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文装解放军的战争洗礼（三）

人物简介 /profile   

张宏喜，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领事副司长、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美国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的，所以他们在谈判中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捞走战场上得不到的便宜，讨不到便宜就想法儿不吃亏少吃亏。实在没有办法就拖，看能不能拖出好处。都不行再回到战场上打，打了一阵儿仍无法取胜，就再回到谈判桌上。

外交部解密档案-停战谈判随着战局的变化时断时谈。图为朝鲜停战谈判会议次数统计。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打了3年零33天，谈了2年零17天。这种谈判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其中出现的种种状况在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意志、耐力与智慧。

周恩来说：“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火，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乃至远东其他问题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们不能不拖一下，但不敢破裂，而只能破坏。破坏多了，得承认错误。拖得久了，得转弯让步。目前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但拖的可能性还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周恩来的看法、指示和预料总是准确严谨、抓住要害、入木三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代表团发出的电报待北京批复回来时，往往已是次日凌晨。此时，秘书处又需要根据指示修改或重拟发言稿，以赶在当日早上使用。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协商也均由秘书处承担，而且时间多在夜间，地点在波、捷代表驻地。有时，他们深夜约见代表团领导，接待、翻译和写简报等各项任务也离不开秘书处工作人员。乔冠华曾有诗曰“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感叹的就是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

因这是一场涉及朝、中、美三方的国际军事谈判，在怒目相对、锱铢必较的斗争中，能否将我方立场表达清楚及了解对方意图，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的准确性。由于美方使用的译员可靠性较差，我代表团对我方英语翻译的倚重就更为突出。

此外，同朝鲜和波、捷同志沟通和联系，还需朝语和俄语，同印度、瑞典、瑞士中立国人士打交道则普遍使用英语。为此，代表团从外交部及其他部门选调的都是高水平的外语干部，由浦山等在国外学成归国的高级人才压阵。秘书处副处长毕季龙被美方称赞，常以“上校翻译”称呼他。可以说，这里是当时外交部最强的一支外语队伍。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左起第5人）于10月6日在板门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这会上提出许多事实，表明美方故意拖延解释工作的进行。（1953年）

谈判双方敌对情绪强烈，美方骄横无赖。尤其是谈判濒于破裂阶段，美方无心谈判，发言十之八九在谩骂，只有一句半句可能有内容。因此，仔细研究会议记录十分必要。为了应对美方的攻击，也要细读记录。北京也十分重视会议记录，每次会议记录（中、英文）代表团都须全文适时电报国内。所以代表团对会议记录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英文逐字记录。

秘书处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谁也没学过速记，但他们仍迎难而上，托人买来速记书，靠个人自学，艰苦磨炼，逐步掌握了这一技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不过1952年8月10日那天，翻译和记录的同志们倒没有费劲就完成了任务，因为美方在听了我方发言后，竟一言不发，硬是在我方人员的怒目而视之下沉默了130分钟。中间柴成文离开会场到后面请示李克农怎么办，李克农说了三个字“坐下去”，柴将写有“坐下去”的小纸条递给我方发言人，我们的人更是怒目盯着美方代表。这时候真正是在考验双方的毅力。双方对视到最后，还是美方撑不下去了，提出休会，事情这才算了。

有时到谈判现场刚坐下，美方就用一二十秒说一句“现在休会”，然后走人。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谈判，可以写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两年多的谈判中，曾于1951年8月23日至10月24日休会两个月，1952年10月8日至1953年4月6日中断半年，责任皆在美方。

1953年4月10日双方联络组在板门店谈判会场达成关于遣返被俘人员的协定。（图为：我方联络组李相朝将军在协定上签字。）

谈判中分歧问题最严重的有三个：

一是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问题，美方曾无理提出把我方所在地的大片面积划给他们，理由是他们的空海军力量强大，因此应该在陆地上得到补偿。周恩来指示李克农坚决将美方的这一无理要求打掉，要行于所当行。

二是俘虏遣返问题，他们公然违背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不全部遣返我方人员，最后还扣留了14000名志愿军战俘，把他们送到台湾。他们对战俘的虐待远比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严重得多、恶劣得多、规模大得多，例如打伤打死许多战俘，勾结台湾国民党特务在志愿军战俘中活动，在战俘身上刺反共字句，迫使他们难以回国与身心受辱，美蒋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双方在谈判遣返战俘的问题上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三是他们拼命反对在停战协议上明确规定停战后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最后协议规定停战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月内再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商讨这个问题。中方对此是严肃认真的，派黄华为谈判代表，但美方根本没有任何诚意，所以他们的驻军至今仍在韩国。

我方代表团不仅要掌握美方在谈判会议上的态度，也需要了解对方在会外的动作和言论，以及西方舆论对会议的评论和反应，但当时的通讯条件十分有限。

为了解决信息闭塞的问题，代表团便办起了自己的“内部参考消息”。秘书处的新闻组挑起了这副重担，通过监听外台英文广播和抄收外台电码，及时捕捉了各方的信息。美方残害和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材料，也是根据“内参”整理统计，向对方提出抗议的。

战地物质条件很艰苦，节假日全无，饮食单调，同志们就自己动手种起了茄子、萝卜等青菜，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有一次杨冠群从身上痒痒处摸出一个小白虫，脱衣一看，衣服缝里整齐地排了一队这种白虫。平时只顾专心工作，没有留心这些不受欢迎的小东西是什么时候大驾光临的。他把内衣、毛衣来了个开水一锅煮，毛衣掉色，把小白虫都染成了彩色小玩意。

跳蚤、蚊子咬得防不胜防，他们常常要蒙头睡觉，天太热，冀朝铸就用袜子套在双手双臂上伸出被窝，倒也有些效果。

秘书处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常常日夜连轴工作。谈判最紧张的时期，他就干脆搬到李克农、乔冠华的住所，在客厅里搭个简铺过夜，以便随叫随到，有时候连续几夜他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后来“李队长”亲昵地称浦山为“人民的小毛驴”。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站在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背后的中方参谋就是浦山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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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

作者 / 张宏喜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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