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院里的那些人 | 集体宿舍里的四个山娃子（一）

建国初，在东交民巷里，有一座集体宿舍有点特别，显得挺神秘，它没有地址、楼号、房间号，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没有知情者指路，外人是找不到它的。

这就是外交部的集体宿舍之一。

看官可能不知，东郊民巷中有不少房产是归外交部管的。北平和平解放时，我们的党政军机关和人员进城之后，解放军接管原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军营和地盘；中央或北京市政府接收原国民党政府占据的院落房产；外交部就接管原来外国大使馆、领事馆所属的房地产，整个东郊民巷里原来的外国外交机关所有房产都划在了外交部管辖的名下。当外交部办公院里的集体宿舍不够用时，就在东郊民巷或其他地方的房子中又划出一些作为集体宿舍使用。

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的西装制作水平不高，周总理提议从上海迁来了红都服装店，再加一家四联理发店，主要为我国出国常驻的外交人员或临时因公出访人员置装、理发服务。于是，外交部把所管房产中的东郊民巷28号临街的楼房给了红都服装店使用，后面的平房院作为部集体宿舍使用。谁能想到在红都服装店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外交部的集体宿舍呢？

今天就要跟各位讲一讲生活在这个小院集体宿舍之一中的四个山娃子及他们的外交生活。

《章洪篇》

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管集体宿舍的总务司副处长章洪。

河南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碑

他的老家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革命根据地，小时候当过村里的儿童团长，优秀的山娃子，长大参加了解放军，朝鲜战争中已是志愿军连指导员。因打仗受伤，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外交部。外交部除新入部的大学生外，干部的资历、级别与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章洪到这里只能当干部司的一般干部，因表现优秀，之后调到总务司当管后勤的副科长，几年后才晋升为科长、副处长，集体宿舍的事他管了好长时间。

媳妇和工作的两难境遇

章洪在老家县城找了个挺称心如意的媳妇，有一个儿子。爱人曾提出，她一个人又要上班，又得带孩子，还必须兼顾在老家的公公婆婆，非常困难，要求他要么调回本县，要么把她与儿子也调到北京，解决夫妇分居问题。外交部领导对章洪的工作非常满意，舍不得把他放走，于是答应设法把他的爱人与儿子也调到北京。多年过去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的爱人与儿子也未能调到北京，原因是没有指标，无法在京上户口。

有一次北京市因缺小学教师，通知外交部，如果配偶是教师，可以调到北京，给予户口配额。当时国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所以孩子可以一起到北京入户口。领导以为这是个好机会，要章洪赶快趁机办理。他反复考虑，按爱人的文化水平，教小学应该能够胜任，但他觉得教师不是一般的职业，教不好课会误人子弟。他想，爱人没有当过教师，绝不可冒名顶替。结果错失良机，夫妇仍然分居，他也就这么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

按规定每年可享有一次带薪并可报销路费的15天探亲假，如有急事临时回家需请事假，自己承担费用。如媳妇、儿子来北京探视他，可以住在招待所，家属一走他即回集体宿舍住。

集体宿舍要来三位新舍友了

章洪到外交部工作后，很长时间就住在外交部东交民巷的这座集体宿舍里。他住的屋子有四个床位，他占一个床位，其他三个床位已经换了好几茬人了，时下正空着。

东交民巷是最早的使馆街

不过，马上就要一下子来三位室友了。为迎接三位新室友，章洪提前几天把他们的床、桌椅、台灯认真检查一遍，坏了的换新的。每人一个暖水瓶，有两个太小，换了两个大的。屋里过去只有他常住，所以一个书架就无形中归他用了。他量了量空间，再加三个不是太大的书架完全可以，于是要人运来了三个书架供新室友使用，还额外拿来了四个小方凳，每人一个备用。

新来的第一位室友叫马钢，老家在山西离石县的吕梁山区，地道的山娃子出身。他们那里出产土豆与小米，所以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长得敦敦实实。

第二位是周培，瘦高个子，老家在浙江乐清县，他自然也是一个山娃子。

第三位叫范镇，比前面说的两位都年轻两三岁，来自山东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又是一个山娃子。

他们四人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屋里，友好和谐，越来越熟悉，关系越来越亲密。谁有个难事，别人都出手帮忙。不知道章洪又从哪里捣鼓来一个不小的煤油炉，使得他们节假日可以合伙弄顿美餐享受。四个山娃子出身的单身汉在一起，小日子过得满不错。

由于章洪不但年龄大点，而且知道部里的情况多，社会阅历深，外面的大机关小单位，部队上地方上，他都有熟人与朋友，所以三人常向他问这问那，要他帮这帮那。天长日久，三人不约而同地把他视为本室老大，从心底佩服他。

有一次马钢不小心开玩笑似的喊了他一声“大哥”，章洪立即严肃地说，外交部不许称兄道弟，按部里的习惯喊“老章” “大章”或“小章”，大家都喊他“大章”，如果谁愿意喊“老章”也行。马钢、周培从此喊他“老章”，小范一开始就喊他“老章”了。章洪则一开始就喊他们“小马” “小周” “小范”。

突然来了个陌生人

范镇他们刚搬进集体宿舍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很凶。

文革游行资料图

就在这样的时代风波中，忽一日，章洪下班回来，看见小范正在院子里同一个陌生人聊天。那人见章洪走来转身就走，进了对面的一间屋子。章洪感到奇怪。

“这位是你的熟人？”回到屋里章洪问小范。

“不是，不认识。他找我问事情，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红都服装店的一位师傅的客人，临时住在对面屋里。”小范说。

“啊？咱们的集体宿舍是不允许外人来住的。”老章说。

“这我知道，所以我问他是谁。那人一看你回来就走了，是不是他怕你？”小范说。

之后，老章与小范关好门在屋里进行了密商。“长话短说，小范说听口音这人是上海人，通过红都服装店师傅的关系要住在咱们这里，他要干什么？上海是那几个极左头头的老窝，是反周总理的大本营，咱们不能不小心。”老章说，“文革一来天下大乱，很多法律、纪律、规定都毁了，就是咱们部内也有极左分子，有可能是部里的什么人同意他住在这里的。怎么办，等小马、小周他们两个回来，咱们关起门来找个应对良策。”

后来章洪他们四个是怎么商量，如何对付的，别人不得而知。反正那上海人没有在外交部的这处集体宿舍住上几日便悄然离去。看样子，遇见章洪这四个人，恐怕他很难得手，搞不了什么名堂，于是便消失了。至于那人究竟是不是坏家伙，留待文革结束以后再由有关机构去做结论吧。

按文革中的说法，司级以上干部包括司级算当权派，处级以下干部包括处级属于群众，要抓走资派只能在当权派里抓，不能把群众作为斗争目标，所以章洪始终没有麻烦，再说他人缘好，谁去同他过不去。

山娃子出身的外交部一般干部

这么说，这里所写的外交部集体宿舍里的四个人都是属于群众的小字辈，只是章洪年龄大一点而已。他们有两大共同点：一是都是出身于世代贫穷的农民家庭，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所以积极拥护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建国后的国家建设；二是一出生就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根正苗红，是在国家的培养下走出山区来到北京外交部的，所以忠心耿耿为国效力。

除范镇的叔叔是高干外，别的家人都是一般的普通人，所以在四个山娃子的成长过程中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家庭长辈的权势，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这种权势。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干子女尚没有例外。但文革内乱持续蔓延，把优秀的光荣传统破坏殆尽，包括“走后门”之类的的坏现象开始出现，整个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好。

在这种混乱年代，这四个山娃子出身的外交部一般干部，是非分明，维护革命老前辈，睥睨坏人，敬畏纪律，忠于职守，那是好样的。后来他们都得到重用提拔，除了他们的一贯表现与工作成绩外，与文革中的表现大有关系。

未完待续

文字 / 青峰石

图片 / 网络

排版 / 撒哈拉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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