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外交之路 | 顺义小村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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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东 1936年1月生于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坞里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留校任教;1961年至1964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语;在中国驻瑞士(1964-1967年)、法国(1973-1980年)、卢森堡(1983-1986年)、乍得(1988-1992年)大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参赞(代办)、大使等职;在外交部西欧司和非洲司工作时,历任副处长、参赞、大使等;1987-1988年,率领中央六部委讲师团到湖北省执教,任讲师团团长;退休后,曾应聘担任一些市、公司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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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我们夫妇二人在上大学前,都未想过要搞外交工作,最终却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外交事业,究其原因,机遇使然。而机遇常常是给那些勤奋努力的人。
南北合璧,殊途同归,
请听我们分别娓娓道来。
· 编织芦苇蓆供我上学的父母 ·
我的祖上是河北省顺义县(现在的北京市顺义区)杨各庄镇人。爷爷那一代迁到离杨镇西十里的坞里村。我家原有三间土房、二亩涝洼地,后为父亲治病,卖房卖地,结果我家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贫困户,全家借住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困难,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
1960年,在顺义老家门前拼凑起来的全家福,您能看出谁是后加的吗?
母亲姓鲍,娘家也很穷,14岁就出嫁,结婚后叫周鲍氏。母亲是一位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人缘好。她和父亲周志才一起操劳,编织芦苇蓆等维持全家生活。
编蓆很苦,特别是冬天,要在厚厚的冰上打一个洞,把一捆芦苇放进水里,浸透后拿出来,晾到不滴水时,用小刀子一根根从中间劈成两半儿,然后靠人力用石碾子压平,再去掉苇子皮,才可以编。我父母手上剌了许多口子,冬天还冻裂开。我看见他们把一种黑膏药在煤油灯上烤软后涂在裂口处。
我的家乡顺义比北京城解放得早。土地改革时,父亲和我在北京城里打工,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母亲和两个妹妹,故而土地、房屋按三口人分配,只分得三间东厢房。北方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但总比没房子好啊!
上学时,父亲给我起名:周佑民。一位亲戚说:“抿、抿、抿,将来都不爱说话了!”于是给我改名叫周振东。小小的我,既没有佑民的伟大抱负,也没有振东的雄才大略。
家乡人认为:“孩子念点书,认识钱票,不上当受骗就行了。”我父亲不这么看,他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孩子们念书。为了供我们上学,他什么活儿都干:编芦苇蓆、做小买卖。一次他到口外给人家编蓆,回来时病了,连骑驴都骑不稳。
· 小学生—学徒工—小学生 ·
我上的小学设在村里的庙内。学校有四个年级,只有一位老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给一个班讲课,其他三个班就自习。入学后,我当了一年级的班长。
为供学生饮用水,学校要求每天由两名学生各带一捆玉米秸烧开水。轮到我时,父亲给我凑合一捆柴火去应付,老师知道我家穷,睁一眼闭一眼,我也就蒙混过关了。
我的父亲周志才(号周凤岐)
1946年,父亲在北京城里给人家当门房,把我也带去,托人让我到前门外西河沿大街的《经世日报》馆当学徒,学习排字。铅字摆在有许多小四方格的大方盘内,每个小格用铁片斜对角分开,里面放着相关的字。徒工们靠死记硬背,把常用字的位置记下来。至今我还记得开始是“七、下、且、是、乎、九、与、云、五、王、金、代、六……”等。非常用字则在另外的方盘内按部首寻找。
师傅们的生活很艰辛,有的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日以继夜地打工:白天在一家报馆上班,夜晚去另一家报馆,休息时间很少,有时走着路竟睡着了,撞上电线杆子才醒来。
1948年,顺义解放了,我回到家乡继续上小学。老师带领我们排了一出戏,叫《周虎子偷猪食》,描写虎子跟着妈妈讨饭,饿得不行了,偷人家的猪食吃,挨了一顿揍。我演虎子妈妈。在村子里演出很成功,男女老幼都来看,我们又到邻村去演出,二三里地外的村民都闻讯赶来看。
1949年春,我到离家四里地的窪里完小(即有五六年级的小学校)读五年级。每天早去晚归,中午带饭。别的同学带的是白面烙饼,我只能带贴饽饽,还掺有杂粮。有个同学好奇,啃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嚷道:“你这是什么贴饽饽呀?比砖头还硬!”
谁不知道没白面烙饼好吃?但总归是干粮,比起在家里的人还强哩!当年夏季闹水灾,庄稼颗粒无收。政府调来的救灾粮是红高粱。偶尔吃一次还不错,可天天吃,连吃苦耐劳的妈妈都觉得难以下咽,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摇着头对我妹妹说:“真是难为你哥哥啦!”
· 恩师池宝琦 ·
我能读书,除父母亲的坚持,还得感谢恩师池宝琦。
1949年夏发大水,使我家里生活更困难。放寒假前,我对班主任池老师说,下学期不来上学了,想帮助家里劳动。池老师与我非亲非故,只是我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池老师可能觉得我辍学可惜,便说:“你来念吧,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
此后,凡是需要缴费时,不用我说,池老师就帮我交了。父母感激涕零,说:“有这么好的老师,念吧!我们就是要饭去也要供你上学。”就这样,我没有辍学回家种田。
池宝琪夫妇金婚与我们全家合影
池老师的仁义还惠及我的第二代。我们在国外工作时,女儿考入日坛中学读初中,家里无人照顾。学校离池老师家较近,他们一家欣然接受她,让她住在家里。池老师当她的监护人,待她胜似亲闺女。池老师的女儿池慧对我说:“我爸爸从未去参加过我们姐弟的家长会;可璐璐(我女儿的小名)学校一开家长会,爸爸就去,他对璐璐可好啦。”他们一家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池老师去世。他走了,但他的高尚人品和对我们全家的恩惠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河北顺中第一届第一班的班长 ·
1950年10月,政府在顺义建立河北顺中(现改为牛栏山一中),使我有了读普通中学的机会。
当时在顺义、平谷、怀柔、密云、昌平一带,河北顺中是唯一的一所中学,所以生源来自周围许多县。
李明校长是位老革命,抗战时他利用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党工作。一次,李校长送出一份情报,途中被日军截获,日军包围了他所在的村庄,查找叫“李老亲”的人。为何?原来,李校长化名李志新,因他签字潦草,日本人看成了“李老亲”,当然找不到其人,李校长乘机溜走了。他因字写得潦草倒躲过一劫!
学校老师大部分从河北省蓟县联合中学调入,他们中许多人都经受过战争的考验,素质好,水平高,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严谨正派。
第一次上学时,我徒步走了20多里路,背去30斤小米儿,算作一个月的食宿和学杂费。以后政府每年拨下助学金,接济困难学生,平均每人每月4.5元,我就没再交过什么费用。
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考入这样的好学校是个千载难逢的读书机会。我成了第一届第一班的一名学生,成绩全班第一,担任班长工作。晚上,班主任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给我讲各种道理,我总是班里最后一个入睡的。
校园生活紧张有序,颇具军事色彩:清晨,我们随着洪亮的钟声起床,接着排队跑步、做操、锻炼、洗漱、早餐;白天,上课、劳动、开展文体活动;晚上,我们在柔和的汽灯光下自习。我们住的是平房,睡的是木板床。一间房里住一二十个学生。
学校校规严格,晚上熄灯后,校长亲自到各宿舍查夜,检查学生们是否入睡。一天,大家刚刚睡下,躺在被窝里海聊《水浒传》,一个问道:“你们知道李逵是怎么死的吗?”来查夜的李校长在屋外应道:“说话多,累死的!” 刚巧一个同学到外面方便,里面的同学还以为是他回话,便反驳说:“去你的吧!你知道个屁!”校长走进屋里用手电筒一照,吓得大家赶紧蒙头睡觉!
学校一年到头,很少吃肉。一次,厨师用油渣做汤,一位近视眼同学把油渣都捞到他的碗里。同学们批评他不地道,他愕然:“这是油渣呀?我还以为是大葱花呐!”过年时,学校杀了自己喂养的猪,做了顿红烧肉。我一尝,肥肉蛮好吃的,从那以后我便喜欢上了肥肉,现虽已古稀之年,但隔三岔五还要吃。
建校伊始,学校就确定了“向工农子弟开门,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在校领导和老师的辛勤耕耘下,母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牛栏山一中后来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校。
初中三年级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的校园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和无限的留恋。
· 河北北京中学的高中生 ·
初中毕业时,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孩子,我本应该找个合适的工作挣钱,以补贴家用,父亲却仍坚持让我继续读书。升学可选择的志愿共分八大类,我的第一志愿选择了“铁路”,因为 “铁路”是铁饭碗。干这一行,管吃管住,坐车还不花钱。但我被分配到河北北京中学。高中期间,我的学杂费、生活费全免,使我能安心读书。
中学同学聚集在60年才开花一次的铁树下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前排右二王振铭和我又是大学同学。
河北北京中学是河北省和北京市合办的学校,生源一半来自河北省,一半来自北京市,这样,我才有机会到北京市读书。该校的前身是有名的河北冀高,具有革命传统。解放前,进步学生就在校内组织演出《兄妹开荒》,虽遭“三青团”捣乱破坏,但写下了校史光辉的一页。该校是当时北京市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之一。康世恩、荣高棠、王蒙等都曾在此就读。
1956年,高中快毕业时,又到了我命运抉择的时刻。我有被选去苏联留学的条件,但权衡个人前途和家中的困难,我考虑再三后,向教导主任提出毕业后参加工作。老师劝导我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还是继续念吧!”
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决心克服困难,完成学业,但是在视力检中因查出红绿色弱,由报考理工科改为报考文科。那时北京外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属于保密学校,要先保送,后参加高考。就这样,我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过了三道坎的高中毕业生
小学、初中、高中,三次毕业,我每次都险些辍学,是父母的坚持、学校领导和师长们的帮助、国家的助学金扶我过了三道坎,终于走进高等学府。三十余年后,我成了顺义县出来的第一位新中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
我们兄妹三人读书时的合影。从左到右:宝贵、振东、宝英
三兄妹年年聚会,家庭人口增加了,生活也富裕起来。
姐姐早已出嫁,我和两个妹妹深知学习机会得来不易,都很努力。大妹妹宝英小学毕业后报考了通县师范。她教书出色,当了校长。小妹妹宝贵品学兼优,被学校选上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为此,她还借了同学的衣服。初中毕业时,国家规定不让到外地考学,家乡又无高中,她只好留在家里种田,当了妇女队长。结婚后在城里当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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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周振东、柯忆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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