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赚钱，谁能干过浙江人
你也许没有来过浙江，但你一定收到过义乌发货的订单。浙江，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从中走出的浙商却活跃于世界每个角落，以至于一提起浙江人，大家的印象就是三个字：会赚钱。
浙江人确实有钱。2018年，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在改革开放伊始，浙江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第十一[13]。
浙江还有很多有钱人。根据2019胡润富豪榜，在大中华区前10名城市的富豪居住地中，浙江省独占三席，杭州、宁波和绍兴53名浙商榜上有名[14]。
浙江经济发展最耀眼的就是民营经济。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93家上榜，连续20年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创造了浙江省一半以上的税收和生产总值，以及80%的就业岗位[15]。
浙江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富裕？浙江人为什么这么会赚钱？
民营经济的九九八十一难
浙江富起来之后，吸引了一大批人研究浙江模式，提出种种浙江经济奇迹的解释。其中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从自然条件和工商业历史传统的角度解释浙江的经济发展。
浙江地形复杂，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浙北平原望上游去是复杂的山地，望下游去是大海。这种复杂多元的地形与物产，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品交换活动。南北大运河的修建、近代中国的开埠等一些历史契机，又使得浙江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厚[5]。
2015年1月2日，浙江杭州，京杭大运河杭州武林门段。京杭大运河联系了浙江与其他省份，让早期的商品交换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然而，纯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角度出发，显然是不足够的。要解释浙江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最首要的是解释为什么民营经济能够在浙江发展。
也有一种解释，把民营经济的发展归因于改革开放后对民营经济的松绑和市场化改革的进行[2][6]。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不断解除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管制，赋予民营企业合法地位，同时开放了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
另外，中央还鼓励地区之间开展经济竞争，促使地方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也有了发展民营经济的动力[3]。
这个观点相比第一个，解释力更强了一些。但是，改革春风全国吹，宏观政策的改变影响的也是所有地区，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发展起了活跃的民营经济。
1996年，浙江温州，人力三轮车上的妇女。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全国排名第11，上升到第3，一定有着自己的秘诀
事实上，同属东部沿海，浙江的邻居江苏发展的就是政府主导下的集体经济。在当时，要来苏南投资的台韩港日外商们都明白，要谈投资只能找镇书记，厂长说了不算，镇长说了也不算。学者朱通华把这个情况概括为“县乡干部是企业的实际决策人。”[8]
像江苏这样的浙江邻居们，没有发展以民间主导的民营经济是有原因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营经济面临的宏观环境充满了变数。
如果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亲儿子，民营经济就是个抱养的孩子，在国民经济体系里处于二等地位，饱受歧视和打击。
2017年3月30日，江苏淮安，一家国有纺织企业的员工在生产车间忙碌。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大部分省市选择的发展对象
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民营经济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例如1982年，浙江乐清闹出了“八大王”事件，当时，是浙江省委亲自带队赴温州调查猖獗的“投机倒把分子”，逮捕了很多经营能人，最著名的就是当地的八个最早致富的民营企业家。
由此可见，宏观政策的松绑固然是浙江民营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民营经济本身的顽强的生命力才是根本原因。
草根经济，野火烧不尽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都有活跃的地下民营经济。
20世纪50年代开始，私人经商成为“投机倒把”的打击对象，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而浙江的小商小贩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顶风作案。
据《台州地区志》的记载，1957年，天台县查处了228个投机倒把分子，同年，仙居县处理了51起投机倒把案，黄岩县44起；1959年，天台县处理的投机违法分子人数达到492人；1963年，玉环县查处投机倒把案件83起。可见规模之大[7]。
20世纪70年代，外出农民受到严格管制，浙江的许多农民为了外出做生意使出了浑身解数。义乌著名的“敲糖帮”为了外出做生意，自己伪造“鸡毛换糖”的假介绍信，还有人用褪字灵把许可证上的“江山”改成“江西”[10]。
2017年4月27日，第12届中国文化产品交易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义乌博物馆展示的“鸡毛换糖”木雕作品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浙江的小商贩们在高压下，还能发展得有声有色呢？
很多学者注意到，地方对于草根经济的默许和宽容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现有制度无法保证精英的利益，那么政治精英就会寻求制度外的力量保障自己的利益，比如从社会基层中寻求支持[4]。
章奇和刘明兴在研究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时也发现，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地方干部更有动力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争取老百姓的支持，那些边缘化干部影响更大的县民营经济相应更加活跃[1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权力版图由两类干部组成：南下的干部具有更多的政治资源，而地方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则相对被边缘化。这部分草根出身的干部为了坐稳位置，就必须支持和保护民间经济利益。
1983年，浙江省义乌县，小商品市场。 买卖生猪。在当地干部的默许下，浙江的商品交易活动一直在进行着
按照两位学者的划分，民营经济发展较为出色的地区，如浙南和浙东，如温州、台州、宁波，都属于草根干部影响较大的地区，而浙北、浙西南，如嘉兴、衢州和杭州部分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则属于南下的干部影响较大的地区[11]。
在草根干部主导的地方，再严厉的措施往往也无法有效实施。这些干部对于民间商业活动，往往是默许的，甚至还会通风报信。在官方严格管制农村集体贸易的时候，温州的无证商贩人数还能在1976年达到1.1万人，比1970年翻了一番[12]。
黑市也被默许存在。平阳县和瑞安县的商品交易市场在压力大时关闭，风头一过又马上开张。义乌县的市场和集市贸易一度公开运行。温州虹桥一带集市规模能达到两三万人，贸易的商品有四百多种。永嘉县的岭窟市场还吸引了福建和江苏的商贩，交易高峰期的日参与人数达到1万人之多[11]。
1985年春，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白沙镇小商品市场，商贩用称论斤买卖毛衫。市场的存在不能提高了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在平阳县，当地的干部还和银行、财政、交通运输等部门一道，给农民卖手织布料提供方便。这些布料不仅在省内各县售卖，还能远销江苏、辽宁、福建等8个省区[11]。
改革春风吹浙江
草根经济顽强存活二十多年，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拥有了姓名。
1979-1991年间，虽然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但是市场经济仍然屡遭歧视和打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有风险，发展个私经营需谨慎，国内大部分省区选择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稳妥之路。
我们上文提到的江苏，常常被拿来与浙江做对比。1952年时，江苏零售部门私营企业销售额与浙江相近[1]。但后来，浙江选择了民间主导的民营经济，江苏则以苏南地区为代表，选择了政府主导下的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
2016年7月4日，江苏扬州，航拍扬州千年古运河水位上涨。同样有运河沟通南北，但是苏南和浙江却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造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究其原因，仍然和地方干部的地位有关。江苏地方干部的地位和资源比浙江的地方干部要优越得多，他们向下寻求支持的动力也没有浙江干部那么强。
民营经济发展的早期，个私经营者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合法性问题，企业财产还没有得到法律保护。浙江基层干部为个私经营者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为产权明晰和财产保障做了很多努力，支持着民营经济迈出第一步。
改革开放前，温州已经有了社队企业。为了减少社队企业的政治风险，地方干部允许它们挂靠本地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到了1976年，温州的社队企业数已经达到了五千多家[11]。
有了社队企业的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温州的家庭工厂迅速发展。到了1986年，温州拥有将近11万家家庭工业作坊和工场，吸纳了30余万从业人员，呈现“家家办工厂，户户是车间，处处闻机声，人人干活忙”的景象[9]。
2013年09月02日，浙江宁波，墙体广告商在建筑外墙绘制企业“改革、转型”等标语广告。浙江的民营经济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地方干部也对私业主们挂户企业和挂靠企业非常宽容。据有关部门统计，六成农村家庭工商业和供销员都会借红帽子挂户经营，有的地方这个比例达到了九成[9]。苍南县和乐清县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为挂靠企业提供开银行账户、开介绍信等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规避禁区。
小商品市场也开始兴旺发达。1982年的义乌，小商贩们在廿三里设立了200个摊位，实现了从扁担挑子兜售货物到摆摊售卖的飞跃。当年，工商部门给摊主发放了200个小百货个体经营许可证，廿三里小百货市场的经营就此得到了官方的默许。随后的三年间，义乌小商品市场迎来了井喷期[10]。
2018年10月20日，浙江义乌，义乌福田市场的商人和顾客。浙江政府放开管制后，义乌小商品甚至远销国外
义乌的小商贩们转变思路，从零售转向批发。小商贩傅朝华有一次到北京出差，看到崇文门的纽扣便宜，一口气买了50箱，到义乌小商品市场卖，一箱能赚56块。他还专门去无锡的工商局查纽扣厂的地址，查到了之后给人家送糖买纽扣。厂里人看到来买纽扣的高兴得不得了，一袋一袋批发给傅朝华[10]。
1997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总额比1991年增长了4.5倍，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比1991年分别增长63倍，全省个体私营企业上缴国家的税收比1991年增长近三倍，不少市县个私经济都占据了半壁江山[9]。
2018年8月9日，浙江湖州，长兴县和平镇长城村被苕溪环抱，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从人均资源倒数第三，到人均收入全国前三，没有多少投资和政策的加持的浙江， 全靠民营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们只有理解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才能理解为什么浙江人为什么会赚钱，能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本文文献引用与科学性，已经过香港浸会大学 吴家欣审核。
[1]Huang, Y.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Shirk, S.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Vol. 24).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3]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4]Yue, L. Q. (2015). Community constraints on the efficacy of elite mobilization: The issuance of currency substitutes during the Panic of 190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6), 1690-1735.
[5]此类说法在中文互联网上较为常见.
[6]林毅夫, & 李周. (1999).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格致出版.
[7]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州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8]新望.“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https://blog.boxun.com/sixiang/000726/10.html
[9]徐斌. (2010). “地下经济” 的顽强生存与民营企业的先发优势.
[10]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义乌敲糖帮: 口述访谈与历史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1]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 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 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2]王汉生, 刘世定, 孙立平, & 项飚. (1997). “浙江村”: 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社会学研究, 1(99), 7.
[13]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2
[14]2018年LEXUS雷克萨斯·胡润百富榜.http://www.hurun.net/CN/HuList/Index?num=8CO30IY79707
[15]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http://www.acfic.org.cn/zzjg_327/nsjg/jjb/jjbgzhdzt/2018my5bq/2018my5bq_bgbd/201808/t20180829_55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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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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