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风范 永恒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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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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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受到世人尊敬的各种成因依然常留在人们的心间，人们对他衷心爱戴的程度也丝毫未减。

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总理的名字和形象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76年1月8日以来，每看到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甚至泪流满面；每听到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我的心都会受到一次震颤，并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我的这种感情的由来，多源自这位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敬佩的政坛英杰的崇高风范，也有我个人在几十年外交生涯中遇到的一些场景的记忆及由此而生的赞佩和敬仰。

在我的一生中，曾有过几次同周恩来总理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机会。对我而言，这些接触既是巨大的荣幸，也是极大的鼓舞。

我本应于1963年夏天从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毕业，但在当年的3月初却突然接到院部的通知，让我和同班的另五位同学提前毕业，尽快办理离校手续，去《北京周报》社报到。在我为大家办理毕业离校手续的过程中，又接到了让我一个人立即到外交部报到的通知。对此，我们六位同学都感到奇怪，不知为什么在我们的五年学业尚剩四个来月的时候就要提前离校，也不知学校领导为何要改变将我和另三位同学留校任教的决定，舍得把我们全部放走（此前，当时的高教部曾拟安排我们出国留学，但学校领导担心有碍我们留校而未予同意）。

据事后听到的传闻，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让我们去参与刚刚创办的《北京周报》的编译和出版工作，以加强对外宣传；中途要我转换工作，则是当时外交部急需一名西班牙语翻译，改变去向也是上报周总理后确定下来的。这就是说，虽然周总理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的工作分配却得到了他的亲自过问和批准。对这样的说法我无法验证，但确使我深感激动，甚为感慨：一个有着8亿人口（当时的中国人口概数）泱泱大国的总理，每天需要过问多少国家大事啊！他又是以何等关切的心情在注意着任何一件涉及对外交往的事情啊！我对他的崇敬心情增加了许多许多，从那时起，忠诚献身、服务于外交事业的决心也就毅然确立了下来。

我和周恩来总理的认识和直接接触也有过几次，那是分别在1963、1971和1972年。虽然时隔多年，但每次同他相遇的情景都依然历历在目，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记得1963年那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古巴驻华使馆的“七·二六”招待会上。当时，我到古巴驻华大使馆工作仅仅三个来月，在该馆担任大使翻译，也兼管使馆的对外礼宾、联络和文书工作。

“七二六”运动中的卡斯特罗（右）

7月26日那一天，是卡斯特罗主席武装攻打蒙卡达兵营的10周年纪念日，古巴驻华使馆照例举行招待会，庆祝这个全国性的重要节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我国党政领导人应邀到场祝贺，我被指派担任古巴临时代办雷希诺·佩德罗索的翻译。

周总理入座后，佩德罗索发现尚缺少几位主宾，就叫我赶快帮助招呼一下，请我国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到主宾席就座。由于我作为古巴使馆工作人员需要负责这类事项的安排，就马上把佩德罗索临时代办说的话转达给站在附近的招待人员，而没有立即给周总理翻译。周总理见我忙着去同别人说话，就随口问了一句：“你会不会讲西班牙语？”待我说明情况后，周总理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招待会过程中，我充任了全场翻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周总理在起身离开招待会现场时，特意把手中的讲话稿递给了我。虽然未说什么，但我从他的表情中理解到这是为了向我传递他对招待会开始时问话的歉疚之意和对我翻译的肯定。周总理的这一个爱心有加的细微举动，令我感动至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事后更难以忘怀。

1971年，那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在古巴驻华大使馆。1月2日，当时的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毛罗·加西亚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出于改善中古关系的良好意愿，时隔8年后再度应邀出席。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当时的中古关系处于冷淡状态。

加西亚1967年来华前是古巴外交部的亚大司长，此前还曾担任过古巴驻越南大使的职务。将这位资深外交官以参赞身份派到中国，长期担任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这本身就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表明了古巴政府当时的对华态度。

在那次招待会上，周总理向加西亚临时代办说到了中国的建设，强调重要的在于取得经验和总结经验，这是最宝贵的。他还特别指出，马列主义要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当然，双方也谈到了中古双边关系。周总理表示，我们很理解古巴的处境。他还请加西亚临时代办给卡斯特罗主席转去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并表明了中国希望与古巴改善双边关系的良好愿望。

在中古关系处于非常冷淡状态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的举动曾引起驻华外交使团的很大震动和诸多猜测。

对我来说，周总理的再次到场，则是十分喜悦的事情，因为既给了我了解我们党和政府对外政策的良机，又使我重有为周总理服务的幸运。

那次陪同周总理到场的除中国党和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还有恰好在京逗留的柬埔寨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我又一次坐在周总理身后，同我在外语学院的老师、外交部翻译室的西班牙语主要翻译汤柏生一起，为他担任翻译。我记得，那次谈话令双方都感到很愉快。

1993年，在时隔22年以后，我以我国第十任驻古巴大使的身份去哈瓦那市郊拜访已退休的加西亚大使时，他还记忆犹新地向我回忆起周总理出席那次招待会及谈话的情景，并很有感触地说道：周恩来总理不愧是一位有胆略、有魄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周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左）

在那次招待会上，还有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招待会尚未结束时，西哈努克亲王因事需提前离开，周恩来总理也陪同他退席。我以古巴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大门口欢送他们。西哈努克亲王向我合十致意，我也向他合十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时，一边和我握手，一边问我：“你还在这里工作？”听到周总理的话声，我以为他在向别的人说什么，一时竟未明白过来他问话的意思。但当我环顾四周后看到左右并无其他人时，才猛然想起周总理可能还记住8年前在这个使馆见到过我的事，我赶紧机械地回答了一句：“是的，还在这里。”

事后，我一直不敢相信，周总理怎么会把一位普通小翻译记得那么清、那么久。后来听到外交部的许多同志讲到周总理有惊人记忆力的种种事实时，我才确信为真。自那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学习周总理，以他为榜样，努力将各种事件、人物、数字记忆进脑子里，并努力使之发挥作用。尽管我不应该同周总理去比，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周总理的那种程度，但我始终坚持以一种投入的精神在做这样的事情，并且不时以周总理的榜样和精神激励自己，因而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71年和1972年间，我又见到过几次周恩来总理，那都是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国代表团及同国内有关单位负责人谈话时的机会。在那几次，我得以深切地领略到了周总理的谈吐艺术和工作风格，感受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我看到、听到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1972年初的那一次同周总理的见面给我的体会尤为深刻。

1971年1月4日，也就是周恩来总理参加古巴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第三天，我奉命离开了该馆，被安排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政治处做宣传工作，前后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1972年初的一天，服务局的领导同志通知我，要我于当晚随同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并要我做好作记录的准备，但未说明是什么会，更未告诉我会议由何人主持。那天下午，离预定的会议时间尚早的时候，局领导同志就叫上我，一同乘车去了大会堂。途中我想：“干吗要来这么早啊？”但当我们进入一个既不像小范围会见，也不像大范围会议的客厅，看到已有许多人都已坐在那里鸦雀无声地等待时，我才感到会议可能有不寻常之处。

预定的会议时间到了，进来了一位我不认识的人，他向大家宣布说：“总理尚在接见外宾，请大家稍候。”他带来的消息使我异常兴奋，因为这将使我能够首次在规模不大的内部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我们又静静地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坐在大厅入口处的人们站了起来，并兴奋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在场的全体同志都纷纷起立，掌声也更加热烈。周总理边走边向大家示意，要求同志们停止鼓掌并就座，但掌声依然响了好长一段时间。

周总理在询问了在场同志们的单位等情况后，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谈的主要是如何利用机遇，因势利导地做对外交往方面的工作，以争取获得好的效果。谈话中，周总理不时地叫着外交部一些同志的名字，问及他们有关事情的经过，还问到了几个邻近国家的国名和地理位置。

我记得，有些同志答得很对，有的则由于紧张等原因而说错了。周总理对答对的表示了肯定，对说错了的则予以纠正。我心里想，周总理确实了不起，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甚至是细微末节之处都能记得那么准确、那么牢。

那天，我作了很详细的记录，并在回单位后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服务局用我的记录稿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传达，不少听传达的同志还向我打听了会议的细节，都对周总理的细致工作作风表示了深深的赞佩。

坐落于江苏省淮安市的周恩来故居

值得我深感自豪和荣耀的是，我和周恩来总理还是同乡人，因为他出生的淮安县（现已改称淮安市）和我的故乡淮阴县是同属淮阴市的两个接壤县，他的故居离我的家仅有10多公里，而他童年读书的地方，也就是他外祖父的家，与我就读初、高中的淮阴中学仅有一河之隔，两处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一华里。

这些年来，我每次回故乡探亲，都要去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故居及他在童年时的读书处，因为我深深地感到，每次我对这些地方的瞻仰，都是对我灵魂的一次净化。尽管这些地方中的每一处我都已经去过了好几次，但今后只要有机会返回故乡，我仍然要去拜谒，以便从中汲取更多、更丰富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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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作者 | 徐贻聪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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