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强制推行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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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帆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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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清明节堵在路上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哪一天直接在网上献花圈、烧纸钱就好了，不用这么堵到断魂了。
其实你已经省事很多了，你不用再回到乡下，双脚沾满泥水。老家也不会有墓地可以用了，城市周边的陵园成了悼念的场所，你只要买得起，就会有人时时看扫，及时维护。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选择：火葬、陵园、鲜花献祭。但实际上，这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因为火葬是要强制推行的。另一件事是，一般墓地缴费后的使用期限只有20年，到那时如果无法续费，网上祭祀可能真的就不是一个笑话了。
只能选择在陵园里悼念逝者，只能将他们的身体火化，只能在无数个相同的墓碑中寻找他们，火葬真的就是好的方式了吗？被批评过无数次的土葬有多坏？还是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与想象有别的火葬
今天看似已经遍布全国的火葬“习俗”，其实出现并没有太久。虽然在50年代就有国家领导人提倡火葬，但真正在全国推行不过是20年前的事。
1997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殡葬管理条例》规定：人中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
尽管在殡葬改革的各项文件中，火葬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国家也要求地方制定扶持新葬法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广花葬、树葬、草坪葬、壁葬等少占地或不占地的新葬法。但在真正执行中，直接拉遗体去火化却成了“殡葬改革”的常态。
为了完成任务，强制执行毫不稀奇。比如2011年11月，河南项城农村，就有一位老汉的遗体被当地民政部门挖走，并强行火化。一天之后，黑龙江哈尔滨农村，一位老太的遗体也在被埋了70多天之后被民政部门强行起出并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
火葬率被当作地方政绩的指标。潮州市在“十一五”的工作汇报中表示，五年来潮州市火葬区内遗体火化率保持100%，完成了省规定的任务指标。在此期间累计清理整顿散埋葬坟墓57穴，其中强制起尸火化14具，起获骨灰盒43个。
据民政部统计，1997年全国的年均火化率是36%，到2012年全国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49.5%。但这远没有达到目标，相关负责人表示，少占地、不占地的安葬方式将成为殡葬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20年，要使全国火化率达到或接近100%，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40%以上。
2015年3月27日，深圳。深圳市殡仪馆火化部有7台火化炉，平均每天要火化超过40名逝者的遗体 / 视觉中国
随着火葬的推行，火葬场也开始人手不足。为了消除人们对火葬工作人员的偏见，2015年民政部等还举办了首届“遗体火化师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冠军可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土葬的“危害”似乎很容易想明白，因为修坟、立碑都会占用耕地。一块地里一座坟，不仅减少了耕地面积，还使耕地碎片化，不利于机械操作，这样一看，撒一把骨灰明显更节约环保。
但是且慢，火葬的意思好像不是直接撒骨灰吧。即便是火葬，也是先火化之后再埋葬，但这种方式并不会节约土地和木材，也不会更加环保。
大多数农村地区都没有公墓，例如，济南市商河县，一个有着948 个行政村和62.5 万人的县城，全县只有1 处合法经营性公墓，多数村镇没有建设村级公墓。就是这1 处公墓也远离农村居民住地，各类费用很高，所以就算是经过了火化，农民还是会将骨灰埋在土里，该占用的土地一点没少。对于这些农民， 火葬，就是火化之后的土葬。
环保这种说法也不靠谱，一般火化一具遗体，需要消耗柴油15公斤，电25度左右，还会排放诸如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水银蒸气等有毒气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排放的二恶英和呋喃有0.2％来自火葬行业。
人力成本就更不用说了，为了推行火葬国家需要设置专门的执法机构并配备专业执法人员，火化也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目前全国约7万人从事火葬行业，每年需要消耗数亿元的事业经费。
虽然官方一直认为传统土葬是愚昧的、浪费的、落后的、迷信的殡葬方式，但这些缺点其实都不在土葬自身，而在于在土葬的不良习俗中，比如起坟头、讲排场、迷信等。事实上，传统土葬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可以自然更替。随着自然变迁，家族兴衰，世界观转变，坟墓往往挺不过100年而自然消亡。
土地，要有计划地用
既然火葬并不能保护耕地，甚至还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浪费，为什么上到国家政策，下到基层政府，都这么不遗余力地推行火葬呢？
今天的人们常常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对于丧葬业来说，内在的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对土地集约化的追求。
土地集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象征，自从我们从苏联那里学到这一方式之后，就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路子走。 “节约土地”、“集中土地”一直以来都是土地管理的核心。
为了“节约”出更多的土地，中国在50年代开始就大范围开荒造田，这时候便盯上了土葬。1958年中国就开展过平坟开荒运动，当时的口号是“实行土地大平整，保证农业再高产”，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古墓也被平掉。而在1964年 “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到处围湖造田、烧山开地，平坟运动再次兴起。
2012年11月21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乡村公路，挂着“田间地头坚决不留坟头”的宣传标语，被人从中间点燃 / 视觉中国
但开荒造田却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虽然到1986年中国累计开荒3.77亿亩，但原有耕地却减少6.11亿亩，最后净减耕地2.34亿亩。而且，由开荒造田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使中国不得不在1999年拉开了“退耕还林”的序幕。
不仅是开发土地，还要集中土地，从50年代到1978年，农村土地一直以集体化为目标，农民不再有自留地，土地大片连通种植同一作物。尽管这一现象终结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理念却始终贯穿在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中。
对于殡葬业来讲，集中土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统一规划，禁止乱葬。1997年的《殡葬管理条例》就已经规定，“在允许土葬的地区，禁止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
与这些规划同时开展的还有旧村改造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土地，方式也是尽可能地集中土地。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很多地区在进行旧村改造时都采用了迁村并点的模式，就是把规模较小的几个自然村整体拆迁、异地统一安置，合并成立一个较大规模的行政村，原来的村庄就复垦成耕地。
无论村子怎么改造，节约土地都是第一前提，于是2005年，国土资源部决定在全国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新增多少建设用地，得看能够复垦多少耕地。
2012年05月10日，山东枣庄，执法者拆除非法占用耕地建设的建筑物 / 视觉中国
土地受到严格的国家管控，不根据市场需要可以流转。2006 年，全国人大会议明确提出了耕地红线政策，此后，“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 亿亩这条红线” 成为政府土地资源管理的核心诉求。
耕地红线的初衷是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环境与生产技术的变化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本身也会得到提升，固守耕地红线政策，其实也是在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统筹管理、集体化运作的思维来管理土地，更何况，在耕地红线提出来的时候，耕地面积已经非常接近这条红线了。
2005年末，中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非常接近耕地红线 /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
要知道殡葬改革（尤其是废除土葬、推行火葬）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节约耕地，于是在各类宣传和文件中，和“火葬”同步出现的总是它最直接的目标——“守住耕地红线”。这也就无怪乎河南省教育厅的 “18亿亩耕地红线视阈下的国家粮食安全立法研究”研究的不是粮食，而是殡葬改革立法。
三驾马车拉动火葬运动
在节约土地、集中土地的要求下，土葬当然至始至终都是不被欢迎的。不过，回到1950年，土葬不仅是一个与土地有关的问题，与它紧紧关联的还有人们对死亡的认识。
经过新文化和革命洗礼的无神论者们，将葬礼中的习俗、仪式都当作“迷信”进行批判，土葬本身也就有了非常浓厚的落后、封建色彩，而丧礼中的大肆排场对于刚刚百废待兴、提倡节约的新中国来说，更加难以忍受。在西方逐渐施行的“火葬”，只留下一个骨灰盒，更能满足人们对节约、现代的想象。
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太能体会“迷信”这个词的威力，在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科学重新兴起，丧葬仪式被赋予了更多民俗和文化上的价值，人们不再简单地斥之为“迷信”，但在此之前，它就是新中国要与之狠狠决裂的“旧社会”的代表。是地主家的大排场还是工农阶级的勤俭节约，这是关系到新中国风貌的问题。
直到今天，这样的价值观仍然牢固有力。2013年的政府文件就指出，“少数……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利用丧事活动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热衷风水迷信，修建大墓豪华墓……这些现象亟需整治。”
整顿风气、破除迷信是火葬推行的最佳理由，但它能在各地以如此迅速的方式施展开，是因为地方本身也需要它。
河南省周口2012年开展了大规模平坟复耕和殡葬改革，一年之内平迁200多万座坟墓，复种耕地近3万亩。当地官员称，平坟的是为了解决大机器耕作、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
但实际上，周口远没有缺地到需要跟死人争地的地步。在周口经济开发区，有大量土地抛荒，但这些土地已经成为工业用地，无法重新以农地的名义申报。为了给工业项目预留土地资源，河南每年仍需85万亩土地，而建设部每年只批转25万亩。其中巨大的缺口，先是靠并村，后来靠平坟。
地方旅游业也在盯着土地。比如在福建武夷山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新景点的不断开发，景区逐渐扩大，2000年以后，一些周边的村子里的坟墓被认为杂乱无章、封建气息浓厚，影响景区整体景观而被要求整改。
当然并不是只有地方政府有推动火葬的动力，还有一整条产业链都指望着火葬。2010年民政部对殡葬业收费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殡葬花费为1045元/具，费用包括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体火化、骨灰寄存、骨灰盒。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份论文指出，2005年时，一个河南村庄一次火化就需要近两千元，这其中甚至包括给烧火者的贿赂，以防止其不将骨灰烧尽。
由于强制推行火葬，《殡葬管理条例》规定了发现土葬可以处罚，但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额度，结果在很多地方就变成了上缴罚款就可以土葬。据媒体报道，09年时河南南阳大约需要交纳3000-4000元的罚款，即可土葬。而河北成安的民政部门则更进一步，只要交钱，不但土葬火葬任选，还可以得到合法的“火葬证”。这让基层组织有了更多理由去推行火葬。
虽然名义上讲殡葬业已经允许民资进入，但是各地民政部门都下属有自己的殡仪馆，同时他们又掌握了民营殡仪馆的行政审批大权。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让民营殡仪馆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把控着整条殡仪产业的仍然是地方民政部。
总之，要风气、要地、要钱，总有一个理由能让火葬继续下去，尽管它不是最佳的丧葬办法，甚至在现在的状况下它还不如土葬。但毫无疑问，土葬的时代必然地远去了。
只是在集体规划的土地面前，人们是没有选择的。没有办法选择未来的房子，也没有办法选择归去的故乡。“计划”告诉我们很多真相，比如大片耕种更有利于机械化，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另一些真相，比如我们不得不离开土地，我们会失去情感的连结，我们的老人曾因这不能选择的埋葬方式，感到绝望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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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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