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次“未遂”的留学

留学，对我是一个刺激神经的话题。我至少有四次机会被派出国留学，但用家乡土话说，都是差一点儿没留成，或差一点儿留成，总之都没成。

▲ 李肇星 中国前外交部部长

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和我同班同学马林（我的入团介绍人，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非典期间病逝），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预备部。

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向往苏联！我个人更对培养出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等大科学家的莫斯科大学十分钦佩。但后来，留苏的事终因中苏关系出了毛病未能落实。

胶南一中的老校长后来教导我：“留苏不成就去考清华或北大吧，你们是这个穷地方有史以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助学金，怎么可能！好好拼去吧！”每每念及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前辈的话，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中学六年级一直喜欢代数，但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

同年晚秋某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和同班同学刘立炎（来自湖南，曾任驻尼泊尔使馆一秘，益阳师专教授，诗人），准备次年留英。

▲ 李肇星（后排左二）等同朝鲜留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后合影。

我刚到北大不到半年，听到这消息既惊喜又茫然。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不大舍得匆匆离去。好在第二学期碰上的饥荒解决了这个难题。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派我们这批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后，据传，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方便工作，可选几个会英文的干部再学法文。1965年7月的一天，外交部教育司（后来合并到干部司）丛文滋同志通知我和应谦等人赶快去北外法语系突击学法文，准备于次年夏到日内瓦国际翻译学院留学。应谦，浙江仙居人，读研究生时，我曾和他同宿舍。他爱整洁，睡下铺，我喜欢上铺，上下麻烦一点，但不叠被子也不太显眼。

当年没有想过不听组织分配的问题，我们几个愉快地开始从头学法语，不拿工资，但每月享受42.75元研究生助学金。记得我俩每月都能省下些钱往老家寄。

有一条学习纪律是，从早上6：00起床到晚10：00熄灯，都不说中文或英文。我们共有五个学生、四位老师——两位中国老师、两位外教。其中一位外教是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侄女，她教课爱同时嚼口香糖，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注重实效。次年5月16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自然不会再议。

▲ 李肇星 中国前外交部部长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国年轻人赴美留学成为可能，但我不再年轻。我从江西农村调到非洲工作了七年之后，到了部新闻司，先后在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三位司长领导下工作，他们对我帮助都很大。

忘了哪一天马司长问我，愿不愿到美国弗莱切学校进修一年半载。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留学机会了！我答应回去想想，可没过两天，他告诉我：“别想了，可能让你留下做副司长、发言人。”借用一下发言人术语，当时我欣然同意马司的“立场”，没想什么，我已经逐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

四次留学“未遂”，体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祖国和民族的历史积累就是你的机遇、挑战，就是你的大性格、大命运。爱自己的祖国，并尽力把这种爱转化为报效人民的学识、能力和有效劳动。

- END -

文字/摘自作者为《还我一个真剑桥》一书所写的序

    作者/李肇星

    图片/网络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

倾听外交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