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自述（四） | 进学院下基层，甘坐“冷板凳”

作者简介   

戴秉国，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院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点击标题 阅读上文

接近毕业时，川大推荐我们几个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同学考“外交学院研究生班”。我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但既然学校推荐，也就参加了考试，没想到真考上了。当时，大概从全国十几个重点大学招录了50名本科生，分别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外语学院、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西安外语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

据说，全国上千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录取方法就是“一刀切”，按分数把前边50名排出来，在审查这50人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政治问题、家庭问题等，然后把不合格的剔除，把第51名顶上，以此类推。我们这50人当中没什么高干子弟，大都来自普通家庭，其中有15人是俄语专业的，很多都来自农村家庭，其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外交战线的骨干。

那时进外交学院就等于进外交部，享受研究生待遇，每月发42元，还有书报费。我感觉到了北京以后，自己的生活条件一下子改善了很多。因为长期营养不足，我的头发一直发黄，但到北京后不久就变黑了。

第一次进北京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对一切都感觉非常新鲜。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后面有一个小斗，把从成都带来的竹箱放进去。那天天气晴朗，车夫拉着我经过天安门广场到外交学院去报到，路上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进外交学院不久，1965年的某一天，上面突然说：“你们学过外语的就别学了，出去搞‘四清’吧！”就这样，我们被分配到湖南省浏阳县靠近文家市的一个地方。当时从外交部去了不少人，我和唐家璇、李凤林、张德广等一大批同志，还有外交部翻译室（当时翻译室叫“翻译队”）的一些同志。我们大队长是丛文滋同志，我单身时经常去他们家蹭饭。

在湖南搞了大半年“四清”，条件真的是非常艰苦。当时，规定我们必须住在最穷的人家，而且不许吃老百姓的好东西。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睡一张席子，冬天天寒地冻照样下地一起干农活。我那几个月换过三户人家吃住，条件都差。

退休以后，我有时间回到当年搞“四清”的村子，请当时认识的几位老乡吃饭，有人还提起，他曾经拿出四个鸡蛋给“小戴”吃，可“小戴”坚决不吃。那时候大家都喊我“小戴”。

1964年，作者就读于四川大学期间在成都的留影

虽然已经解放十多年了，但是湖南农村还非常穷困，让我这个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孩子都感到吃惊。我们晚上经常开会到后半夜，然后壮着胆子走夜路，回到寄宿的老乡家里。

那一段和湖南老乡共同劳动、生活的经历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社会工作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高。

后来，我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后，坚持每年都带一批司局级干部下基层，去贫困地区进行考察。我们作为外交干部，必须真切地认识和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时刻牢记我们在为谁服务，在为什么而奋斗。

我们差不多搞了大半年“四清”后，大概是1966年的三四月份回到北京。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箭在弦上，北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了。

5月，作为工作组成员，我们还被派到北京外语学院，这个工作组由外交部副部长、老红军刘新权同志带队。工作组进驻外语学院才一个多月，也就是到了6月的中下旬，中央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各地撤出工作组。当时，陈毅元帅兼任外交部部长。陈老总说：“你们赶紧撤！”于是我们赶紧打道回府。

陈毅

记得工作组撤出后的一天，陈老总把我们所有工作队员叫到中南海的小礼堂开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印象很深的是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大风大浪我见过千千万，何惧小风小浪把船翻。”陈老总那个脾气，他对“文革”是很有意见的。后来，我又被派到“八大学院”去做联络员，最后说这也是错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联络员也撤回来了。于是，我就彻底回到外交部，分到苏欧司苏联处，开始跟苏联人打交道。

1966年，我正式进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苏欧司是外交部最早建立的一个司，主要负责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伍修权同志为首任司长。在苏欧司我从科员做起，一直做到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这段时间大多处于中苏关系冰冻期，我们这批人不得不坐“冷板凳”。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组织决定派我到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当时，中苏两国剑拔弩张，似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一去前途莫测，说不准中苏真会打起来，我会被扣为人质。赴任前，我专门把父亲从贵州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了几天。我对父亲说：“此去恐怕凶多吉少。”父亲深明大义，没在我面前表露丝毫担心，或许是怕给我增添心理负担。不过，我确实是带着某种悲壮的心情踏上去莫斯科的行程。

1972年春节之夜，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宿舍内

不料我到苏联后，发现当地情况和我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尽管如此，中苏关系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大使馆门前的“友谊路”用栏杆拦断，禁止行人通行。驻莫斯科的许多同事认为，应向国内反映苏联的真实情况，向国内说明苏联不像要和中国打仗的样子，但使馆内也有同志不赞成，批评这是“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有问题”。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把可能走向战争的中苏关系及时拉了回来。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一谈就是九年。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谈出什么名堂，但恢复谈判后，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驻苏联使馆当时有30多人，大多是光棍和单身。外面的环境是不好的，但内部大家相处是和睦的。我们懂外语的要经常到外面去同苏联老百姓接触，了解民情民意。每次出去都有苏方便衣安全人员“陪同”，不少人同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如果迷路了，他们还会给我们带路。我还曾陪同王荩卿参赞去过黑龙江边的伯力城、贝加尔湖和黑海索契，一副眼镜还永远留在了黑海。

1972年，在苏联工作期间，在莫斯科红场留影

我手脚较笨，但为了工作方便，也学会了开车，但一次学车过程中本该踩刹车而踩到油门上去了，汽车顷刻间撞断路边的大树之后才停了下来。此后，这成了使馆学车人的笑谈。

1973年，我结束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任期回国。在任期间，我曾回国休假一次。记得当火车穿过国门进入中国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回到了祖国啊！接着，列车员送来了一碗美味的三鲜面，那场景实在令人难忘。

回国以后，我先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其间，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有一回拖拉机开翻了，幸亏我及时跳了下来，才幸免于难，否则不是死就是瘫。在干校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刀杀了一头猪。那是需要手劲的，我的手腕因此痛了许久。

劳动一年多后我回到了苏欧司。那时，中美关系已开始解冻，中苏关系仍然僵冷，但双方都注意在外交上留有余地，不把话说死，不把事做绝。当时，苏欧司的俄语干部都在坐“冷板凳”。

我回北京后，原驻苏联使馆代办安志远同志调任国际司司长，他要我去国际司。但干部司司长王明修同志曾当过苏欧司副司长，了解我的情况，他坚持要我继续回苏欧司工作。后来，还有人劝我到国际司去。那时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司很热门。我说：“我还是不去了，半路出家不管到哪儿都得重新来，还是干脆把‘冷板凳’坐到底吧！”

但是苏欧司的同志们都没有荒废光阴。在这坐“冷板凳”期间大家都没偷懒，还静下心来整理了一批材料。我们编纂了中苏关系档案资料，仔细梳理了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大事，从1949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到西柏坡见毛主席编起，包括刘少奇访苏、毛主席访苏、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归还旅顺、长波电台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我现在还留存了一份由苏联处的好几位同事工工整整手抄而成的关于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关系大事记。我们整理出一整套资料上呈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些史料很珍贵，对我日后开展对俄罗斯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很多启示。

- end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图片 |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网络

作者 | 戴秉国   编辑 | 老江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