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沙龙第2期：科学家如何兼顾科学传播重任？|科学人
“科普是科学家的天职。”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著名地质学家刘嘉麒院士曾提出过这个口号。然而，在社会化科普中，科学家往往难见身影，更少有大家。随着社会科普需求的进一步加强，国家亦提出“科学家是科普的主力军”的说法。
科学家参与科普的难点在哪儿？
怎样鼓励科学家更多的参与科学传播？
媒体如何重塑和科学家之间的信任？
科学家如何兼顾科学传播，有太多难题等待着解答……
4月9日下午，杭州西湖杨柳夹岸，艳桃灼灼，十余位国内各领域科学家及科技工作者，相聚西湖岸边茶社，边品香茗，边畅谈“科学家如何兼任科学传播的重任”。
本次沙龙由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吴欧主持。
本期科学人沙龙嘉宾西湖边合影留念。图片来源：施拓宇摄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李象益，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原中国科技馆馆长；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韩喜球，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张峥，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周荣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主任；
王慧，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所所长专项助理，食品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楚亚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俞扬，南京大学副教授，AI专家；
李昊，浙江大学化学系特聘研究员；
崔鲁海，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讲师；
李飘，自然出版集团内容推广，中国区媒体联络人；
陈正，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
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
徐来，果壳网总编；
孙承华，果壳网副总裁。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在两三年前，果壳网开始启动了科学家的“高端访谈”系列，针对世界各地最顶级的科学家进行采访，并且选题角度开始偏向科研圈，对最新的科研论文进行解读和报道。但我们发现，无论是采访，还是论文解读，更愿意和我们配合的大多是国外的科学家。为此我专门请教过程东红主席，从国家层面上，有没有鼓励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政策。程东红主席给了我一些鼓励，跟我说一些学科领域国家正在做试点，但整体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快。
果壳网也曾经做过调查问卷，调查中国的科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参与科普，最终得到的前三大原因是：怕媒体、没动力、没渠道。但让人欣慰的是，只有9%科学家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做科普，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从去年开始，我观察到科学传播的盟友开始多了起来，不仅很多媒体开始做科普，一些专业的机构、科研院所、高校甚至科学家个人，开始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进行科学传播。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科学家参与到了科普当中。前些天，果壳网CEO姬十三参与了政协双周会，在会议上，褚君浩院士以及几位政协委员都提议：“科学家应该作为科普的主力军。”
我们今天就邀请各位来聊一聊科学家做科普这件事。我们这次不吐槽，不抱怨，我们讨论些真正有建设性的话题。比如，怎样鼓励科学家更多的参与科学传播？科学家做科普需要媒体怎样的配合？媒体如何重塑和科学家之间的信任？怎样提高科学家做科普的技能？哪些渠道和形式是更适合科学家的？有哪些事是科学家和我们现在就能做的？哪些是未来可以继续推动的？
韩喜球（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首先这个主题非常值得我们去讨论。我们科学家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群体，国家给我们机会，提供我们经费让我们去从事科学研究，去探索未知，我觉得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做科普，把我们的研究与公众分享。
韩喜球研究员发言中（图中），图右程东红主席，图左王慧老师。图片来源：施拓宇摄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科学家怎样更好地和媒体去配合？
韩喜球（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科学家与媒体需要相互合作，才能把科学传播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有人邀请我去做一些讲座，做一些科普，只要我的时间允许，我是非常乐意的，我曾经多次到大、中、小学作过科普讲座。我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但是媒体如果有需要采访我的话，我会认真配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荣幸，说明公众对我们的研究有兴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一般都比较谨慎，我会主动要求媒体在发稿前看一下稿件内容，确保稿件中涉及的专业术语等细节都准确无误。但也碰到个别媒体没有征求意见就着急地发表出去，往往会因为非专业原因而犯一些无心的错误，有时候也存在断章取义现象，令人尴尬，还可能误导读者。
张峥（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我觉得科学家难兼顾科学传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时间。像我们写一篇科普文章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我们需要查阅相关的资料，甚至比写论文还要难。至于说让科学家更好地参与科学传播，我是觉得能参与就很好了（众笑）。好的科学家自然会有要传播的欲望，像理查德·费曼、斯蒂芬·平克，他们自愿去写文章，写出来的东西都非常了不起。至于科学家不信任媒体，我是完全信任媒体的，和果壳网等媒体的交流也比较愉快。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科学家本身对科学过程是最熟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线的科学家，有多大的比例有意愿去做科学传播？去年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也做了这方面的调查，调查中有很高比例的科学家表示，不能再给我们加责任了，我们已经忙死了。但是科学家群体不介入科学传播的话，科学传播就会很难做好。这样就涉及到媒介群体的发展问题，比方像果壳，就是这样一个中间的媒介，这样的中间媒介能不能再壮大些，有几百上千个，都做到果壳这个程度，科学传播就成体系了。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那我们作为媒体，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容易配合科学家的方式？
张峥（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相对而言，访谈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写科普文章要难得多。
陈正（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访谈的话，对记者的要求就会特别高。我有接触过一些记者，在采访前，我们要求他能提供一些采访资料，但记者拒绝了。采访前不能让被采访者知道问题，记者想要的是被采访者第一时间的反应。而科学家访谈和其他新闻事件的访谈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非常需要对媒体做一些培训。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于陈正老师说的这点，我想问下楚老师，您是新闻行业从业者，是不是新闻学的原则和科学的原则在有些地方上是冲突的？
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红女士科学人沙龙现场发言。图片来源：施拓宇摄
楚亚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新闻业讲究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闻更多的是想揭露社会的不公。这也是整个新闻业在处理问题时一个习惯的思维方式。陈正老师说的记者，他们可能忽视了采访对象的特殊性。用挑战权威、揭露真相的思路去采访时，记者出于对新闻业独立性的捍卫，他就很自然地拒绝提供采访提纲。这种行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往往坚持“我的稿子我是有权，绝对不会给你去审核”。在这一点上看来，新闻业强调的独立性和科学家强调的科学性是出于不同的逻辑。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科学家是本着对科学事实和负责要求去审看下稿件，但记者会觉得我们剥夺了他们对稿件的决定权。这个冲突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公众对科学越来越关注，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针对这一冲突，有没有一些改变。
楚亚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我觉得改变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不同传播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科学传播和揭黑性质的深度报道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应的传播实践行为也会有所不同。传统新闻教育更多的是强调改变社会不公。我们现有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需要加强对科学传播的认识和研究。
徐来（果壳网总编）：我以前是做报纸出身的，楚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在报业是有一些改变的。像《纽约时报》就有一个严格的证据审查系统，编辑将稿件处理后，还会有一个流程编辑把稿子中的直接引语，和表现当事人观点以及行为描述的文字去找到当事人再去核对一遍。国外的顶尖媒体是这样做的，国内也在慢慢向国外媒体学习。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被采访对象是可以拒绝自己的一些东西不出现，可以声称自己是在特殊情况说的。被采访者在被采访之前应该与作者达成沟通，你可以要求审稿，但只能审核和你相关的部分，如果对方不给你审稿，你就可以拒绝采访。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徐来说的这些，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总是很谨慎接受采访，我每次提出审稿我都是很小心，怕冒犯记者，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可以沟通解决的。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我曾经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做编辑，在我们和美国国家地理签署版权协议时，美国国家地理就派来专家给我们做培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有一个20人的团队独立于编辑部之外，专门负责核查。做核查时，处理稿件的编辑是不知道的，并会独立去找被采访者去核对。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而言，保证科学问题的真实客观性是第一位的。没有核对过的东西是绝对不会发的。
王慧（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所所长专项助理）： 我建议从事专业性较强文稿撰写的记者除了职业道德培训外，定期对专业性知识进行培训，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避免只是为了让稿件吸引眼球，使用术语不准确，误导读者。
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就大家所说的，科学家被媒体采访遇到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来一起起草一个科学家接受媒体采访的公约，或者是协议。至少果壳网和我们合作过的科学家可以率先遵守这个公约。
王慧（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所所长专项助理）：一般来说我们和媒体打交道，媒体要先和我单位负责宣传的同事联系，单位同意后再与我个人联络确认。
陈正（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这个途径太花费时间，记者是不会走这条线的，新闻讲求时效性。对于记者来说，没有哪个人是必须的，非专业的记者他们只需要把这个稿子写完，把空白填完，你不行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他不在乎内容是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算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科学家，我现在的策略是，我会培养几个和我关系非常好的记者科学家，我可以知道他们，别人要是采访我的话，我更倾向于熟人介绍的记者。
张峥（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所以难点就是，反科学要比科学更容易传播，反科学中有很多特质更容易被传播。而传播科学本身要更花费时间，你要去考证它的真实性客观性。
李象益（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原中国科技馆馆长）：听了各位的发言非常有收获，我做科普工作30余年，偏向于做科学教育工作。我想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我想也是这次科学人办沙龙最想了解的问题，果壳网等媒体怎样和科学家合作，能够吸引科学家加入我们？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太好了，您要给我们支招了。
李象益（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原中国科技馆馆长）：我从我的工作中谈一谈体会，我从事了22年的科研，后来转入做科普，从科研科普的对比来讲，科普不同于科研，科普非常泛。第一，科学家往往是解题者而不是命题者，像果壳网这样的科学传播者要学会给科学家命题，让他们去解答，科学家对号入座后会更感兴趣，便会参与其中。拿我自己来说，我从事科普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是从科普盲变成科普迷了，深更半夜我也不睡觉，总想着给人家出点儿什么主意。媒体要让科学家感觉到，他们参与科普非常有价值。
第二，要和科学家交流，科学家不了解科学传播，科学传播需要什么？要求什么？媒体要和科学家进行良好的沟通。从科学教育来说，我刚从美国交流回来，美国从青少年教育开始，就让孩子们尽早的接触科学家，接触科学过程。他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不像我们的孩子，学了数理化还不知道是干嘛的。所以做科普，要第一时间和科学家阐述，我们是要提高科学素养的，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甚至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所焕发出来的科学精神。这样科学家就更感兴趣，更了解科学传播的方向。
第三，对于果壳网这样的科学传播从业者，我建议你们要形成自己的品牌和风格，要与人类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密切结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科学飞速发展。比如尖端基础科学，像我们都知道的引力波、暗物质、正负电子对撞，等等这些大的科学问题，老百姓也开始慢慢关心这些。还有战略先导科技，探月工程等等，大科学推动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让大众不仅仅关心眼下，更关心国家社会的发展。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是给公众设立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引导公众，科学传播会更为繁荣，也给公众理解科学增添了新的内涵。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科学传播怎样和国家发展结合，比如于创新驱动战略结合，怎么结合？比如，大科学的事业来推动科学传播的创新发展？怎样位创新驱动战略营造社会基础，比如创客教育。我这次去美国考察，人家早就开始做创客教育了，而我国的青少年中开展创客教育还有很大的思想障碍。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科学家，比如大科学的科学传播离不开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紧密跟进国家发展战略，也会加强和科学家们的紧密联系。在座的各位不仅是个战士，也是一个桥梁，怎么来架这个桥，需要们思考。如果和国外的科学传播科学教育比较的话，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时代主题、社会热点、科技前沿、贴近生活……要从几个方面来制定我们科学传播的发展战略。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目前还有一个冲突，科学家群体会觉得科学是我们的事，无论你是媒体还是公众，你们都得听我的，因为你们都不懂，你们不在行。现在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人人可以发声，但公众参与科学却没有正确的渠道，科学传播的舆论场很容易发生混乱，造成伪科学比科学更易传播的局面。公众有了新媒介的传播权力，但有时科学传播的主流参与机会不开放，反而会放大了传播不正确信息的空间。
科学传播要做得好，要发展跨界群体，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线科学家，还热衷参与科学传播,你们就是跨界群体。
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汤书昆：“科学传播要发展跨界群体”。图片来源：施拓宇摄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有什么方法更好地壮大跨界群体？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我们需要共同制定出对科学传播这项职业的要求，有好的跨界群体，好的平台机构，这样科学传播才能成为流行。强制性的让一线科学家承担科学传播任务，是很难的。中科院想下达给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们传播任务，但是科研院所的反应是不愿配合的。我们就想要不就在科研院所里挑几个人出来，让他们的全职、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工作是专门做这个衔接工作。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这个办法我特别感兴趣，科学院在准备往下做么？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我们在开始尝试。
程东红（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给您这个想法点个赞。我也听了一些领导说，把科学传播的责任放到科研团队中这个时机不成熟。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说这个时机不成熟，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要在科学家原有的工作量上再增加，而是在一个研究团队中有专门的人才来负责科学传播工作。
王慧（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所所长专项助理）：我总结了关于科学传播的三个问题，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
实际上写科普要求是很高的，需要你相关知识全面，同时有较好的写作功底。那么谁来做呢？大多科研机构目前的考核体系，青年科学家科研压力很大，可能没有时间去做，在科研之余从事科技传播的往往是有一定科学基础和时间，本人对科普有兴趣或者科研压力较小的科学家。再就是科研机构要有专职的人来从事科普。另外就是像果壳网这种科研体制外的科普工作者。
第二个就是做什么，社会关于科普的需求是非常多的。随着自媒体的大力发展，科普的形式也应多种多样，比如微信公众号，科普小实验等。
第三，怎么做，首先是要有物质基础，还要有情怀。目前国家对科普的资助越来越多，也促进了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陈正（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我觉得今天题目不好的一点，把科学传播搞成了一种责任，变成了一种逼迫。而应该是想怎样把科学传播变成科学家的一种需求。科学家最想要的是钱和人。钱呢，大部分是从基金委来，我是有听说国家基金委是要把一部分钱用于鼓励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那这样科学家的积极性绝对会很高。人呢，科学家需要人，比如招生困难。科学传播的好处就是可以更多的宣传我们的科研成果，让大众知晓。我最近就刚刚通过科学人的这个平台招到了一个很好的学生。
俞扬（南京大学副教授，AI专家）：我很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们要让科学家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参与科学传播的好处。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我觉得像汤老师、楚老师那边一定有很多调查数据，可以表明科学传播一定是有助于科研的发展，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科学研究还是比较难的。
周荣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主任）：我觉得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还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人文情怀和新闻素养，其次就是和公众的沟通能力，再有就是要锻炼写作能力。大部分科学家是不会科普写作的。果壳网有着很强的写作能力，能不能培养下科学家。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我想请教一下，在您培养学生过程中，有没有加强培养下他们在科学传播方面的能力？
周荣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主任）：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有很大的努力，我们在课程设置和实验室教学中都有加强培养学生的科学传播能力。我们聚焦于让科学可视化。
张峥（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我给果壳出一个主意，科学写作是一个非常花功夫的事情。我是想可不可以在一些好的学校，果壳网专门设置一些科学写作奖学金。
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我觉得从互联网角度来看，把科学家参与科普看为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话，这是个非常不成熟的产品。
首先科学家做科普的需求挖掘不足，科学家能不能通过科学传播从社会上找到资源来支持科研；其次现在很多科学家做科普难度增加，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参与其中。从内容生产创作机制上来讲，有没有方法让科学家更好地发声，这需要用互联网产品化的思维去思考；最后，科学家要与科学传播者进行更好的需求匹配，就像一个交易平台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改进，更好的推动科学传播，这需要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其中。
果壳网CEO姬十三，从互联网角度谈科学传播。图片来源：施拓宇摄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十三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科学家都需要一个产品经理。
李昊（浙江大学化学系特聘研究员）：我是觉得，科学传播不需要一些硬性的机制，因为真正对科学传播有兴趣的科学家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
王慧（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所所长专项助理）：这部分的人还是太少，需要一些政策上的引导，才能更好的实现科学传播。
韩喜球（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要把科学传播变成一种文化，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识。科学家只是关心发论文，让科研成果在很小的圈子里传播，这也是一种浪费。
崔鲁海（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讲师）：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科学传播一定要浅显易懂，形式多样。现在是读图时代，不再读书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多做一些影像图像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要适应这个时代，在传播形式上有更多的改变。
吴欧（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前来参加科学人沙龙。
新浪新闻、凤凰资讯科技频道、科学中国等媒体，对此活动进行了报道。
（编辑：Calo ; 排版：Sol_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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