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韩叙大使

人物简介 / profile    

韩叙（1924.5.26~1994.7.19），江苏江宁人。

1949-1963年，1949年入外交部，历任礼宾司科长、专员；

1963-1965年，驻苏联使馆一等秘书、政务参赞；

1965-1973年，礼宾司副司长、司长；

1973-1979年，驻美国联络处大使级副主任；

1979-1982年， 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长；

1982-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85-1989年，驻美国大使(1985~1989)等职。

作为周恩来总理政府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参加了1954年和1961年的两次日内瓦会议；

参与接待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3年尼克松访华，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后期谈判、1984年赵紫阳和里根的互访等；

1982.4-1985.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89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在此期间并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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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我从八宝山参加韩叙同志追悼会回来，仍然十分悲恸，思绪万千。

我认识韩叙同志已有40余年，曾两度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深知他的为人。

韩叙大使工作照

1950年，他已是外交部交际处（礼宾司）的科长，而我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一无所知。是他把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教我，扶我开始的外事生涯。

我开始学写签呈报告，但退回我手时，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笔字，改动之处工笔整齐，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仔细批改“作业”，每次都把我找去，逐点向我说明修改的原因，然后让我重抄一遍。

老韩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交口称赞的。每周一上午是科务会的时间，雷打不动。科里的同志都须到齐，把工作放下，认真与会。下班前，他一定把桌上收拾干净，片纸不留，数十年如一日。

他有极强的记忆力。驻北京的外交官，不论职务高低，凡是他接触过的，他都能叫出姓名来。许多事情的细节过后连我们年轻人都记不清了，但只要问他，一五一十他都能如数家珍地道出来龙去脉。每个人、每件事，在他心目中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

对于手下的干部，他既是亲切体贴、循循善诱，又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联络组工作人员和闯进镜头的东欧外交官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1951年仲夏酷暑，我在北戴河负责接待避暑的外国驻华使团人员，以一部手摇电话机同韩叙保持直接联系。期间我安排一批使馆人员乘船到秦皇岛参观。我觉得我主动办了一件好事，回来后便用电话向他汇报。听罢，他就着急了，问我事先为什么不打个招呼。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秦皇岛是军事供应的运输要道。此时此地，让外国人上那儿，妥当吗？天哪！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老韩还在工作中两次为我解危。

第一次是1951年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吕格访华。吕格会见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时，我初任翻译，情绪颇为紧张，翻了几句，就招架不住了。老韩见状忙接过去，替我翻译。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坎大哈时接受当地儿童献花。

第二次是1957年周总理访问阿富汗。在参观一座医学院以后，同接待单位领导人举行座谈，也是我做翻译，不料我又马失前蹄，还是老韩在关键时刻替补了我，避免了宾主座谈的突发障碍。事后，我十分懊丧，也准备接受老韩狠狠批评我一顿，不料他不仅对我毫无责备之意，而且还很体谅我初次出场的困难。

如果说老韩对我有所批评的话，那是30年以后的事了。

1985年，我随他访问美国西部。到了旧金山，美方安排他会见市长。车行到半路，我才猛然想起忘了携带礼品。老韩当时就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是礼宾司出身的，拜会时怎么会忘了带礼品呢？”我无言以对。他不能原谅一个他培养出来的干部的粗枝大叶作风。他把我视作礼宾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自然要求严格。

在礼宾司工作有很多接触中央首长的机会。他总是以此勉励大家不失时机地从中央首长的言谈举止中学习，积极向上，努力工作，时时体现出他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热爱与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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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杨冠群

1951年秋天，我去参加抗美援朝前夕，他在我的题字本上写了珍贵的赠言：“你见过毛主席，也受过周总理的表扬，希望你此去努力工作，狠狠打击敌人，为国增光……”

我没有辜负老韩诚挚的期望，带回了两枚军功章。

80年代是落实干部政策的年代，我期望回到外交第一线工作。老韩作为我的老上级，不仅了解我的品行，也了解我的历史遭遇，更深知我的心情，为帮助我回到外交战线，做了不懈的努力。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你的事，我把人都得罪光了。”我没有想到事情竟是那么难办。我既是感动又是抱歉，太难为他了。

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向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罗纳德·里根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里根总统同韩叙大使夫妇合影。

1985年，老韩出任我国驻美国大使，可谓重任在肩。他那辛勤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垂范作用，更是令人难忘。

每天清晨，报贩送来报纸，秘书赶紧取来浏览一遍，以便在老韩进早餐时向他汇报当天的要闻。饭后，他迳去办公室，桌上早已摆满了待阅读的文件。老韩首先把急件处理一下，就匆匆去机要室，阅看国内来报。接着便是流水般的会议、接见、拜会、谈话……推着他马不停蹄地踩着钟点转。往往一个访问者未走，下一个已候在门外。许多时候，连使馆部门领导有急事找他，也须抢他两个外事活动间的空隙，或者占用他的用餐时间。

1978年7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玫瑰园会见韩叙。

下班后，几乎每晚都被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所占据。对外活动结束后，他又折回使馆，把白天未来得及处理的文件、电报一一批阅完。回到官邸往往时针已过十一二点。工作连轴转，使老韩每天都觉得精疲力尽。

秘书们都知道，他每晚入睡前有个必修科目——俯卧撑100次。老韩认为这是最简便而有效的体育锻炼，不需器械，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哪怕他出差在外，在旅馆里也从不间断。我们心里明白，老韩是以体育锻炼来支撑着身体，坚持工作的，尽管他有肝病。

1987年11月，韩叙与基辛格在美国合影。

秘书们请他早些休息，但是劝说总是无效的。重任在身，怎能懈怠。大家想了许多办法来缓解他的辛劳，其中之一便是多安排他出访，使他暂时摆脱使馆繁杂的日常工作。然而，出访也不轻松。除演讲、拜会、参观之外，他每次到外地，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会见当地华人、华侨领袖；二是会见中国留学生。每次见到海外同胞，老韩总是异常兴奋，格外亲热，谈话滔滔不绝。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无法使他放慢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一段时期，一个美国政治疯子经常出现在大使官邸门前，不是要送信件，就是要求谈话，即烦人，又不安全。开会时，大家讨论如何是好。我提出由我设法把疯子引开。于是，我成了疯子的纠缠目标，让老韩摆脱疯子的骚扰，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

国家为他配备了炊事员，官邸离使馆又近，每天中午老韩完全可以回去吃顿舒心饭，他却坚持和馆员们共进午餐。他吃饭往往不能准时，常常是饭厅里人已渐渐散去，他才从外面赶了回来，他的夫人只好先把饭菜留着，等他回来时再热一热。

1993年6月28日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韩叙在参加利顺德大饭店130周年庆典时题词留念

有一次到外地访问，行车路上，谈及离休之后干什么，老韩说，他希望能当一名访问学者，我举手赞成，并表示也有此愿望。他笑了笑，卸任回国后，老韩又挑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的重担，后来又同时担任了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这期间，我同他的联系少了，只是过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好。今年春节，我去了电话，是夫人接的，说他身体不适，我未惊动他，谁知老韩竟卧病不起，直到去世。

许多人说，他是在工作岗位上劳累而死的，我心想，如果当初他不去对外友协，而能如愿以偿地当一名学者，或者专心致志于写他的回忆录，也许不至于这样匆匆辞世。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国家需要人，作为一个老党员又能怎样推辞？

老韩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创造了许多光辉的业绩，远不是我能写得了的，但我为国家失去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我个人失去一位教我、知我的首长和挚友而痛哭，禁不住提笔写出这篇他给我的最深刻的片段的回忆，来寄托我无限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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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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