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位与国际形象

1927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努力，似乎也被尘封在了历史中。

在南京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做挡箭牌的外交官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正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6月，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负责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

▲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

交涉开始时，面对日方要求中国政府道歉的无理要求，王正廷曾义正言辞地驳斥日本代表 ：“济南惨案的发生，出自日本兵枪杀中国百姓，向日本道歉、赔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逐渐放弃了原有立场，同意“双方互相道歉”，使王正廷的交涉成效大打折扣，结果家中被愤怒的群众打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正廷立即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正抗议，要求他马上电告日本政府，迅速命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来驻地。同时，王正廷电令在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

▲ 王正廷

面对严重的事态，王正廷请国民党大员们商讨对策，然而，这些国民党高官除了发急电请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回南京主持大局以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后王正廷又两次向日本提出抗议，而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让王正廷的努力付诸东流。9月28日，怒火中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王正廷办公室大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对其指责，并用棍棒将其殴打成重伤，致使王正廷的膝盖严重骨折。

就在王正廷被打的同时，身在国联进行交涉的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后来，顾维钧、郭泰祺同样有过被打经历。

▲ 1937年12月17日，顾维钧就远东问题在法国巴黎外交研究院做演讲。

对于这些外交官们来说，民众出于爱国热情做出的过激行为，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然而，国民政府重内政轻外交的政策，更让他们在对外交涉时有苦难言。

1933年2月24日，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在日内瓦反复交涉，国联大会终于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的侵略活动遭到国联投票否决。但就在中国外交官们在日内瓦积极寻求国际支持时，却传来国内正在进行中日停战谈判的消息。

顾维钧多次致电外交部，询问政府真实意图 ：“中央究竟持何政策，前方军事真相如何，尚祈开诚密示，庶可内外呼应，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 其实，当时负责同日方谈判的人员并不在外交部，连外交部长罗文干对此都一无所知。

▲ 中日双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

直到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后，顾维钧才收到汪精卫关于“河北停战协定谈判”的声明书。罗文干一气之下，愤而提出辞职。

顾维钧感慨道 ：“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的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内保密、对外遮掩政策，不仅使中国代表在国际交涉中难以采取一致行动，而且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1935年之后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要比共产党大许多，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两党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 1942年1月1日，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26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会面，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以表示对《大西洋宪章》的赞成。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联合国”名称。

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中国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1943年1月， 经过谈判，中国同美国、英国签订了《中美新约》 《中英新约》，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互惠的新条约。

这是让中国外交官们扬眉吐气的时期，多年的磨练使他们在一个较为公平的国际环境中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石源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使得中国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四大国的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为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左起分别为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1943年，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和顾维钧、施肇基一起并肩作战的王宠惠跟随蒋介石远赴埃及，参加击败日本法西斯和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开罗会议。

多年的外交经历使王宠惠在关键时刻能够为蒋介石提供较为中肯的建议，维护了国家利益。在起草开罗宣言时，英国代表提出应将“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因为对于日本其他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归还何国，独对满洲、台湾、澎湖声明应归还中国，似不一律。

王宠惠表示，如此修改，中国不能赞同，世界各国亦将立即起疑。世人皆知此次世界大战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起， 而中国人的作战目的，也只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士将深感困惑，故中国难以接受这种文字修改。

英国代表之意，虽谓归还中国系属不言而喻，但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常有各种离奇言论和主张，贵代表当时有所闻，今天如果不明言归还中国，则联合国共同作战与反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故主张维持美国原案之字句。王宠惠的意见获得了认可。

对于朝鲜的前途，王宠惠坚持“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英国希望将原草案这一点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等等。王宠惠表示，仅仅说“脱离日本之统治而不言其他，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之问题，殊非得计，应与此时确定其将来自由独立之地位，并谓宣言中关于此点，自中国及远东观之，乃极重要。”王宠惠的坚持为日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

章百家认为，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为抗战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这些努力包括：制订并贯彻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

客观地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

参与筹建联合国

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成为筹备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之一。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然而，具体负责中国代表团事务的则是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已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外交家。

▲ 1945年6月26日，吴贻芳在签字。后面从左至右分别是魏道明、王宠惠、顾维钧、胡霖、董必武和李璜。

当时，国民党政府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顾维钧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中国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团结统一的形象。

作为已经身经百战的职业外交官来说，民族的利益要高于党派利益，这是基本的信条。于是，当国民党的领导人表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顾维钧推荐了董必武。顾维钧在做驻法大使时，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对他通晓国际事务颇感惊异，虽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两人看法不尽相同，但这并没有妨碍顾维钧对董必武的欣赏。

▲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中，托管制度问题引起了与会各国的争论。美国希望将托管领土置于安全理事会之下，引起苏联和一些国家的反对。中国代表团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也应担负管理工作。

几经讨论后，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在托管委员会开会时，顾维钧提议要求托管领土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法国、英国等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西方国家的反对。有西方代表找到顾维钧，询问如果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职位，中国会不会放弃原来的立场。

▲ 顾维钧

顾维钧表示 ：“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含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我们同样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

顾维钧说，“中国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也希望包含在新托管制度内的这一终极目标，有助于该制度赢得全世界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取得成功。”

一位美国将军曾对顾维钧说 ：“你们中国人样样不如人，政治不修，科学落后，经济落后，军备亦落后，但以外交而言，却办得高明，可以说与国力不相称。”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结束，经受过辛亥精神洗礼的民国一代外交人肩负起为国争利、共破国难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弱国外交”的强劲。

1949年以后，在几代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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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世界知识》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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