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外交官朱黎青（一） | 到西半球去开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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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黎青，1920年生于浙江海宁。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商业战线工作，担任过副处长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调外交部，是我国首批女参赞之一，首任中国驻南斯拉夫、法国使馆参赞和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职。

朱黎青（摄于1993年）

1959年秋，我因病在杭州疗养。那时，我是上海商业局的一名中层干部。10月20日，曾涛同志突然到杭州看我，他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中央组织部要派我们去古巴做外交工作。”他说自己虽一直做地方党政领导工作，但却是个“土包子”，不懂外文，没有做过外交工作，解放10年来连北京都没有去过，现在一下子要到地球的另一边去独立工作，而且古巴所处的拉丁美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和我国建交，他认为自己不能胜任。

我很理解他的顾虑，我自己则担心更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外国人打过交道，也没有接触过外事工作，而且家里老老小小一大堆，怎么离得开呢！我建议他向组织上请求免调。曾涛说他已向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要求过了，柯老告诉他，市里已经向中组部提过不调的要求，组织部不同意。柯老同意他自己向中组部请求，我也决定结束疗养，然后陪曾涛一起去北京。

从小酒馆到北京最大的饭店

11月下旬我们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当时最高级的旅馆“北京饭店”。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非常热情地和曾涛谈话。帅大姐告诉曾涛，此次组织部奉命挑选去古巴的干部，从全国各地认真物色，后来集中在4个人身上，组织部认为他具备条件才选中他的。曾涛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强调自己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又不懂外语，要到国外去开辟新阵地有困难。

帅孟奇（左）、邓颖超（右）二位大姐合影

帅大姐说：“外文是工具，懂得当然好，不懂，只要配有翻译，照样可以工作。”

她问曾涛：“什么是经验？”

曾涛答：“经验是实践的总结和提高。”

帅大姐笑着说：“对啊！经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干出来的，只要去干就会有经验。何况你在上海当秘书长是兼外办副主任的，经常接触外事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作为共产党员，他不好再说什么。

帅大姐又鼓励曾涛到国外去闯一闯，并请他在部里吃了顿丰盛的午餐。就这样，他的请求免调变成了接受任务。他回到旅馆对我说：“好了，准备出去闯吧！”既然他已服从了调动，我当然也只能“夫唱妇随”了。我想，不会的工作就学着干吧！

曾涛（1914.05.01~1997.02.28）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曾涛介绍了古巴的情况后说，古巴革命政府刚成立，国民党驻哈瓦那的使馆还没有撤走，但古巴领导人希望我国派官方代表去。为了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中央决定让曾涛以新华分社社长的身份去进行外交工作，对新华分社工作只作原则领导，不做具体的记者工作。

1960年春节后，我们把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外交部为我们在西单附近准备了一个小四合院。我们共有八个子女，最大的已经工作，有两个正在上大学，最小的才五岁。随同我们到北京的有六个孩子和一个阿姨，还把我已经退休的父亲母亲请到了北京，把管家的重任交给了他们。

1960年3月11日下午，周总理召集有关部门谈外事工作，着重商讨了我们去古巴工作的方针、任务。最后，周总理指示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美帝国主义岂容隔海相望的古巴成为革命的国家，一定会用各种手段对付。”

不少同志担心我们去古巴后与国内的联系方面可能会很困难。陈毅同志对曾涛说：“曾涛，你带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不了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击，我相信你是应付得了的。”于是，我们带着重过游击生活的思想准备，去西半球一个形势紧张的国家开始我们的外交生涯。

1960年3月中旬，曾涛、我、俞成仁（秘书兼翻译）和谭岱生（记者）一行4人从北京动身去古巴。那时的交通条件是十分困难的，航线很少。到古巴要从北京坐飞机到莫斯科，再转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等候去瑞士的飞机，到日内瓦后又得等好几天才能等到去古巴的飞机。从日内瓦飞越大西洋要花二十多个小时，途中在库拉索岛上住一夜，才能换飞机继续飞古巴。花了近20天的时间才到达哈瓦那。

邓小平与曾涛、穆青等新华社的负责同志在一起

古巴人民社会党执行书记艾斯卡兰特和新华社常驻哈瓦那的记者孔迈、庞炳庵到机场接我们。

一下飞机我就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我们没有休息室，就有一位摄影师送给我两张照片，上面是我们夫妇和俞成仁三人下飞机时的情景。我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有了照片，正想感谢对方时他却伸手向我要钱，一美元一张，我身上没有带零钱，正在为难时，艾斯卡兰特代为付了钱。

我对曾涛说：“我们并没有请他拍照，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曾涛只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庞炳庵同志告诉我：“古巴和美国过去关系非常密切，在古巴可以买到很多美国产品。这是美国产的照相机和胶卷，不需要冲洗，拍了即自动出照片，在空气里一分钟就显影，古巴人利用这种简便的照相机赚旅客的钱。”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刺激很大的事。新华分社的同志为我们租好一套带家具的公寓作宿舍，离分社办公地点不远。孔迈、俞成仁和我们同住，因为缺一张双人床，庞炳庵为我们去家具店定了一张。

这天上午，只有我和曾涛在家，两位古巴工人送床来了，我们事先不知道，所以没有做好付钱的准备。我不懂西班牙语，英语在中学学过，但20多年没有用，早就还给了老师。我想说让他们下午来取，但只能简单地说“afternoon”，外加手势。不知是工人不懂英语，还是不放心把床留下，他们无可奈何地带着床走了，到了下午不得不麻烦庞炳庵再去把床买回来。

据他说，古巴的知识分子、干部是懂英语的，但不愿说，一般老百姓不一定懂英语，还是说西班牙语方便。因为这件事，我开始痛下决心学习西班牙语。

古巴共和国的首都及最大城市哈瓦那

哈瓦那面对加勒比海，海水随着阳光一天可以变几次颜色，有时深蓝色，有时浅蓝色，有时又成了棕色，十分迷人。沿海大道两边种着热带特有的棕榈树，城市的建筑风格是欧美式的，可以说是个很漂亮的城市。

从表面上看，人们平静、正常地生活，商店里陈列的商品不少，而且可以买到高级的美国产品。但实际上古巴政府的困难是很大的，古巴原来是美国的附庸国，一切依赖美国。它主要生产蔗糖、水果、蔬菜，基本上都出口到美国，它需要的生活用品几乎全靠美国供应。

革命政府成立后，古巴除了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外交、贸易关系外，开始和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贸易往来。这当然触怒了美国，它常对古巴进行威胁，要少买或不买古巴的糖，少供应或不供应古巴汽油，还扬言要对古巴进行封锁。所以古巴领导人是很谨慎的，它既要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又要避免和美国决裂。更紧张的是美国暗中组织雇佣军，想对古巴进行武装入侵，古巴要随时准备抵抗入侵者。

196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古巴，首都隆重集会支援古巴反美斗争。

1960年5月4日深夜，格瓦拉派车来接曾涛去他那里，告诉曾涛：“根据情报，美国可能在一周内向古巴进攻，进攻的地点、规模尚须进一步查证。”他要曾涛立刻报告中国政府，曾涛说：“我们没有带密码来，这样的内容也不能用明电发。”

两人商谈了形势，曾涛按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格瓦拉说应积极准备对付美国的破坏和侵略阴谋的意见，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表示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的进攻似乎还未到时候，因为美国的舆论准备还很不足。格瓦拉说他们正在设法继续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那次入侵事件没有发生，但正因古巴一直警惕美国的破坏阴谋，积极备战，所以次年4月美国雇佣军在猪湾的偷袭行动以失败告终。

在新华分社工作的同志都很清楚美国是要破坏古巴革命，并且有跟着古巴革命者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所以办公、生活用品都尽量简单，除了因工作需要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有超短波的收音机外，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分社没有汽车，外出办事大多坐公共汽车，偶尔坐出租车。曾涛到任后，古巴人民社会党配给他一辆奔驰车，驾驶员带有武器，负责保卫工作，这是古方的特殊照顾。

未完待续~

文字 | 《女外交官》

作者 | 朱黎青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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