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岱沙：从豪门闺秀到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

康岱沙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

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延安。1940年随周恩来同志去四川工作。1945年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0年3月调入外交部，1955年4月亚非会议前后负责使馆调研室工作。

1938年6月的一天，爱国民主人士康心之的家里传出一条消息：他不到20岁的二女儿康岱沙失踪了！不久，又传出消息：康岱沙放着千金小姐不做，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康岱沙为何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前往延安？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李葭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缘由。

赶赴延安接受艰苦环境锻炼

康岱沙，1919年2月出生，其父康心之是重庆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与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均为好友。位于重庆市城区内领事巷10号的“康宅”——宽庭阔院，远近闻名。“由于家境优裕，康岱沙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李葭介绍，康岱沙在北平小学毕业后，便到上海念中学。

未曾想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她的求学梦，父亲康心之也不免担心，于是赶紧将康岱沙和其他几个子女接回重庆，康岱沙被送到女二师（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借读。

“女二师是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师生们的抗日情绪高涨，康岱沙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影响，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学校的救亡宣传活动。”康岱沙的出色表现，引起学校中共秘密组织的注意，在党组织的积极引导和培养下，1938年6月1日，康岱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康岱沙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但她并不满足。

康岱沙（左）与邓颖超合影 （红岩联线供图）

后来，她看了从延安传过来的书报，其中提到的主张和观点令她十分佩服。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充满束缚和压抑。而最令她痛苦的还是她和家庭的矛盾关系——她日常的生活离不开家庭，而家庭本身却又是革命的对象。于是，康岱沙决定去革命圣地延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锻炼，将自己从千金小姐改造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家人反对她的这个决定，康岱沙的父亲甚至以登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最终，康岱沙决定离家出走。她于1938年6月底到延安，并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去。

利用身份回渝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夏季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康岱沙，并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康岱沙出走后，奶奶去世，母亲也因为挂念她生病卧床不起。这一消息，让康岱沙一时间无法接受。邓颖超边安慰康岱沙边对她说：“你的父亲一再托恩来和林老（林伯渠），要我们转告家人对你的思念。他希望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此时的康岱沙怔住了，家中至亲的病故让她心痛不已。

她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但一想到要回去做一个无视民族危亡的“冷血人”，康岱沙坚定地说：“我就是要到前方去抗日，不想回重庆那个家。” “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当然也都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回重庆工作，是不是更具备优势？你可以利用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邓颖超的一席话让康岱沙茅塞顿开。

康岱沙（右四）夫妇与周总理、陈毅夫妇、章汉夫夫妇、张文晋夫人张颖的合影

1940年5月，康岱沙随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党组织要求她表面上继续当好自己的千金小姐，在对周边人群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尽一切可能了解国民党内的相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等，并不定期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邓颖超也通过康岱沙扩大了统战工作范围：他们约见久居康家的于右任、邵力子，与其畅谈时事，宣传我党“联合抗日”的进步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邀请康岱沙的叔父康心远（宝丰公司总经理）和婶母（康岱沙的婶母与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吃便饭，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希望他们做有利于抗战的进步商人。

渐渐地，位于重庆领事巷10号的“康宅”成为了民主人士聚集的场所，在这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正式成立，一大批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职务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了共产党的周围。

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

1941年，康心之调任成都，康岱沙转到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读书，继续利用自身优势为党收集情报。一切本是风平浪静，但1943年夏康岱沙却意外被捕。

1943年的一个星期六，康岱沙如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快到青羊宫的时候突然被两个男人从车上拽下来塞进了一辆汽车，并把她的眼睛蒙上，转投到了一所有武装看守、戒备森严的监狱。当康岱沙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到了阴暗潮湿的大牢。

这时，她才终于明白，这不是绑架，而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康岱沙在成都的活动早就被盯上了，但由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环境和其父康心之的社会影响，特务轻易不敢动手。”

▲ 《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报道

李葭介绍，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要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国内局势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从延安归来的康岱沙理所当然成为了“关照”对象。面对紧锁的牢门，面对监狱内的多次审问，康岱沙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一名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学生，其他一概不知。

康家人得知女儿从学校离开后一直下落不明，四处打听寻找，委托康岱沙姻伯李伯申（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以身家性命担保，才将在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星期的康岱沙营救出来。

国民党将康岱沙列入了“黑名单”，由省特委会对她出狱后的一切行动实行管训，如“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成都40华里”；要按时、按要求到指定地点汇报情况、报送“学习心得”，否则康岱沙就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后经组织指示，康岱沙转到燕京大学读书。

但由于她一直未按国民党的要求进行思想汇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终于对她失去了“耐心”，数天内给她寄去了两封内容相似的警告信，要康岱沙于1944年6月下旬的某天到某地去汇报思想，如不到场，后果自负。为保证康岱沙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她送回延安。1945年2月，康岱沙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2017年，康岱沙为外交部青年干部讲党史

新中国成立后，康岱沙曾先后担任驻印尼、柬埔寨和罗马尼亚等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官。

康岱沙勇于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环境的束缚，一心追求进步，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文字 | 重庆日报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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