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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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民 1960年12月调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几内亚大使、驻埃及大使；1974年9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76年起，先后任驻泰国首任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驻美国首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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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炳南和约翰逊之间谈判处于拉锯状态的时候，直接掌握着中美会谈的周总理指示，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侨民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于是在9月10日的会谈中，王炳南奉国内指示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

在中方一再主动争取下，历时40天、会谈14次后，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这天的会谈中，在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关于遣返侨民的协议，并且公布于世。这也成了中美之间长达15年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同时双方商定，中美两国特别委托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侨民返回本国。

王炳南说，这个协议“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做‘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 ANNOUNCEMENT”。

十多年后，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所达成的有名的《上海公报》，也是沿用了这种形式。这正是毛主席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时最早创立的这种各说各的联合声明模式。1978年，我到美国去谈判建交，也用了这种形式。

会谈从1955年9月20日进入第二阶段，中方提出要讨论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及周总理与杜勒斯国务卿直接会谈的问题，希望通过解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

但美国采取敷衍纠缠、拖而不决的态度，先以“关于遣返平民的声明得到履行之前，讨论其他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接着又以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军人的命运问题进行纠缠，还要求先讨论对台湾地区除防御之外不使用武力问题，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对此，王炳南一一给予驳斥，并郑重指出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正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主张坐下来谈判，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但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方式来解放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要谈就得谈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问题。

但美方不愿认真讨论，一味拖延敷衍。在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双方一再处于争执不下的情况，使会谈陷入僵局。

1956年1月、3月和6月，中国三次公布会谈经过，揭露了美国拖延谈判的真相。同时，中方接连提出的准许双方记者互访、有关禁运的协议草案、有关文化交流及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和司法协议草案，均被美方一一拒绝。

1957年12月1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出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谈判工作。

这分明是美国想把中美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同时，王炳南也很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你们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正如周总理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于是，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

·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50年代末，周总理曾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8年起，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华沙举行，地点是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莱维茨基宫。但时断时续，至1964年4月5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时，已是中美大使级第120次会谈了。

中美谈判总在停下一段时间以后，又继续举行，双方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之所以没有彻底断绝，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都需要在相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保持着这个唯一而独特的接触渠道。此后的会谈断断续续，几乎千篇一律，难有进展。

正如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时所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绝不会有什么结果。”

· 1979年3月1日，作者（中）向卡特总统递交国书。图源：《中美建交风雨路》 

到了1970年春天，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我还在外交部写检讨，但没有下放参加劳动。1969年12月，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追着中国外交人员，要求转达美国政府继续举行美中大使级会谈的意向。我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将美国的要求报告国内后，毛主席说：“美国要谈就谈吧。”因我国驻波兰大使回国参加“文革”后未再返任，外交部任命我为驻波兰大使并承担华沙会谈的使命。

我一切赴任的工作都准备好了，正待要动身，1970年5月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停止了与美国的一切谈判。于是我也就暂时停止出发了。

这时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向我国再三提出要中国迅速派出大使到埃及。此时我驻埃及大使黄华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返任，于是随即把我又调往埃及接替黄华当大使。可没想到，到了1978年，我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又与美国方面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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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美建交风雨路》 

作者 | 柴泽民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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