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国门初启迎宾客（下）

北京市，澳大利亚排球队访问中国，与居住地的警卫战士合影，拍摄于1975年（摄影：米兰达·布莱恩特，澳大利亚男排运动员）。

经过多年的隔绝之后，中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突然出现的“洋鬼子”也有个适应过程。“围观”是很常见的，游客走在街上，总是被路过的行人团团围住，而且围观人群随游客的进退而移动。有时在公安人员劝导下，人群散去，过不了多时，又被新的人群所包围。有的路人虽不围观，但也会驻足观看。群众只是默默地看，悄悄地议，从不同外国人搭讪，形成一种奇特而尴尬的局面。许多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反映说：“我们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了。”

城市尚且如此，农村群众的好奇心和“敬而远之”的心理就更为突出。有一次，我们前去长沙郊外的一个村子参观。走进村子时，远远就望见村街上孩童四处奔跑，贴近时又见沿街农户纷纷伸出半个身子朝我们的方向窥视。我因我们一行竟能引起这么多的村民的兴趣而感到高兴。

谁知走进村子，一路只听得此起彼落、沉重而急促的关门声。再仔细看，家家门户紧闭，街上杳无一人。我突然想起抗日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镜头，不禁自叹，如果这些客人是“鬼子”的话，我可不就是“二鬼子翻译官”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穿衣打扮

（图片来源：民间史官）

那个年代，不论男女老少，中国人穿的都是干部服，只是颜色有黑、蓝、灰、绿之分而已。群众围观的原因，除洋人的肤色、发色、长相与中国人不同之外，他们的衣服式样、花色、面料与众不同，也是诱人之处。至于他们中间个别人穿的奇装异服更是引人入胜了。

美国团里，一名青年男子身着一条“牛仔裤”。裤脚是毛边的，没有缝制，这就够新鲜的。尤有甚者，膝盖上还留了两个大窟窿。领导人会见时，青年人恰好坐在一个矮沙发上，窟窿被膝盖顶着，愈为突出。在座的中国人莫不把视线投向青年人的膝盖。许多人在想：“人说美国人有钱。这个美国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花了多少路费，还买不起一条像样的裤子！”对这位先生的“新潮”服装，我心里有点数，但不便为他当场解说。

青年人见他的裤子为十目所视也不好意思起来，几次把腿缩回，但他的坐姿仍无法掩盖裤上的大洞。最后，无计可施，只好用两手把膝盖捂起来。第二天起，我就没再见到那条“牛仔裤”了。

绝大多数客人都较友好，渴望了解中国。中方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我们陪同人员来讲，每次接待，从南到北，朝夕相处十来天，也是相互熟悉和建立友谊的过程。

（图片来源：爱历史）

记得，有一次我从上海陪一个英国医生团去西安，漫长的火车旅程上正是聊天的好机会。六七个团员挤在一节卧铺车厢里，七嘴八舌向我提出各种怪问，好像中国是个人迹从未到过的世界。火车道旁的水车、窝棚、砖窑、碉堡……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从地里种的陌生庄稼——小米、高粱可以谈到中国的饮食习惯，从路边的马车、压水机可以扯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我走了几个车厢，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答复，许多团员仍未能参加，有的人士也话犹未尽。

到了西安，住进旅馆后，离晚饭还有一个多小时。借了个大会客室，我就开起“记者招待会”来。会上，我请他们放开来问，凡是同中国有关的问题，不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概欢迎。只要我能回答的，都不回避。此举效果奇佳。

过后，医生团的团长（一位住在伦敦郊外的外科医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可以去英国当大使。”我感谢他的好意，但只暗自苦笑。这位外国医生无异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我早已离开外交第一线。那个年头，允许我参加旅游接待已是破例，妄论其他？

到了桂林，在漓江的船上，医生的夫人为我拍了照，返英后冲洗放大，通过国家旅游局转寄予我。我没有告诉这对善良的英国夫妇我的住址，十分抱歉也没有回信。在那个年代，涉外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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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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