要通过刺激投资来带动需求。但这又衍生出了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负担加大等一系列副作用，反过来约束了政策刺激内需的能力和意愿。

当前比用宏观政策刺激需求更重要的，是推动消费转型，提升居民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居民消费占比上来了，内需不足的问题会相应缓解，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可持续性（增长不再那么依赖宏观政策对投资的刺激）。此外，更高的居民消费占比也会让经济增长更多惠及居民福利。这是因为老百姓福利水平的高低，主要跟其消费水平相关。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如果比较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感受之间就会有脱节的感觉。如果消费转型不能有效推进，宏观政策就只能在消费偏低的宏观大背景下求取约束最优，难以达成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兼顾各方的最好效果。         

推进消费转型的几个误区

对推进消费转型的必要性，各方早有认识。2009年国务院第1号公报就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方式“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城市消费”。十几年过去了，我国消费转型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是在推进转型方面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而没有抓住消费转型的关键问题。

误区之一，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来推进消费转型。居民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率，就是居民在其收入中愿意拿出多少比例来消费。居民消费等于居民收入乘以消费倾向。把眼睛盯在消费倾向上，而不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想办法，效果不会太好。这是因为消费倾向是居民基于其所处状况和预期之下的最优选择，很难为宏观政策所左右。而就算真的把居民消费倾向给刺激起来了，也一定是以降低居民储蓄、增加居民债务为代价，有可能危及居民资产负债的稳定。

误区之二，认为可以通过加工资来推进消费转型。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来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进消费转型，是典型的微观思维。工资水平的上升确实会让有工作的人收入增加，有推升工资总额的效果。但工资水平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更多用资本来替代劳动，从而抑制就业，因而又会压低工资总额。这两个效果一正一反，基本相互抵消，所以工资总额占经济比重与工资水平高低没太大关系。我国仅在次贷危机前后几年，因外需带动国内企业利润显著变化，让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动。其他时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均很稳定，不受工资水平高低的影响。

误区之三，认为可以直接给居民发钱来刺激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当期收入的函数，更是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的函数。如果不能提升收入预期，短期收入增加的大部分会被居民储蓄起来，不会变成消费。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政府就算直接给老百姓发只能用来购物的购物券，也会挤出老百姓其他的消费（老百姓也会把本来准备购物的钱给存起来），从而使购物券刺激消费的作用受限。此外，与政府出钱做投资项目不同，给居民发钱来刺激消费并不会形成资产，因而会更快引发财政可持续性的忧虑。而对我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直接发钱会不会养懒汉，降低我国国际竞争力，也有不小争议。

推进消费转型的关键问题

以上这些认识误区之所以会出现，关键原因是有关我国消费的讨论并未触及真正的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应该是多少？

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消费不足。消费比重低不低，是一个实然的实证性问题；而消费是否不足，是一个应然的规范性问题。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只涉及对现状的测量。只要把数据搞清楚了，大家的看法不会有太多不同。但要说消费是否不足，则包含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标尺没有弄清楚之前，消费足不足的问题难以回答。要判断消费足还是不足，先得问足够（合适、恰当）的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然后再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比较标尺来评价现状。

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些学理上的思辨。

显然，消费肯定不是越少越好。一个经济体如果消费为零，会连其人口都无法维持。但另一方面，消费也不是越多越好。极端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被消费掉，则不会有储蓄和投资，那未来获取收入和消费的能力都会大受影响。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持续的过程——现在要消费，未来也要消费。要兼顾现在和未来的消费，就需要在现在的收入中，既要拿一部分出来马上消费掉，也要拿出一部分储蓄起来变成投资，以便为未来提供更多收入和消费。

所以，在收入之中，会有一个让消费者最好地平衡现在和未来消费的最优消费比例。这个最优比例是多少，既取决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如何权衡），也取决于储蓄回报率的高低。消费者越不耐心，越要现在消费，消费占收入比重就会越高；消费者越耐心，则越会倾向于推迟消费，消费占比会越低。另一方面，储蓄回报率越高，则意味把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的效率越高——牺牲单位当前消费而增加储蓄，在未来带来的收入和消费的提升幅度越高。这样，消费者当然会愿意少消费，多储蓄。反过来，如果储蓄回报率较低，则消费者会倾向于多消费、少储蓄。由于GDP同时也是经济的总收入，所以消费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取决于消费者时间偏好和储蓄回报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推理只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才是成立的。因为只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储蓄（投资）才有机会成本，即不储蓄而消费所能获得的效用。对一个不消费的经济主体来说，储蓄没有机会成本，将所有收入都用作储蓄是最恰当的选择。当我们在探讨消费是否足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做价值评判的视角。当然，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应该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为最终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依归，则从消费者出发便是应有之视角。

企业部门是经济中的主要投资者（政府也会做一些投资），会把经济中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相应地，企业部门是储蓄回报的主要提供方。企业部门自身不做消费。因此，在不受到外界约束的时候，企业部门会将其所有收入均拿去投资（变成企业储蓄）。但如果企业为消费者所拥有，则消费者的偏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笔者在《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一文中已论述了这种约束背后的道理。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曾说过：

“通过融资和分红，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可以建立起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从而使得资源在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引导下，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做最优配置。在这一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发生——因为投资回报率低了，资源就会自动流向居民部门，变成居民消费。”

通过融资和分红，资源会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双向流动，令国民总收入（GDP）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时时做最优动态分配，从而达成消费者时间偏好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最恰当的消费占比。

因此，要问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多少消费占比是恰当的，答案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数值。真正的答案是，最优消费占比的达成有赖于调节消费与储蓄（也是消费与投资）的市场机制的存在。这个市场机制依据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以及投资回报率，动态地在居民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最优分配国民总收入。这个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以居民对企业部门行为有约束力为前提。离开了这种市场机制，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中国消费不足的成因

有了前面的准备，中国消费不足的结论已呼之欲出了。说我国消费不足，不是因为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低于某个目标值——因为谁也不知道消费占GDP比重应该是多少——而是因为我国缺乏调节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市场化机制。这在宏观数据上表现为我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割裂。

在《需要全面纠偏对我国债务的认知》那篇文章里笔者还说到：

“我国企业向居民分红不多，表明我国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失灵了……我国因为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联系被割裂，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流向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和股权高度集中的私企）的收入并不会自动变成企业向居民的分红。这就使得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被市场自动纠正。这是中国经济长期消费不足、储蓄过剩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与西方国家一个重要差别。”

造成我国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割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无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数量庞大的国有资本虽归全民所有，却很少有国有资本回报被转移给居民部门。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国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分别为308.3万亿元和352.4万亿元，扣除负债后，分别形成了国有资本权益（国有资产）86.9万亿元和25.3万亿元。二者相加，2021年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对应的国有资产（净资本概念）总量为112.2万亿元。除此而外，我国还有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产42.9万亿元。我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如土地）还未计入上述数字之中。

根据财政部预算司披露的数据，2021年我国财政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分红、产权出让等各项收入的总和为5170.43亿元。在这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收入以资本金注入、补贴等形式回到了国企。最终，仅有2472.84亿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调出，充入财政。

当然，国有企业还通过支付雇员工资、缴纳税款等其他方式在我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都是各种企业都会发挥的作用。国有企业作为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企业，理应在工资税款之外，还通过资本回报的方式回报全民。但从前面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可以计算，从财政获得的净回报来看，2021年我国国企112.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资本回报率仅为0.22%。此外，国企虽然也会直接向持有国企股份的居民分红，但数额相当有限。

这样一来，我国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所产生的资本回报，不管是直接向居民分红，还是间接通过财政向居民转移，数额都不大。这就使得我国居民与国企间的财富效应联系很微弱。当然，我国居民与企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割裂并不都来自国有企业。那些股权高度集中的民营企业，其资本回报向广大居民转移的规模也很有限。

从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的收入不多，反映了居民部门对企业部门约束力的缺失。这让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在我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于是，尽管我国过度的投资已经明显压低了资本回报率，但储蓄率和投资率仍然处在高位。可以用GDP与资本存量的比值来间接推知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走势（二者理论上应该正相关）。次贷危机之后，我国GDP与资本存量之比值大幅下滑，目前已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我国资本回报率已经明显走低，储蓄投资已经不再像次贷危机前那么有吸引力。如果调节消费与储蓄的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应该看到更多收入被配置到消费而非储蓄上，令我国储蓄率下降。但事实恰恰相反，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储蓄率并未随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走低，反而长期高于次贷危机前的水平。过高的储蓄率是我国消费不足的又一个证据。（图表 4）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居民福利，那么全社会收入该如何使用才能最有利于居民福利的提升，自然是居民最有话语权，应该交由居民来决策。特别地，收入在消费与投资（或是消费与储蓄）之间该如何分配，应该由居民来决策，如此方能保证消费与投资的配比在最恰当的水平——也即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水平。

但在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之间明显割裂。这种割裂表现在宏观层面，是全社会收入未能充分流向居民部门，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这使得全社会总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其使用不受居民支配，从而让居民消费不足。在微观层面，这种割裂又表现为企业的投资行为较少受到居民偏好的约束，从而导致过度投资。所以，以经济发展是否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为评价标准，可以判断我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要推进消费转型，提升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当然要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但仅仅增加收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构建起根据居民偏好和投资回报率来动态调整消费和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市场化机制。离开了这个机制，居民收入占比、消费占比应该是多少，谁也不知道。而不知道应该的比例是多少，提升居民收入的宏观政策就会无的放矢。

在私有制经济体中，居民持有企业股权，以股东身份约束企业，因而在需要企业分红的时候，可以让企业给居民部门分红。这是形成调节消费和投资之市场机制的天然形式。但对我国而言，私有化并不是可行的选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个重要考虑原因，苏联和东欧国家国企私有化留下的惨痛教训也值得吸取。

在苏东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全体国民虽然是国企名义上的所有者，却在在企业实际的运营及私有化过程中没法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缺位的所有者”。这使得企业内部人可用其信息优势，大肆侵占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所以，苏东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问题，最终变成了企业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催生了众多靠攫取国有资产而肥的寡头。即使仅仅考虑苏东的前车之鉴，我国也需要在私有化之外找推进消费转型的其他办法。

 推进消费转型的“全民国企持股计划”

笔者建议，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实质性推进消费转型。

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在国有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构建起财富效应联系。这一方面是要让国有资产在普通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从而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国有资产带给自己的财富效应。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因为国有资产的存在而更有钱、更敢花钱。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两大部门间财富效应联系的构建，形成依据老百姓的时间偏好和企业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动态调节资源在国有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关键是设立多个国有投资基金。初始的时候，将国有企业股权较为均匀地注入这些国有投资基金，让基金持有。然后再将基金的份额均匀地分配给全国人民，让全国老百姓都变成国有投资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完成初始的分配之后，国有基金可在国有企业股权市场中自由买卖国企股权，以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百姓不能将其基金份额卖出，以免部分民众因信息劣势或其他原因而不恰当地将其国有基金份额卖掉，失去未来国有资产对其的保障。但每年，老百姓可以将基金的分红提现出来花销。老百姓还可以在不同国有投资基金之间转换其份额——老百姓可以随时按照基金净值将其持有的某个基金的份额转换成为另一国有投资基金的份额。

在这个“全民国企持股计划”中，关键之处是构造了两个竞争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国有投资基金之间竞争老百姓份额的市场。基金要努力通过自己更好地投资业绩来争取老百姓的认可，以扩大基金规模。那些投资业绩低迷的基金，份额将会逐步流出，最终被市场淘汰。在这个市场中，国有投资基金为在竞争中胜出，自然会以老百姓的偏好来经营基金，在老百姓需要基金多分红的时候多分红，需要基金少分红的时候少分红。通过这个市场，居民部门的时间偏好可传递至国有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上。

第二个市场是国有投资基金竞争国有企业股权的市场，即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这一市场仅对国有投资基金开放，以保证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不发生变化。在这个市场中，国有基金可以将其感知到的老百姓的偏好传递给国有企业，从而影响国企的行为。这样，当老百姓感受到企业投资回报率较低而希望多分红的时候，国有投资基金会有向老百姓多分红的动力。而国有基金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会将这种分红的压力传递给国有企业，让国企多分红。

通过如此设计，就在不改变国企所有制的前提之下，构造了联系起居民与国企两大部门的市场机制：

一方面让国有资产真正能给居民部门带来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

另一方面则构建起了在居民和国有企业二者之间动态分配资源、进而市场化调节消费和投资的机制。

此外，“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也能在这样的方案中被有效解决。这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国有投资基金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有能力、有激励的时时在场的所有者，可以对企业的内部人形成较强约束。而国有投资基金相比身处各个行业的其他企业而言，信息更加透明，基金被内部人控制的风险更低。

结语

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收入，也是这个国家的总购买力。所以在总量上，一国总是拥有购买其全部产出的购买力。但购买力在国家内分配的时候，却未必会和支出意愿有良好匹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购买的经济主体缺乏支出意愿，有支出意愿的经济主体缺乏购买力。所以，内需不足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是收入与支出意愿未能形成良好匹配产生的结果。

我国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割裂的现实，使我国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以经济发展是否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为判断标准，我国居民收入不足、消费不足。在这表象的背后，是两大部门之间财富效应联系的微弱，以及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的缺失。为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消费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内需不足问题，重点在于架起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桥梁，构建以最大化居民福利为目标的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化机制。

在这样的思路中，“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提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居民部门通过国有投资基金间接持有国企的股份，可以感受到国企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通过居民选择国有投资基金，以及国有投资基金竞争国企股权两个市场，居民的时间偏好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相遇并达成平衡，引导收入在居民和国企间做最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的配置。如此，消费不足的问题可被解决。

“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构想笔者早在2012年发表的《构建国企所有权竞争市场，推进消费转型》一文中就已提出。只不过十年前我国宏观政策面临的约束并未像当前这样收紧，各方对通过刺激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模式虽有诟病，看法也并不像现在这样负面。但在宏观政策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发力稳增长的当下，我国急需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调节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和内需不足的问题，重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可持续性。

我国经济当前有上中下三策可选。

上策是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切实推进消费转型。这将让我国走向更有可持续性，且更加惠及民众福利的新增长模式。

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没有明显改变，居民收入和消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加杠杆创造需求以稳定增长。这不是最好的出路，却是在收入分配约束下的约束最优。

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没有调整时，政府又因为债务忧虑等因素而自缚手脚。在有些人看来，这样似乎可以让市场自发出清，从而让中国经济在“短痛”之后轻装上阵。但这种良好的愿望并不会变成现实，因为经济增长的减速并不会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1998到2002年我国曾经历的长期通缩，以及相伴随的大规模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的局面将会重演。

为了延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辉煌，当前我国急需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切实推进消费转型。而在消费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纠偏对我国债务状况的不当认知，通过政府加杠杆来稳定增长也是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