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喜迎香港回归

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我在英国曼彻斯特任总领事时正赶上香港回归盛事，那段在英国本土雪洗国耻的亲历至今铭刻心田。香港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在英国本土迎接香港回归、举办庆典，并且邀请当地主流社会人士、广大华侨华人及新闻媒体等共同参与，就其意义、影响而言，深觉不同寻常。

准备工作从头起步

我1996年初到英国，其时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在那里当大使。大使对我指导多多，自不必说，这是我工作的有利条件。我需要尽快熟悉和掌握香港问题的起源，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立法局，以及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出现的“直通车”和临时立法会等。这要阅读很多材料，用不少时间学习和掌握。

▲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

时间，靠白天“挤”和晚上熬夜。详实的材料现成，关键是选准并牢固掌握。为走捷径，我首先熟读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这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源头，吃透它才能在学习中央和外交部有关香港问题的文件时找到要领，处理具体问题时才能正确执行政策，有效遵照“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避免言行失误。

《人民日报》（海外版）、CHINA DAILY、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印的《跨越1997的香港》对我工作帮助很大。《跨越1997的香港》这份具有讲座特点、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材料，既省了“中译英”时间，又容易选择特定的内容，在那些忙碌的日夜它帮了我大忙。

《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中、英文单行本，人手一册不离案头；招待会摆放或外发友人很受欢迎。

随着对香港问题的深入了解，大家在英国主流社会活动中，在领事侨务、留学生工作中，以及在与当地媒体的接触中，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了香港问题的讲解工作。以自己而言，首先将礼节性拜会加进实质内容，有意识谈及香港。这也是当时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时尚未言及，人家已在发问。此种情况下就抓住机会多谈或深谈一些。

迎回归庆祝大会的讲话稿，庆典邀请的政界、商界、文化界头面人物名单，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以及邀请当地媒体的范围及注意事项等都在有序进行，甚至庆典会场的布置也提早准备。

武汉市有一位画家在曼彻斯特举办个人画展，我热诚地邀请他到总领事官邸，请他为总领馆设计、制作大型红底金字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横幅，画出香港回归标志。他工作认真，图文制作得标准、醒目，充满昭示力，装在大厅正面，撑起了整个会场。庆典之际很多人在它的面前观瞻、留影，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宣讲中的主要课题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是我们外事活动中反复宣讲的课题，也是当地社会关心、发问的主要内容。关键是“一国两制”，即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依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前提，决定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那里原有的生活方式能否真的保持50年不变、50年以后怎么样、香港能不能保持稳定与繁荣、港人怎样治港、“高度自治”到什么程度，这些课题是当地人们（华人华侨95%以上来自香港）的难解之处或疑虑所在。集中起来主要是信心问题。我们要帮助他们从政治、法律以及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互补关系等方面，使他们找到树立信心的依据。

政治依据明显。我们一再讲，“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构想建立在长期思考和深刻调研的基础上，是中国一项公布于全世界的战略决策，绝不是权宜之计或谈判策略。

法律依据明确。“一国两制”的内容不仅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有明确规定，也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坚实的法律保障。

正因如此，在临近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国公民在香港的投资数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外国银行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也在增多；原来对香港形势认识不足而迁走的公司或机构，看清形势以后一天天地回流香港。

这方面例子很多。时任全英领事协会主席拉弗里斯写信告诉我，他的朋友曾把公司从香港迁到百慕大，香港回归之前又搬回了香港。再有，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想在香港买栋房子，等等。对“一国两制”曾经有过怀疑的人在逐渐改变态度。

在经济方面，大陆和香港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实行“一国两制”和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不会自食其言、置自身利益于不顾。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香港才迎来持续繁荣和日益巩固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的中心地位。事实证明：“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

我们在宣讲中也指出，香港问题是多年来影响中英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实现主权交接，需要中英两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坚定不移的国策，定要在1997年7月1日完成。这一点没有谈判的余地。如果香港发生动乱以致影响主权的和平交接，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实现和平交接香港主权，不仅于中英双方有利，也为世界通过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作出榜样，具有深刻意义和广泛影响。

从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通过“走出去”为主，“请进来”为辅的对外工作，大力讲解我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使当地主流社会和华侨华人社团基本上得以明确知晓。人们澄清了认识，对华态度尤其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明显好转。

1997年3月13日，我在达金菲尔德和斯塔利布里治扶轮社“国际之夜”应邀主讲香港回归并当场回答问题之后，84岁的乔治·肯尼迪爵士在答谢讲话时动情地说：“听了中国总领事的讲话，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对香港的政策。”

▲ 曼城女王代表约翰·蒂明斯

应邀出席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大会（中为作者）

1997年7月1日，我总领事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大曼彻斯特女王代表、女王司法代表，领区20多位市长、议长以及大学校长、大公司总裁等300多人应邀出席，盛况空前。当地媒体给予报道。

总领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以后，领区华侨华人社团和中国留学生团体相继开展了隆重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他们邀请我出席并且讲话。

考虑到这种活动是在英国本土举行，邀请了当地英国主管官员参加，以及华人多数入了英国籍等因素，我们事前对庆祝会的组织者热心引导。因为注意到在英国本土的具体情况，启示大会发言者在讲英国侵占香港历史时点明为止，更多地面向中英关系的未来，从而使华侨华人的庆祝香港回归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取得应有的效果。

香港回归盛事在英国赢得一定程度的共同参与，是我在英国工作感到最为欣慰和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也遇过难以对付的事

英国有些人对香港政治问题的别样思维，使我们的工作也遇到过困难。

当时，英国是保守党执政，曼彻斯特却是工党掌权，有的议员公开质疑时任港督彭定康，甚至想拉上我参议议论。但是我得谨言慎行，因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基于英国的国家意志与利益。其社会意识集中表现在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图谋以“政治民主化”将特区的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以便日后操纵或影响香港的政局。

▲ 陈方安生

有一次，我应邀在利物浦市参加活动，与时任彭定康的第一助手、香港布政司司长、署理港督陈方安生女士不期而遇。当时，她正在参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来利物浦是再次到英国亮相，与当地华人社团联谊，投放亲和力以赢得竞选优势。我预感到与她相遇可能言及香港问题，作为中国总领事我只能也必须面对。我们经人介绍进行了一次交锋。

“您这次来英国是否与上次一样，见梅杰首相？”我问陈方女士。

“不，这次是与家人一同休假，顺便来利物浦大学接受名誉学位，纯属私人性质。”她否定有政治目的。

 “恭贺您获此殊荣。顺便说一下，我今天来参加为方心让先生（陈方安生的叔父，抗日名将方振武之子，时任香港立法局议员）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明天却无法参加为您举行的颁发仪式了。因为总领事馆明天宴请曼彻斯特议会的领袖们，我抽不出身来利物浦。”

陈方安生听了以后不置可否，微笑着转开话题，说：“您对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怎么看，什么样的人有希望当选？”

“这要靠参选者本人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素质，以及这些素质能否为多数人所承认或认可。您的看法呢？”

陈方安生稍加思忖，点点头：“当然是这样。”

她站在我面前，两臂交叉，自抱双肩，笑看着我，再转话题。“中央为什么要搞‘临时立法会’呢？不搞不行吗？”

“不行，是被迫而为之。”

“为什么？”

“因为‘直通车’行不通了，非‘另起炉灶’不可呗！”

“就是设置‘临立会’，立法局议员也应该全数吸纳。”

“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不等于还是都上‘直通车’了吗？”

“那您说，到底哪些议员不能‘上’呢？”她让我点出具体的人。

“估计，榜上有名的人难进‘临立会’吧！”

“哎呀，也不知什么叫‘榜上有名’。”她双眼向右上方斜视一下，像是有点不高兴，不等我开口便接上话茬儿问：“姜大使好吗？”

▲ 彭定康

根据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该决定和基本法有关规定，它的议员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政府并符合基本法规定条件的，可以直接过渡到1997年7月1日，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个“直通车”之所以行不通了，是1992年10月彭定康抛出的“政改方案”闹的，它使按人大决定产生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为不可能。

对港督的这个“政改方案”内容，陈方安生女士应该了如指掌，用不着我说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两国外长达成的有关协议。英方不顾香港社会现实、不顾1993年中方在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谈判中的立场，坚持其错误立场，背离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原则，扩大所谓“直选”议员名额，以及增添9个“功能组别”等等，企图“在一夜之间”造就“香港民主”。

这不仅违反了特区实行行政主导而非立法主导的原则，也导致了“直通车”安排被破坏。所以，199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重组香港立法机构，设立一个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临时立法会，以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

临时立法会在行政长官产生后组成并运作，至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不超过1998年6月30日。对于设立临时立法会一事，陈方安生女士的观点态度，未能符合香港社会现实，脱离了实际。

▲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

英国统治香港以后从来不主张在香港实行民主，更不去说“自由选举”。港督的产生，自1843年第一任算起直到末任彭定康，没有一丝一毫取决于香港民意的因素。

任职时间最长的港督麦理浩曾直言，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看来，英国独裁统治香港，是不变的政治格局。

时过境迁，香港回归祖国，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英关系翻开新的一页。香港的政治民主进程循序渐进、不断完善，一个繁荣昌盛的新香港，正以无限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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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选自《百年潮》

图片 | 网络

作者 | 王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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