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工作“花絮”

 

人物介绍    

柯华 曾任中国驻几内亚共和国大使、中国驻加纳共和国大使、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中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

下面讲的有点像我在非洲工作时的花絮，但我认为如果真的能称之为“花絮”的话，那也是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花絮，因为它们都和周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就拿“正在觉醒的大陆：非洲”这一题目来说，我引用的就是周总理到非洲访问时在开罗发表的饱含诗意的讲话中的一句。全文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有这么几句话，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01

积极协调周总理访几内亚相关事宜

周总理和陈老总来非洲访问，到几内亚的时间大概是1964年1月。

•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访问加纳时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左四）。图源：《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1963年11月22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我接到国内的电报指示，让我和几内亚政府方面协商，周总理来访的时候取消从机场到驻地的民众欢迎仪式，目的性极其明确——保证总理的安全。

这次周总理要访问10个国家，大使们根据国内的指示，积极地和驻在国联系、磋商，向他们讲明道理，希望取消民众夹道欢迎的仪式，最后有8个国家同意了，我和陈家康（中国驻埃及大使）却颇费周折。

• 1963年12月14日至21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图为12月14日拜会纳赛尔总统。图源：《卓越的元帅外交家——纪念陈毅诞辰110周年》

陈大使终于费了好大力气说服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不再搞民众夹道欢迎的仪式。他一方面把纳赛尔说服了，另一方面又担心我这里麻烦大。因为如果我这里没有说服几内亚方面，他就没有办法向纳赛尔总统交待。让人家觉得，“你们中国总理在我们埃及不搞民众夹道欢迎仪式，却跑到几内亚搞？”

陈大使对其他同志说：“哎呀，要是柯华没能说服几内亚方面，我这里就有麻烦了。”

我这边和几内亚政府方面也是紧锣密鼓地协商，希望他们取消民众夹道欢迎的仪式。

突然，我们又接到消息：1964年的1月2日，加纳总统恩克鲁遇刺。虽然事情不复杂，但却情况危急。恩克鲁玛总统是被他的一个卫士所行刺，这名卫士被敌对势力收买。万幸的是，恩克鲁玛总统并无大碍，但却不便在总统府住下去了，他搬到克里斯兴堡的城堡里去住。

按照行程，周总理很快就要抵达加纳进行访问。

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加纳，准确地说，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周总理身上，中国政府是否会宣布在这个时候取消对加纳的访问呢？

周总理考虑到，尽管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但正是在这种时候，不论是总统本人，还是加纳人民，都需要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支持，因此决定不改变行程。这一决定本身也是从稳定国际局势的角度来考虑的。

周总理派黄镇（代表团的秘书长）先乘飞机到加纳首都，向恩克鲁玛总统通报中国代表团的决定，一定会如期访问。

陪同黄镇拜访总统的是黄华，他是中国驻加纳的大使。两个人见到恩克鲁玛总统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总理到访的时候，从恩克鲁玛总统本人的安全考虑，就不要去机场迎接了，周总理和代表团从机场直接到总统现在的驻地来会谈，欢迎国宴也在总统的驻地举行。

本来恩克鲁玛总统非常希望周总理访问加纳，但因为自己遇刺，出于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考虑，他正在左右为难，听了黄镇、黄华的话，恩克鲁玛总统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周总理做出这样的安排——民众不再夹道欢迎。

• 1961年7月1日，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右三）和几内亚外交部长路易·贝阿沃吉（左三）代表两国在友好条约批准书上签字。图源：《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但我在几内亚的交涉却很不顺利，几内亚方面根本不同意我的建议——取消民众夹道欢迎的仪式。

周总理率领代表团抵达几内亚的前一天，国内再次发来紧急电报，指示我务必加紧争取几内亚方面取消民众夹道欢迎仪式。

我都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给几内亚国防部长凯塔·福代巴打电话了，我说有要事，需要我们两个人见面磋商。

我放下电话，直奔凯塔·福代巴的家。到他家时已是子夜时分，凯塔·福代巴跑出来迎接我。这时候谁都顾不上外交礼仪了，我直接说明希望他们取消明天周总理来访时的民众夹道欢迎仪式。

凯塔·福代巴很为难，他告诉我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欢迎仪式是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亲自做出的决定。”

我说：“那么你是否方便现在把我们的建议向总统报告一下。”

凯塔·福代巴说：“时间太晚了，明天早上，您看怎么样？”

我说：“明天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就到了呀！”

凯塔·福代巴看着我，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接通了总统的电话。

在电话里，凯塔·福代巴向总统说了我们的建议。总统没有马上回答凯塔·福代巴，他说：“那您请柯华大使明天早上和我直接通电话。”

我回到使馆，一夜无眠。明天周总理就到了，时间太紧急了。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赶紧叫上司机，驱车前往总统府。我得早早地等总统来，做最后的努力。

见到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我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可总统很倔强，他做出的决定很难改变。我再怎么给他讲情况，他就是不答应。最后他说：“我将在机场同周恩来总理直接谈。”一句话把我给堵了回来。

这时候，周总理马上就要抵达了，我坐上车，向机场赶去。一路上，我都想着周总理的安全问题。

这次周总理访问非洲10个国家，身边只带了卫士长成元功，还有公安部的一个局长李福坤，再一个就是卫士。

几天来，关于代表团专机抵达几内亚后的加油问题、吃饭的食材问题、周总理的行车路线问题、哪里有拐弯、一路上哪段路旁的草比较高、进入市区之后街道临街楼房的窗户关闭情况，等等等等，我都会同几内亚方面做了详尽的检查，都一一落实了。

• 1964年1月21日至27日，陈毅元帅陪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图为1月24日，在塞古·杜尔总统（右一）陪同下出席贝拉市群众欢迎大会。图源：《卓越的元帅外交家——纪念陈毅诞辰110周年》

周总理乘坐的飞机刚刚停稳，我第一个登上梯，快步走进机舱，立即向周总理还有旁边的陈老总汇报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坚持不改变民众夹道欢迎仪式的情况。

周总理听完我的汇报，沉吟了一下，镇静地说：“客随主便，我们尊重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的决定，听从几内亚政府方面的安排。”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安排的这个民众夹道欢迎仪式的确十分热烈，每个人都穿着几内亚的民族服装，带着非洲手鼓，跳着欢快激越的非洲舞蹈，车队经过之处，人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些时候，人群就像海浪一样，把两边负责警卫的部队拥挤成了蛇形。

周总理在几内亚访问期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安全问题。每次坐车都是周总理坐在中间，我和成元功坐在两边。

周总理下车后，我和成元功本来是在左右两边护卫着他，但往往就被人群冲散，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透过攒动的人头，我看到周总理在人群中频频挥手致意，那种大风度和大魅力让我难以忘怀。

这一天，按照行程，周总理在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东北方向的金迪亚。

金迪亚有一个水果研究所，周总理参观完毕后，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搞了一个盛大的民众集会，请周总理讲话。

周总理的讲话相当精彩，有这么几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几个世纪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站起来了！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非洲一定会成为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大陆！”周总理的话音刚落，热烈的欢呼声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我陪着周总理准备离开会场，坐车返回科纳克里。突然，几内亚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决定改变原来坐车回科纳克里的安排，邀请周总理和他一起坐直升飞机走。”

我听后一下子紧张起来，这怎么可能呢？几内亚直升飞机的情况我了解一些，都是从苏联买来的，几内亚还没有飞行员，飞行员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我向周总理建议说：“您千万不要乘坐直升飞机。”

周总理很平静地说：“柯华，你去和几内亚方面说吧。”我把代表团的秘书长黄镇还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叫到一起，时间紧迫，我们三个人匆匆商议了一下，决定让我马上去找几内亚国防部长凯塔·福代巴。

我一见到凯塔·福代巴就说：“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希望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安排。”

凯塔·福代巴说：“大使阁下，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向总统转告。”

没两分钟，凯塔·福代巴回来了，他说：“我请示过总统了，他说他亲自驾驶直升飞机，请您放心。”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凯塔·福代巴紧接着给我说了句玩笑话：“阁下放心好了，你们的周总理要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我们的总统不也摔死了嘛。”

这边我还在向凯塔·福代巴争取，希望他们能取消乘坐直升飞机的安排，那边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已经亲自向周总理发出了邀请。总统告诉周总理：“这架直升飞机一共坐六个人，我本人和国防部长凯塔·福代巴，还有外交部长，贵国是您和陈外长，加上一位翻译。没有飞行员，我亲自驾驶。”

周总理说：“既然如此，就按总统阁下的意思办吧。您亲自驾驶直升机，盛情难却，我就不能拒绝了。”

站在停机坪上，看着直升机的螺旋奖转动起来，缓缓升空。我一头扎进车里，催促司机赶快开车，向科纳克里疾驰而去。

等我心急火燎地赶到科纳克里，周总理和陈老总已经安然抵达，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时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和火柴厂。图源：《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但紧跟着我的心再次悬了起来，原来周总理还要去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火柴厂。

在做最后的安全检查时，几内亚方面告诉我说厂里突然丢了两吨炸药。

在这节骨眼上丢了炸药，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上面报告，上面给了六个字：“查清炸药下落”。

几内亚方面密切配合，仔细搜寻，但没有丝毫线索。

我对几内亚负责安全方面的官员说：“把周总理去卷烟火柴厂的必经之路和工厂内部的道路、空地全部用推土机推一遍。”推土机推过了一遍，依然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炸药就像被蒸发了。我只好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您看，现在丢了两吨炸药，很危险。我建议您就不要去工厂参观了。”

周总理不吭声，只是看着我，我又说了一遍。

“怎么能不让我去呢？柯华，你的这个建议不好，这是我们援建给几内亚的第一个工厂，我来了，不让我去看看怎么行？我必须去。”

可想而知我一路陪着周总理去工厂参观时的心情，这种心情直到周总理离开几内亚，我才稍稍放下来。这两吨炸药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必须要有个结果。最后经过查证，原来是工厂统计人员做账的时候不细心，在账面上少写了两吨炸药，虚惊一场。

• 周恩来总理（前排左四）、陈毅副总理（前排左三）与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图源：《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1964年1月15日，周总理在加纳共和国访问，加纳通讯社记者对周总理进行了采访，他公开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令国际社会为之一震，更成为了非洲国家热议的焦点。

周总理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是他在非洲国家访问期间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周总理在访问期间和我们使馆的同志座谈，问我们非洲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援助项目是什么？我们给予对方的援助方式方法哪一种最好？根据已进行过的援助项目的情况，我们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正？有什么建议？等等。

我们将援助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汇总起来，向周总理做了详尽的汇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八项原则，具体内容，我认为有必要写下来，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平等互利，不能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 “施舍”。

二、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因援助而要求任何特权。

三、逐年减少受援国经济负担。

四、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五、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依靠当地原料，易于发展。

六、提供中国所有能提供的最好设备、技术和物资。

七、帮助受援国人员掌握技术。

八、中国派出的专家、技术人员同受援国相等人员同等待遇，不容许有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条原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总结了八个字，可以说明八项原则的核心之所在——“无私平等 史无前例”。

“无私平等 史无前例”不是溢美之词，随便翻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有附加条件。控制、渗透、剥削使受援国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甚至成为了国际惯例，而我们的经济援助另辟蹊径，生面别开。

为什么周总理在60年代上半叶能提出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项原则呢？有一个原因我很清楚，我们自己曾经遭遇过经济援助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而体己谅人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人的美德，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美德。

02

周总理打电话催我赶回几内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4年9月，我回国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一看时间，离我们的国庆节10月1日还有一周时间，所以我就决定休假，在国内过完国庆节再回几内亚。

说起来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在国内过国庆节了，我很想留下来，家里也确实有些事情，主要是孩子们的事情需要我处理。

9月26日，我正在家，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一听，“柯华吗？”是周总理打来的电话。

我说：“我是柯华，总理有什么事情？”

周总理说：“你怎么还在家里呢？”

我本来想向周总理汇报一下我的想法，过了国庆再走，但周总理根本没有容我说细说,指示我：“你赶快走，你一定要赶到几内亚过国庆节。”

我说：“是。”

周总理耐心地说：“每年我们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几内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我们结交的好多朋友都要出席，你是大使，你不在就不好了。你马上赶回去，主持国庆招待会，这既是对几内亚政府的尊重，也是你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嘛。”

• 柯华夫妇（右三、右二）在中国援建几内亚项目工地参加劳动。图源：《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我清楚周总理说的“也是你开展工作的好机会”的意思。

周总理一直要求我们做大使工作的人要广泛接触驻在国的各界人士，广交朋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多接触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了解了就能加强友谊。

我们这种目的，和一些西方外交官通过交朋友、请客吃饭来获取情报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的外交圈里有一句话：“情报来自餐桌。”

举办国庆招待会，我不出席的确不好。我们搞得隆重一些，热烈一些，多请一些几内亚的朋友参加，请一些还不了解我们的人参加，让他们了解我们，这确实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好机会。

我告诉周总理：“我明天就动身赶回几内亚。”

放下电话，我坐下来算了算时间。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北京直飞非洲的航班，那时候没有，必须先转道欧洲，然后换乘飞机才能抵达几内亚。我一算，如果明天早上，也就是9月27日走的话，最快要四天时间。我不敢耽搁，马上订机票。

当天晚上，我就搭乘了飞往巴黎的班机。

到巴黎之后，我又连忙搭乘巴黎当天最后一班飞往几内亚的班机。一上飞机，我发现飞机的门、窗、厕所门上面的说明文字都是中文的，机舱内的设备也比较陈旧，问了空姐才知道，这架飞机过去飞亚洲航线，很快就要退役了。

坐到飞机上，我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架飞机在几内亚没有进港计划，而是要先到另一个机场，然后再返回几内亚。按照这个飞行计划，国庆招待会我肯定主持不了了。

我找到机长进行交涉，我说：“我要赶到科纳克里举行国庆招待会，你们看能不能在科纳克里停一下。”

机长还不错，很快就与公司联系上了，而且公司居然同意了我的请求，为我一个人在科纳克里机场降落。

等我走下飞机，时间已经是9月30日夜晚。当汽车开进大使馆时，国庆招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匆匆换好衣服，准时出现在会场。

如上几年在非洲的工作生活，到了1964年下半年，我卸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奉调回国，担任西亚非洲司司长。

-End-

文字 |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作者 | 郭彤彤 执笔 / 柯华 口述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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