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便饭——忆耀邦同志
作者简介
王殊
著名外交家。1924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熟。
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历任世界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德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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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胡耀邦同志邀请我们一些驻外大使在他家里吃便饭的事，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 王殊（右二）陪同德国客人参观长城
当时，我正担任驻联邦德国（西德）的大使，回国陪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施密特走后，外交部要我留在国内准备参加将在11月末举行的外事会议。此前，部内通知，不久前担任科学院负责人的胡耀邦邀请几位驻发达国家的大使包括我在内进行座谈，讨论加强同国外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
当时，正处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不谈科学技术之类久矣，更不必说同国外合作了。1973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文章，还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抨击。我们听说胡耀邦要讨论这个问题，都很高兴，觉得提出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 中国科学院院部旧址（北京文津街3号）
当天一早，我们到了科学院的办公大楼。我记得有刚建立的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驻日本大使陈楚、驻英国大使宋之光、驻法国大使曾涛、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等。胡耀邦很快走进会客室来了。有的大使原来同他很熟悉，但自“文革”以来他挨斗靠边站，也已多年没见面了。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国外当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同大家热烈握手以后，黄镇大使第一个对他说：“我们听说你又出来工作，都高兴极了。”他笑笑说：“这些先不提了，我们先谈请你们到这里来的事。”
他先给大家发了一份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说他到科学院工作后，同一些科技界人士商量起草了这份《汇报提纲》，向当时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汇报了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科学院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这些意见。因此趁大使们回国开会之便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且希望帮助推动同外国的科学院在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大使们都赞成这个《汇报提纲》，认为自“文革”以来科技工作同其他方面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干扰，同国外的交往和合作几乎已完全停顿，而现在在全国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整顿的同时，对科技工作进行切实的整顿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大使们表示回到使馆以后将大力做好这一工作，推动外国科技机构和院所恢复和加强同我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机构的来往和合作。对此，大使们还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供胡耀邦在今后工作中考虑。当时，我刚从驻外记者转到外交战线工作，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也不久，对科技方面还不太熟悉，表示回去后将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做好这个工作。
热烈地讨论到中午，胡耀邦在门口已准备好了几辆汽车，要我们到他家里去吃便饭。他住在灯市口的一个四合院的后院，前院还住了好几户人家。他家里几个人自己动手做了一大桌子饭菜招待我们，还有一瓶湖南老白酒。
大家谈得很高兴，谈到了在“文革”期间挨斗挨批和到干校去的情况。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深感自己对运动不理解，思想跟不上。
饭刚吃到一半，胡耀邦的秘书匆匆走进来，说国务院打电话来要他赶快去开会。大家听到后都说请胡耀邦先走，我们很快吃过饭后再走。他说还有时间，要大家吃了饭后再尝一尝他湖南老家送来的橘子。大家为了不耽误他开会，匆匆吃过饭就告辞各自回家了。
▓ 胡耀邦
我们后来才知道，早在11月初，毛泽东批评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兵等写的反映这个学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件；从此，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北京召开了向各单位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提出了清华大学的问题绝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些人要翻“文革”的案。
这个运动很快扩大到了各地，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小平以及各部门提出要整改的领导人，包括胡耀邦在内。那天胡耀邦去开的会议就是那一次打招呼的会议。不久，胡耀邦就被撤除了科学院负责人的职务又靠边站了，他的《汇报提纲》也成了被“四人帮”一伙人批判的“大毒草”。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在胡耀邦家里吃便饭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看到他，再见面已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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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别样风雨》
作者 | 王殊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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