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联合国的最初岁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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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过家鼎 笔名佳丁，中国著名资深翻译家，外交部外语专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外交部翻译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中国驻葡萄牙大使。

在罗斯福旅馆的日日夜夜

罗斯福旅馆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直到迁入新的大楼，我们在罗斯福旅馆共住了近半年。

▓ 42街街景

旅馆地处繁华闹市区，隔壁一条马路就是闻名世界的纽约42街，这个地区的夜生活通宵达旦，整夜不得安静。初到的几个星期，我很不习惯，晚上常常难以入睡。由于夜晚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白天又要参加会议和翻译文件，因而精神疲惫不堪，整天脑袋昏昏沉沉，过了一个多月才开始适应过来。

由于我们初到美国，人地生疏，情况不熟，出于安全考虑，非因公不随便外出，一出门便坐上轿车。除此以外，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的房间里。晚上收看美国多频道的电视，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

联合国一周工作五天，但我们为了熟悉情况，加紧准备，星期六、日不休息。除了工作、学习和开会之外，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偶尔在晚饭之后，我们到附近的马路上去溜达一阵。

办公时间过后，曼哈顿的街头相对安静了一些，经过一天的噪声污染和自我禁闭之后，漫步于旅馆附近的街头，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可惜，后来由于不断接到一些歹徒的恐吓与威胁，安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兆头，连这样的户外散步也不得不暂时停止，真可谓深居简出。

我们的生活固然单调，但伙食标准却是很高的。由于旅馆房间里没有炊事设备，我们只能在旅馆的餐厅里包伙。伙食每人每天25美元，早餐5美元，中餐和晚餐各10美元，这在1971年的美国已是相当高的标准。

最初，我们在楼下餐厅和其他旅客一起用餐。新闻记者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均感兴趣。虽然值班的警察能阻止他们闯到我们的房间，但每当我们到餐厅用餐时，他们就扛着电视摄像机和全套照相设备前来拍摄我们吃饭的情景，有时还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要我们回答，连吃饭也不得安宁。这让我们十分头痛。

为此，我们向旅馆经理提出意见，要他们采取措施阻止记者前来干扰我们用餐。经理当即为我们腾出了一个包间，专供我们代表团人员就餐，外人不得入内。同时，还专为我们雇用了一名保镖，在我们就餐时守门。

这位保镖工作十分负责，很快就认识了我们每一个人。代表团的人员前去就餐时，他在门口笑脸相迎，向我们问好，而一遇外人，便立即挡驾，毫不客气地命令离开。我们对这位保镖的工作很满意，他却以感激的心情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为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美国的饭菜比较单调乏味，对于来自烹调古国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来说，真是大失所望。伙食是宴会标准：早饭除面包、黄油、果酱外，有各式鸡蛋、火腿、香肠、罐头水果、甜食和各种冷热饮料；午餐和晚餐除凉盘和汤之外，有两道正菜。

尽管如此，由于烹调技术欠佳，口味不适，加之我们缺乏体力活动，许多人食欲不振，饭量大减。许多主菜端上后原封不动地撤走。有的同志拿出国内带来的酱菜罐头佐餐。这就急坏了餐厅经理。他看中国人不喜欢他餐厅里的菜肴，每餐均来餐厅巡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征求我们的意见，以求改善伙食，一定要使中国人感到满意。

在征得我们同意后，餐厅改变了每餐固定两个主菜的份饭制，增加了主菜的品种，将所有的凉菜、热菜都放在一张长桌上，由份饭制改为招待会那样的自助式，既增加了品种，每人又能随意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菜肴。

经理发现我们爱喝鸡汤，于是每顿饭都用鸡腿为我们煮一大锅汤，放上葱姜等佐料，由各人自取。

我们提出想吃饺子，厨房就在周末给我们准备了肉末、白菜、白面、香油、葱花等材料，让我们自己包饺子。我们的3位厨师由于没有厨房设备，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每天担任值班。到了周末吃饺子，他们应邀进入餐厅的厨房，头戴高高的白帽，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组织大家包饺子，方能显露一番手艺，让美国厨师在一旁观摩。

▓ 七十年代的纽约街景

代表团有3位司机，都是技术熟练的老手，还有在国外开车的经验。但一开始由于不熟悉纽约的交通规则和不懂英语，未能领到驾驶执照。代表团每天不得不雇用出租汽车公司的汽车。开会繁忙时，最多每天要雇10辆轿车，租金按小时计算，一天的租车费近 1000美元。

房费、伙食和租车这三项构成了我们初期开支的主要部分。为了节省开支，代表团很快购置了几辆汽车，司机们加紧熟悉纽约的道路和交通规则，很快通过考试，领到了驾驶执照。不到一个月，主要的出车任务都由我们自己的司机承担起来了。

采购是一项繁重而紧迫的任务。纽约物资丰富，各种设备和日用品一应俱全。然而，什么东西应当在什么地方采购、哪里的东西价廉物美、如何建立长期客户关系以取得优惠折扣等，却是一门学问。

我们随身携带的只是最基本的物资，数量有限。为了开展工作，我们最急需的物资是：电动油印机一架、打字机（座式和手提的）数台、外语辞典等基本工具书以及各种纸张和文具，包括腊纸和修正液。

第一次出席联大会就享受极高礼遇

我们出席第26届联大的首要任务是准备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第一篇发言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亮相，发言内容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长达七八千字，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和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在国内，我们已准备好了英、法语的译文，到现场后又继续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打印了300份英文和近100份法文。（当时联合国的会员国只有110多个）

▓ 1971年，乔冠华团长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发表讲话。

11月中旬，联大早已结束一般性辩论，进入了各项议题的具体讨论。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让中国代表团致词。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致了欢迎词。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乔冠华团长的发言约45分钟。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庄严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发言中没有那种“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语言。发言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我们主张“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 乔冠华在安理会会议厅发表意见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我们所印制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稿和近百份法文稿在会上散发时被一抢而空。不得不赶回旅馆重新打印（当时没有复印机，我们需要重新打印腊纸，一份一份地油印出来），会后继续散发。

在联大所目睹的热烈感人场面，使我们亲身体会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亲眼看到自己翻译和打印的文件受到这么多国家代表的重视和欢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对我们劳动的最大回报。兴奋之余，使我们忘掉了这段时期来经常彻夜不眠、连续工作的疲劳。

中文翻译被提到突出地位

联合国秘书处有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主要分笔译和口译两大部门，笔译处和口译处又各分5种文字（后增为6种）。为我们中国代表团服务的就是笔译处的中文科和口译处的中文组。

中文笔译共有100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员），中文口译组共20余人，全部是当地华人。这些人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接触，虽然大部分人均有爱国之心，但对祖国的情况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传的影响或因同台湾官方人员的关系，对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心存疑虑，另眼相看。

▓ 作者（二排右一）出席1973年的联合国安理会

中国代表团抵纽约后，乔冠华团长和陈楚大使及时召集全体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郑重宣布：中国代表团十分重视中文翻译工作，主张将中文的翻译人员一个不少地全部留下来，维持原来的职位，希望他们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增光。

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翻译人员的态度以及对中文翻译工作的重视使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人员倍受鼓舞，为联合国的中文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之前，中文虽然也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但实际上中文不受重视。台湾的代表不看中文科译出的文件，会上不用中文发言，也不听中文翻译。中文科译出的文件往往失去时效，有的成了一堆废纸。口译组的人员由于无人收听他们的翻译，因而有时在工作期间关了麦克风，在口译厢里聊天抽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用中文发言，他们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必须译成中文后才能付诸表决。从此，在联合国秘书处内中文的地位凸显，中文的口、笔译人员被刮目相看，深感身价倍增，个个情绪高涨。

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压力。因为人们对联合国笔译、口译的要求提高了。过去那种敷衍马虎、不求进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 八十年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联合国秘书处翻译人员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有的来自香港、台湾，有的祖籍虽在大陆，但由于解放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与大陆几乎失去了联系。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已近退休年龄，一部分人是联合国刚从美国或港、台招来的年轻人。在翻译方面，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特别是同声传译，对大陆的语言很不熟悉。联合国急需从中国大陆招募一批熟悉大陆语言的青年（native speakers）来充实翻译队伍。

然而，同声传译是一项专门技术，在中国尚属空白。后继无人，无处招聘，怎么办？当时，联合国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加拿大人戴维逊（Davidson）对中国十分友好，很关心中文的翻译工作。经过多年的接触和交流，戴维逊主动建议，由联合国出资，请中国的外语学校帮助联合国培养一批口译人才。

为此，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于1978年11月亲自率北外的有关负责人来纽约与戴维逊和联合国口译处长等进行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每年为联合国培训25名口译人员，由联合国每年为每人出资6000美元。培训期为2年，学员毕业后必须为联合国服务，不得流失。

这项协议付诸实施后，连续10余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为联合国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同声口译人才。随着老的翻译人员陆续退休，这批在国内培养的新人逐步充实了联合国翻译的队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这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已经成为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交流的最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翻译人员面临着新世纪的重大挑战，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名老翻译，我曾亲身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发展与变迁。回忆往昔，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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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相潮》

作者 | 过家鼎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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