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从财会改学日语 占座儿占出“吴越同舟”

徐敦信

曾历任亚洲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本大使。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但幸运的是，我成长在新中国。

▲ 老扬州街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入了家乡最好的一所学校——扬州中学，她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很有名的，一直到现在都是。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里接受基础教育，不仅是在课堂上的学习，还包括“如何做人”，这方面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6年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前，我已经在南京建筑系统做了三年的财会工作，考大学时我本来填报的第一志愿是经济类专业，结果没考上，于是服从分配学起了英语。两年后，再一次的服从分配则直接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是在1958年，有一天领导突然通知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说：“组织上决定调你们去北京学习。”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其实像我们这样调来北京大学学习的同学，不仅有复旦大学的，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广东、福建的，也就是全国好几所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大家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了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当时我国的外交工作碰到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缺乏非通用语的翻译人才。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匈牙利。

1957年底，中东某国的外宾来访，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时外交部没有自己的阿拉伯语翻译，于是临时借来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做翻译。而就在欢迎仪式上，由于这位外宾讲的是阿拉伯语方言，翻译听不懂，结果场面十分尴尬。

也因为这件事，周总理当即指示外交部要建起自己的非通用语翻译队伍。于是，全国各地有关的高等院校迅速行动起来，把挑选出的在校生统一集中到北京大学，就这样我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时学什么没有双向选择这一说，也没有让我们填志愿。学校开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当场就宣布了名单，谁谁谁学什么，宣布我和另外9位同学学日语。当时听了以后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分配的。

后来一回味才明白过来：语言这个东西跟社会、历史都有关系，我们调来学日语、阿拉伯语、印尼语、印地语、波斯语的，大体上都是过去学英文的学生；学蒙古语、朝鲜语的，基本都是过去学俄语的；越南话、柬埔寨语，就由过去学法语的学生学。

▲ 徐敦信大使（左）与日本前首相曾根康弘在一起

突然宣布要我们学日语，不少同学心里不痛快。那时我们和日本还没有邦交文化，中日关系处于比较对立的状态，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沉痛历史，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情感上，大家对日语都不会有什么好感。

虽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准备，我也并没有感到怎样别扭，主要是因为，既然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当然应该服从，这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点：服从组织分配。

再者，不管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工作以后才上大学的），还是比我小三四岁的高中毕业生，重新分配后大家又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这跟学英语不一样，学英语他们有基础，我没有，而现在改学日语，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我学好日语的自信心更强了。

▲ 徐敦信大使与夫人王月琴

那些年在北大，大家学习非常刻苦。有一个细节，由于宿舍里常有人进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校图书馆去自习。北京大学的图书阅览室环境非常好，座位宽敞，每个人都有一盏台灯，大家进去后，都非常安静，专心做功课。

不过由于学生很多，座位一般都不够用，彼此熟悉的同学就时常互相帮忙给占个座儿。有一位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过来的女同学叫王月琴，我们是同班，她要是早到了就会给我占个位，把书包放那儿，有时我早来了也帮她留个位子，这样就很自然地接触多了，学习上的相互关心和帮助也多了，慢慢彼此有了好感，后来我们成了终身伴侣。

我们两人都来自于南方，我是江苏人，她是浙江人。在日本的时候，日本朋友跟我们开玩笑说：“一个吴（江苏），一个越（浙江），你们是‘吴越同舟’啊！”这个“吴越同舟”的意思就是“同舟共济”或“风雨同舟”，“同舟”不假，不过吴、越那时可是对头，我们俩不是，所以也就拿来当玩笑听听罢了。

- END -

文字 | 《听大使讲故事》

讲述者 | 徐敦信

图片 | 网络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

倾听外交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