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中文同声传译 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上）

吴妙发

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

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内设有中国科，拥有近百人的翻译队伍，从事着英译中、中译英口语或书面的翻译工作。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地位，并派驻了第一个驻联合国代表团，我有幸厕身其间，也因此熟识了中国科的中文同声传译员们。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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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当时有200多人，都是由联合国聘用的，大部分是旧中国留在联合国的人员。其中不乏台湾国民党显要的亲戚，如原国民党政要熊式辉的儿子、沈昌焕先生的胞弟等等，也有一些新加入的留美学生。

中国科的科长是范家曾先生。初识范先生时他年近40，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精明能干。他早年是沪江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后到美国求学，几经周折才考上联合国，担任中文同声传译。

我问他考试的经过，他微笑着回答说，联合国待遇较为优厚，可条件苛刻。要考上联合国除了懂两种外语（中文除外），还要会速记。他是经过英语、法语口语及速记、中文考试以及当面测试国际知识、联合国知识，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了一段时间后，才踏进联合国大门的。随后从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地学习提高，至于担任科长职务，是花了近二十年的工夫才做到的。

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殖特委会非洲特别会议，联合国中文译员何女士（右一），作者（右二）。

何女士比范家曾先生年轻一些。她是南方人，清秀端庄，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在国内长期找不到工作，就由亲戚出钱来美国求学，研读文史专业。尽管她得到了大学证书，可在美国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最后奋力苦读才考上中文同声传译。

她和我们相处很熟，非洲会议和奥斯陆会议她都参加了，为我们尽心翻译。一开始，她还叫我们“张代表”“吴先生”，但时间一长，她觉得我们没有架子，就叫我们“老张”“小吴”了。

过家鼎先生

熊式辉的儿子小熊（他很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和他的夫人廖端丽小姐则更年轻。小熊的英语水平很不错，许多重要会议，如安理会就由他同声传译。他还经常和代表团的高翻过家鼎先生切磋翻译技巧，态度恳切。

小熊蓄了长发，人长得很高，说话简练，有一股阳刚之气。我们初相识时他还是独身，后来爱上了刚考上联合国不久的廖端丽，两人喜结连理。

同廖端丽同时考入联合国的还有余珍珠小姐。她长得娇小可爱，待人恳切，很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她早年跟随父母到香港，之后到美国，凭其丰富的知识、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技巧，被中国科录用。她很长时间为非殖化特委会做同声传译，反应十分敏捷，嗓音悦耳，深得代表团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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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不但要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各种委员会会议，而且还要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为联合国召开的各种会议服务。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安理会为加强会议效果，决定直接去第三世界的巴拿马讨论拉美问题。黄华大使出席了上述会议。范先生、小熊也赶去为会议服务。

会议很紧张，他们不但要把黄华大使的发言、答辩正确译出来，而且还要传神。白天他们累得唇干舌燥，晚上也休息不好。几天下来，两位译员已脸色憔悴、疲惫不堪了。尽管巴拿马风景如画，但是他们连会场、旅馆也没有离开过一步。

联合国会议上我国代表戴着耳机听中文同声传译（第二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有一次，我随非殖特委会代表张先生去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几内亚等国参加会议。会议主席坦桑尼亚大使萨里姆把会议安排得十分紧凑，5天会议跑了7个国家。那次担任传译的何女士累得直不起腰。

另一位传译朱先生尽管体魄健壮，近50岁的人看不到一丝白发，却也连声叫累了。登上回纽约的飞机时，大家连话也不愿意讲了。

可就在他们回到纽约不久，非殖特委会又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特别会议，他们接到通知，又得赶去为会议服务。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上北欧飞机时脸上露出的无可奈何的微笑。

联合国议员工作图

对译员们来说，不但要参加众多的会议，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种会议的特定词汇，这是很难胜任的差事。

每年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有的国家代表常常离了稿讲几句本国俏皮的谚语，有的代表兴致一来，引用《圣经》里的某段话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段对话，这都要求同传译员们正确地翻译出来。英语首当其冲，英译不准，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就译不下去，中文也同样。

至于联合国的一委、二委、三委、四委、五委和特别委员会使用的词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环保、军事、海洋，甚至宗教、民族、妇幼、卫生、保健、预算等各个领域，都必须无一遗漏、准确地传入中国代表的耳中。中文译员们对我说，这就要求他们平时什么书都要看，什么词汇都要背，以备随时应急，不出差错。

我在联大工作期间，出席过二委、三委、四委、五委和特别政治委员会以及安理会会议，有时听中文同声传译，觉得他们绝大多数译得贴切、流畅，内心不时升起对他们的钦佩之情。有时看见他们走出工作室时，额上总是汗津津的，尽管联合国各种会议室都是恒温，可对他们来说，总是非常紧张。一场持续几个钟头的会议下来，简直能把人累垮。

文字翻译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工作量大得惊人，比如安理会开两个钟头的会，15个国家代表不停地发言，最后累计五六万字要求各工作语种的翻译及时整理出来，第二天清晨就送到150多个国家代表团的文件柜里，以便9时一过，各国代表团就能拿到逐字逐句的记录。

联合国议员工作图

中国科同声传译每次两人一班，要把某一场会议从头译到尾。一般的会议两到三个小时，也有几十分钟的。按部就班的讨论还好说，有时插上来来回回的辩论，那种情况就会使会议出现曲折，听者紧张，译者更紧张，不准有一处遗漏，错译更是不允许的。弄不好，轻者遭训斥，重者卷行李走人。

我的几位中文同声传译朋友告诉我，他们每隔10-15分钟所翻译的词汇量约中文2000个词左右。中国代表每讲一句话，他们译的句子就得同时跟上，有时代表边讲他们边译，没有任何思考、喘息的机会；而且还要十分注意用语的分寸，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所以，译一场会议下来，他们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未完待续…… 

文字 / 吴妙发

图片 /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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