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南苏丹外交官来信：枪林弹雨中，开防弹车抢救中国战士生命
2016年7月8日下午3时，马强大使在南苏丹国宾馆向基尔总统辞行拜会，已过花甲之年的马大使定于7月10日离任回国。
马大使返馆后不到两个小时，即下午5时16分许，突然间，距使馆直线距离仅两百米的国宾馆枪炮声大作。此时，只见军人出身的马大使走出办公室，随着他一声令下，所有在二层的馆员迅速撤至一层大厅躲避随时可能射来的流弹。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同在国内大年三十鞭炮齐鸣一般，两个人讲话都需在耳边大声呼喊。
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呼啸着打到使馆围墙附近，爆炸发出巨大冲击波，震得大使馆彩钢板结构的办公楼都在晃动。虽然二层的水泥地面能为自上而下的流弹攻击起到缓冲作用，但假如一枚炮弹直接砸下来，别说是薄弱的彩钢板了，就连普通防弹钢板也都能被炸穿。
南苏丹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枪支弹药。早年间，因为苏丹北南几十年内战，导致独立后的南苏丹民间枪支泛滥，我随同大使外出活动时，总能在街上看到手持、肩抗武器的士兵或民兵。
7月10日晚6时30分许，一发炮弹击中了正在执行保护难民警戒任务的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装甲车车顶（后经证实是一枚RPG反坦克火箭弹），车内7人伤势严重。年仅22岁的战士李磊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2名战士伤势危重，另有1名重伤，3名轻伤。
当时，联合国营地内只有一个一级医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包扎所”，根本不具备救治重伤员的条件。听到这个消息，马大使和林伟武官紧急联系协调南苏丹军方，要求派出卫队护送中方医疗队2名外科大夫前往维和部队营地，抢救危重伤员。
因为马大使是馆内唯一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的高级外交官，而南苏丹军队下层官兵文化水平很低，多不懂英语，关键时刻大使还能用阿语同士兵紧急沟通交涉。马大使还嘱咐我为他做一面必要时可下车用于亮明身份的国旗。
作者为马强大使制作国旗
深夜12点，我打着手电，在使馆院内找到一根废弃塑料水管，怀着沉重心情为大使做了一面国旗。我知道，前往联合国营地的道路是一条危险之路，双方为争夺公路控制权持续激烈交火，一旦识别有误，后果不堪设想。
11日凌晨，国内要求马大使在使馆坐镇指挥，同意由林伟武官护送我医疗队外科医生前往救治伤员。在南苏丹卫队的护送下，林武官驾驶着使馆防弹车赶往联合国维和营地。
就在他们出发前不久，维和战士杨树朋又因伤势过重，不幸于当日上午9时30分牺牲。我看到，林武官一甩头失声痛哭，这位中国军方在南苏丹最高代表因为无法将医生送到战友身边而感到悲痛。
11日12时许，在政府军卫队护送下，林武官驱车冒着枪林弹雨，先赶赴联合国汤平营区柬埔寨二级医院去取必备的采血袋，后又成功穿过道道哨卡和检查站将我两名大夫护送至我维和步兵营，先稳定住了我伤员伤势，随后又紧急请示马大使批准，协助我维和部队克服困难，将我四名重伤员成功转运至二级医院，接受了必要的救治。
这一路平时开车可以不用20分钟走完，林武官这天却走了3个小时，中间还钻进了南苏丹国安部躲避反对派方发射的激烈炮火。他后来告诉我，“政府军卫队开始是三车卫兵，到最后就剩下一辆空车了，这些士兵都半道跳下车投入战斗了”。
13日，德国一架军用运输机C—160正来南苏丹撤侨，马强大使旋即与德国大使紧急联系协调，为我转运4名伤员提供便利。德国大使表示愿为我转运伤员挤出舱位，同时还建议由随机而来的外科专家为我伤员先行诊断，并约定即与马大使在机场会面。
马强大使与林伟武官看望伤员
随后，马大使与林武官在街面还不安全、没有卫队保护的情况下，驱车径往朱巴机场与德国大使会合。在经德国专家现场诊断后，当机立断让3名符合军机运送条件的伤员先行登机。马大使在目送德国军机起飞后对我说，“功成不必在我，责任由我担当，就是在这个时候。”
飞机起飞后，马大使即与中国驻乌干达大使赵亚力联系，当赵大使告知军机已平安降落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时，马大使长舒了一口气。使馆党委和党支部在征得国内同意后，我在离开南苏丹的最后一天“火线入党”。
作者与马强大使合影
首任常驻，外交部干部司征求我意见时，我在个人意愿上写了三句话：一、强烈要求外派。二、艰苦地区中小馆。三、人民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写第一句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第二句是因为世界那么大，“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第三句话则是源于我为深深引以为豪的“北外精神”。
来到世界上最为艰苦战乱的南苏丹使馆后，我时常在思考，外交为了什么？我选择外交事业是为了什么？
我是带着对外交事业的理想来南苏丹常驻的，两年后，我所经历的过往就像过电影一般。如今我明白，外交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执行国家对外关系的最高决策，并通过每一名外交战士的不懈奋斗，让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挺胸抬头，腰直气壮。
文字 / 林牧（曾驻南苏丹使馆馆员）
图片 / 网 络
编辑 / 小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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