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无分彼此 | “赤子”傅雷与民进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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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夫妇的新墓碑，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今年是傅雷先生诞辰110周年。
众所周知，傅雷先生是一位著名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和教育家。但您可能不知道，傅雷还与民进有着一段很深的渊源，他是咱民进筹建时的积极参与者，但1956年又婉拒民进的邀请。
您想不想了解其中的缘由和故事？
下面这篇民进中央原秘书长陈益群撰写的文章，详述了傅雷与民进的种种往事——
傅雷
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化评论家傅雷先生，早年留学法国，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辛勤笔耕，译著宏实，现出版有《傅雷全集》20卷，其中有翻译罗曼·罗兰长篇巨著 《约翰·克利斯多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均成为译界的名篇，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傅雷家书》，刊印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的国内读者。
傅雷有出色的才华，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为人坦荡，秉性刚毅。孤傲火爆的脾气，刚烈倔强的性格，也让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傅雷和中国民主促进会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现简述如下。
民进筹建的积极参与者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酝酿筹建过程中，傅雷是个积极参与者，可以说他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傅雷抗日和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在上海和友人合办《新语》半月刊，常在《民主》、《周报》上发表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文章。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在八仙桥联华银行二楼会议室开会，傅雷经常和马叙伦、郑振铎、唐弢、柯灵等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时事，商讨出版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逐渐酝酿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们来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刘哲民回忆——
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经停业……（分行会议室成为《周报》召开撰稿人会议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是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导，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可以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作“民主促进会”。
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解放后，郑振铎和傅雷根据发起人宣言中称“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行解散”，主张按宣言解散民主促进会。
后因周总理建议保留，民进因此没有解散。唐弢、郑振铎、傅雷在那时根据原宣言精神，退出了民进。
唐弢回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西谛（郑振铎）应徐伯昕之邀主编《民主》周刊，那时上海的几家周刊有一个双周座谈会，交流意见，互通信息，有时也邀请作家参加。
最初动议的情形我记不十分真切。据《周报》发行人刘哲民（因为会议在《周报》二楼召开）回忆 ：开始是由傅雷提出的，他认为有些文章由个人署名力度不大，最好用团体名义，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对这点有点朦胧，但记得清楚的是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西谛庙弄家里，他拿出一份由傅雷起草的宣言稿，让我看了签名，说这是徐伯昕送来的，上面已有七八个人签了名，有几个我不熟，西谛一一作了介绍。
这个宣言后来没有发表，似乎也不再听到有人提起了。
柯灵回忆——
1945年除夕，民进成立，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傅雷等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民进纯粹是民主运动的组织，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成为民主党派，郑振铎就坚持己见，默然而退。民进成立时，会员不过30人左右，理事原定3人，在成立会讨论会章时，理事名额逐步升级，最后增至11人。
傅雷力阻不要再扩大，并要别人不要投他的票……傅雷虽然被选为候补理事，但此后他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不常参加民进的会议，与民进关系逐渐疏远，足见傅雷与郑振铎一样的文人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民进活动
傅雷工作照片
傅雷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个人的翻译和著述的稿费收入。工作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他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来“爬格子”。他曾感叹“艺术家和行政工作是不两立的”。他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劳累，心情失调，都影响到他的工作进度。
解放前，生活飘忽不定，他曾两次去庐山养病，每次3个月。1948年11月，为避混乱的时局，他又去昆明住了8个月。1949年7月，又转去香港。当内地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他于当年11月从香港搭乘轮船经仁川到天津，12月才回到上海。在颠簸的遭遇中与民进拉开了距离。他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了民进。1950年4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傅雷没有参加。
傅雷成为极少数的没有归属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在上海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婉拒民进的邀请
民进是以联系教育、文化、出版界代表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对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翻译界前辈，仍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希望他恢复参加民进的组织活动。在上海的柯灵、周煦良等一直和他保持友好的联系。
1956年，民进在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提出要争取傅雷再次加入民进。这事怎么办呢？先由在沪的民进中央委员周煦良（也是翻译家、傅雷的老朋友）去面谈，邀请他8月来京参加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由马叙伦主席写亲笔信邀请，并提出了考虑傅雷担任民进中央委员。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8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傅雷仍以工作、时间、体力等诸多矛盾为由，婉拒参加民进的活动。当他收到马老的亲笔信后，感到这件事很紧急，于是在8月17日当天，分别给马叙伦、徐伯昕、周煦良各写了一封信，诚恳表达了自己婉辞的意思。现将他给徐伯昕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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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昕吾兄：
本月八日接煦良来信，时又奉夷老（马叙伦）手教，使我惶恐万分。诸君子的厚爱和期望，都失之过奢。我的长处短处，兄十年交往，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党派工作必须内外方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样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兄若平心静气，以纯客观的眼光来判断，想来必能同意我的看法。
再谈事实：我的工作特别费时，今年已落后四个月，内心焦急，非言可宣。而今后社会活动，眼见有增无减。倘再加一党派关系，势必六分之五毫无着落。倘使我能脱产，则政协、作协及民主党派的事也许还能兼顾。但即使丢开生活问题不谈，兄等亦不见得会赞成脱产的办法。我知道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比我忙数倍以至数十倍的人有的是；不过时间的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主要取决于各人的能力的。我不是强调我特别忙，但我的能力及精神体力使我应付不了太多的事，则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分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
以上所言，都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务盼勿以固执坚拒目之。我的过于认真与做一事就负起责任来的脾气，兄都深知洞悉；故所谓时间无法安排的话绝不是托词。为了免得民进诸君子及夷老误会，我以十二万分恳切的心情，央求吾兄善为说辞，尽量解释。候选名单，务勿列入贱名，千万拜托，千万拜托。
匆匆不尽，即候时绥。
弟怒庵拜上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
来源：《民主》杂志2016年9期，作者陈益群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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