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上，中国人的风采

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时佩戴的胸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次多边外交活动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乔冠华则作为代表团顾问与会。

亚非会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的象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

召开亚非会议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倡导，1954年四五月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的。

同年12月，五国总理再次聚会时，宣布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除5个发起国外，再向25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

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接受印尼政府的邀请，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

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除乔冠华外，还有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召开前夕，万隆的空气相当紧张，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激烈的争论，据传有些国家要破坏会议。周恩来处惊不乱，始终从容沉着，率领中国代表团准备迎接等候他们的任何惊涛骇浪，努力实现对会议预期的要求。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上午开幕，随即开始大会发言。周恩来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耐心地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中绝大多数都指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但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不点名地攻击共产主义，使会议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据《周恩来传》记载：这时，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他顾不得与代表团顾问乔冠华、廖承志商量，自己另作一个补充发言。

图为周恩来亲笔起草的补充发言稿

他的翻译浦寿昌见证了这一场面：

周恩来说：“我得另外作个补充发言，那个稿子还是照发，我不念了，我要念另外一个稿子。”

总理当即在会场起草了一个约两千字的详细提纲，写了他在补充发言中将要讲几个什么问题。

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就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

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因为时间很紧。

总理口述发言真是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发言稿就出来了，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极好。”

经过周恩来的口授、乔冠华等人的补充，一篇绝妙的讲话稿应运而生。

各国代表纷纷争看周恩来的书面发言，觉得中国总理的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亚非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4月19日下午的会议，在叙利亚、泰国和土耳其三国代表发言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周恩来身穿灰色制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首先说明他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以后，愿意补充说几句话，然后镇定自若地发表掷地有声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从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是另提建议。

周恩来知道与会代表都很关心中美关系，于是提出几个中国本可以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会议前夕国内各界人士为中国代表团提供背景材料、献计献策的信件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担心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等，都是不存在的。

他极有力地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面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搞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热情地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做客，欢迎他们做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绝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铁幕，到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总理这番坦然诚恳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亚非国家代表的心，他们纷纷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恩来的讲话，驱散了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空的阴霾，拨正了亚非会议的航向。

周恩来同缅甸总统巴宇（左二）及印度总理尼赫鲁（右二）、埃及总理纳赛尔（右一）在一起

万隆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一个难得的相互了解和接触的机会，像埃及的纳赛尔、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第一次会面并结识的。因此，会外的交往和接触就极为重要。

乔冠华陪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广泛交流。周恩来见缝插针，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给乔冠华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了使这次万隆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周恩来殚精竭虑。经过紧张的磋商，会议形成了包含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这就是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它体现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合作以及维护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史称“万隆精神”。

周恩来总理与中方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对此，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心。”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还是在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决定的精神，在万隆郑重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4月6日只得表示，美国不排斥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中美之间积极斡旋，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不得不于7月13日通过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递交委托书的时候，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美国口信说：“为了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你们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7月25日，为更顺利地推进中美会谈，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乔冠华出任副组长，组内还有董越千、龚澎、浦山、王保流等。这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随时出谋划策，摒挡一切。

中美大使级会谈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后，双方的会谈移至波兰首都华沙。

这一会谈持续了多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然而，周恩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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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乔冠华传》  作者 | 罗银胜

图片 |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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