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议政十六年：一位知识分子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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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整个北京还处于黑色的寂静之中，朱永新已经起来了。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阅读、写作和思考，8点钟上班。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六个小时左右的睡眠，书桌和台灯见证，朱永新以他的勤勉、惊人的毅力，当然还有学术天赋，支撑着他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的知名教育学者，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朱永新
作为一位声名卓著的教育学者，他不仅仅以理论立身，更“知行合一”，发起并推动了一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教育实验，重申教育理想，重建理想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亲历者、实践者，参政议政十六年间，他提出了200余份有分量、有见地的建议和提案，尤其关心教育公平和弱势人群的教育问题，更对文化和出版以及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大部分建议和提案都有了政策的落实。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
去年，朱永新的10卷本《见证十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出版（山西教育出版社），评论认为，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协商民主、记录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本著作”“一套反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生动‘民载’史料”，更有人把它视为一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履职“教科书”，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即如是评价。尽管一书可见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到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我更想说，归根结底，这套书是一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履职报告，是一个人兑现承诺的口述历史，是一双脚在历史长路上留下的浅淡印痕。
《见证十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时代大潮涌动，他们的个人奋斗往往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征程血脉相连，这让朱永新的身上比其他时代的精英更多了一种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教，是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最高期许，散发着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灼灼光华。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朱永新说。
中华读书报3月6日整版刊发本文
上世纪80年代末，学者朱永新即开始了自己参政议政之旅，将近十多年时间，他在江苏省做省政协委员，在苏州市当人大代表，在地方政协人大的平台上参政议政。当时的朱永新是全国青联委员，是以青联界别进入省政协的。所以，这一个阶段，他主要是从青年学者的立场和角度建议谏言。因为是省政协委员，所以关注得更多的还是区域的问题。比如，朱永新提出把当时江苏省“科技兴省”的战略改成“科教兴省”，这个提议被江苏省委采纳了。
2003年开始，朱永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是常委，相对来说，视野更开阔，开始站在国家的层面上建言献策，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国家阅读节等提案，就是在这个阶段提出来的。
2007年底，朱永新到北京工作。2008年开始，他到全国人大做常委，五年后，即2013年开始，他回到全国政协做常委、副秘书长。这个阶段，由于比较深入的介入和参与国家具体政治事务，朱永新开始自觉地作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以参政党的身份思考问题。
从200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朱永新就格外关注阅读。因为他是教育学者，知道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推进全民阅读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每一年，他都会为了推进阅读写建议，提议案。虽然朱永新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制书目，从2000年开始做书香校园，但真正把他推到全国舞台上的，还是从2003年始。
“我关注阅读，全社会关注我，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发出了声音。当时不仅我一个人，而是全国很多作家学者一起参与，赵丽宏、张抗抗、王安忆、梁晓声等，都先后为我的提案附议签名，支持这项事业。”朱永新回忆。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关于推进全民阅读的故事已经讲了16年了，而更多的故事，正在一一展开。
在全国平台上参政议政16年，朱永新一共提出了200余份建议和提案。为了记录自己在参政议政道路上留下的步履，朱永新写下《我在政协这五年》，记录了自己的2003年到2008年；后来到人大，他以《我在人大这五年》总结；去年，10卷本《见证十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出版，朱永新更是把自己近10年身在人大、政协每一天的活动，全部原生态的记录下来。朱永新告诉我，在今年春节，他研究整理完成了2018年的履职记录，近35万字。要做到这一点，还真是不容易。出去调研的时候，需要每天写调研手记；每次开会，需要把发言整理出来；特别是两会期间，会议已经很忙了，但朱永新每天还要写很多东西，“的确把自己弄得比较辛苦”。
朱永新每年的主要提案大多为平时积累和调研所得。他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阅读，每年都会提，但每年会从不同角度去关注和建议。比如，有的时候关注图书馆建设，有时关注全民阅读指导工作，总而言之，凡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他都会从不同角度、主动收集资料去予以推动。
其二，结合民进中央的年度调研情况提出提案。民进中央每年都有很多的调查研究，围绕这些课题，除了为国家提建议书、收集社情民意信息以外，在调研过程中朱永新体会特别深、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每年都会选一些作为自己的提案。比如说去年两会，朱永新提出“职业教育扶贫”的提案，即如何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作用的提案，就是朱永新去年在调研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三个提案来源，就是朱永新关注到的问题，同时有不同的学者或专业机构，也希望他通过两会展开政策呼吁的。比如去年两会的两个提案，其一是关于特殊教育孩子的随班就读问题。
“前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已经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建议，做了建议书，但是全社会还没形成共识。”在朱永新看来，如果还是把特殊教育作为“圈养”的模式，即把智障和残障儿童用特殊学校的方式让他们集中在一起，优点是管理风险比较小，但是不符合国际特殊教育的方向。国际潮流是让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因为这些人终究是要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他要了解这个社会，要了解正常人的生活，而学习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当然，正常人也面临一个如何认识残障人士的问题。现在全社会对残障人士关注不够，是因为大家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感同身受去了解残疾人的生活工作是多么不方便。当然，把特殊儿童放在普通学校里面，也有师资、管理、教师资源等一系列的问题。正好北京有一批残障孩子的父母亲，他们成立了一个相当于联盟一样的组织，希望朱永新为这些孩子的利益呼吁，当然这也是朱永新本来就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形成了提案。
其二是关于3到6岁的儿童的营养问题。孩子在成长关键期，如果营养不合理或不到位，会导致他们大脑发育或者身体发育出现问题，尤其在农村。0到3岁，卫生部门现在有行动计划；6岁以上，中小学有营养餐；但3到6岁正好是政策的空白点。从前年到陕师大调研开始，朱永新就在关注这个问题，正好去年有公益基金会专门找朱永新谈及这个问题，所以朱永新把它提了出来。
包括前几年，21世纪研究院的杨东平在做小规模学校的研究——全国在做撤点并校，农村把很多村小都撤了，撤点以后，学生就学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上学有好几十公里，许多孩子干脆不上了。要上学的话，父母必须陪着孩子在学校附近住下来。因为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比较可靠，所以朱永新会参考形成自己的提案，但一般绝不会照单全收，要经过自己的调研和思考。
提案的第四种来源，就是朱永新给自己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命题作文，让他们就某些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提炼成政协的提案。如前些年关于农村代课教师待遇问题的提案，近年关于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提案等，都是根据他的博士生的研究课题而写成。
作为教育学者，朱永新深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他的提案大多以教育问题为主，尤其关注教育公平和弱势人群的教育问题。
早在2003、2004年的时候，朱永新就写过提案，关注非京籍孩子读书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呼吁，享受同城待遇，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父母在这边工作生活，孩子当然应该在这边读书，这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果资源不够，国家第一要加大资源投放；第二，要给大家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当地居民也是纳税人，纳税人应该享受同样待遇。”
如何解决教育资源不够的问题，朱永新有过长期深度的思考。国际上的惯例，首先就是看学区，居住者离哪个学校最近，可以很精确的设定。由此，入学首先考虑的是实际居住地，以学校为中心来划分学区。从国际上来看，小规模的学校特别多，也即“家门口学校”。比如俄罗斯，每个学校基本都设有幼儿园到高中，就是为附近民众服务的，大家都在自己家门口读书，没什么可非议的。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资源配置，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的时候如何合理配置，是需要着重考虑的。
2003年，朱永新还递交了关注聋哑人教育问题的提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教育公平而奔走呼吁，如为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呼喊。16年来，他提交的提案大概有30%左右都是和教育公平相关。
同时，朱永新还对文化和出版以及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尤其关注弱势人群。
“因为关注弱势人群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社会越是文明，对弱势人群越是关注，这是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在朱永新看来，一个社会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公平，一个就是效率。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一个机构，往往会自觉关注效率；过多关注效率，就容易忽略公平，对于参政议政者来说，则需更多关注公平，关注政府容易忽略的事。而且，相对来说，弱势人群没有代言人，没有主动帮助他们发声的群体。因为社会里各种各样组织，各种各样的机构，甚至于各种各样的团体，都会有比较强大的人帮助他们发声，他们自己也会发出强大的声音。朱永新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让智者的声音远播，把弱者的声音放大，让社会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喊”。
出版业减免税收，推进全民阅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朱永新都提出过建议，并得到了重视和落实。当然，朱永新不讳言，一些重大教育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比如在非户籍地固定工作居住人员子女参加高考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教师待遇问题，以及农村的教育质量等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解决的，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当然是我们有关部门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第二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路径。作为提案，不是简单的指出问题去批评，更重要的是，能够和政府一起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于非京籍学生读书和高考的问题，朱永新之所以后来没有持续提，是因为没有比较足够的数据和调查研究来支撑。“光呼吁是不够的，应该用大数据把符合北京需要的人才清晰画像。符合条件的，虽然户籍不能马上办下来，但可以享受和户籍一样的待遇。政府应该做比较精细的大数据分析。”
再比如，朱永新去年提出来的，从战略部署角度来说，首先应该在北京发展小规模学校，以就近办学为主，要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办学。“怎么样有更好的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实施，是需要去研究的。”
十六年来，朱永新最为骄傲的，是他提出的大部分提案，都逐步落实了。本着良知和责任，他奔波在追寻公平与进步的道路上，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
其一是免费义务教育。“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政协委员一起呼吁的。”朱永新说。然而，朱永新属于最早发出倡议的人之一，他在2004年左右提出免费义务教育提案；包括实体书店税负减免，也被采纳了；包括朱永新提出的建立国家翻译院的建议，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批示后也落实了；包括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教育部发文件出台了撤村小的听证制度，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学校撤了，需要当地居民同意。
停止名校办民校，这也是朱永新比较早提出的提案。名校办民校，曾经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一条经验。但朱永新认为不公平。因为，比如让人大附中办民办学校，让北大附中办民办学校，其他民办学校就没法发展起来了。再比如代课教师的问题，朱永新和其他一些政协委员提出以后，国家教育部专门请他们到教育部开座谈会，虽然问题还没有根本性的解决，但是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妥善解决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了，比如给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同工同酬等。另外，朱永新所提出的，推进全民阅读、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全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支持微型民办学校，等等，都逐步逐步在成为现实。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即将出台；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问题，比如图书质量、进书渠道等问题，教育部专门发文落实了；比如建立教师校长轮岗制度，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均衡化，包括发展普惠型民办幼儿园，现在也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在往全国推广。“因为中国的幼儿园是以民办为主体的，很多幼儿园费用太高，我提出推广成都的普惠型幼儿园的办法，政府补贴，把费用降下来，可一定程度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包括朱永新提出的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建议，教育部也专门出台文件了。“标准化建设就是规范学校的建设行为，现在有些学校超豪华、超标准，有的学校则达不到标准，缺乏国家的学校建设标准，同时，还应该有分类指导标准。”朱永新解释。
包括制定学前教育法的建议，也基本被采纳了；加强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管理，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也基本有了回音。“因为中国还有13个省没有部属大学，我提出在每个省应该有一所；这个建议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省部共建基本全部做到了，教育部开始对每个省的高校投入支持了。”朱永新说。
十六年参政议政的切身体会，让朱永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了自己的理解。
“总书记在去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议，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这样一种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它不是西方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也不是一党专政，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包括凝聚了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体系。”在朱永新的体会中，这种体系避免了西方政党你死我活、“你上台我下台”的内耗，相对来说决策效率比较高，而且目标是共同的，“而西方政党各自的目标都不一样，代表的利益群体也不一样”。
总书记每年大概有四五次会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政党协商，因为朱永新分管民进的参政议政工作，参加过多次。朱永新的感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系已经制度化了，重大问题的决策，比如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等，都会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来提建议，贡献智慧。另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经常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同时，执政党有意识的让民主党派参与监督国家事务，比如法制部门、环保部门等一些权力部门都有行风监督员，这些监督员中很多是民主党派。特别是党中央把国家的重大战略执行情况交给各民主党派进行监督，比如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民主党派都有对口的省，民进中央对口就是湖南。“我们专门深入湖南省去了解工作情况，比如脱贫攻坚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不足，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显然，不管是立法层面，还是监督层面，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中国民主促进会，因为它凝聚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家层面的参政议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作用？朱永新提出了三条。
其一就是结合自己的专业，“这非常重要”。在朱永新看来，每年两会都有所谓的雷人提案，有很多不着边际、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提案，和不专业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些年来，朱永新给自己的要求是，尽可能结合自己的专业写提案，如此，会想得更深，看问题也会看得更准；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很难真正把准问题。所以，朱永新的提案大概80%到90%，都是和教育、阅读相关的。
朱永新的建议是，“在专业问题上往前走一步，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建议”。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者党派领导人，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往往也是由于在专业上比较优秀，才成为骨干的，所以，“把参政议政和专业结合起来，本身是一种相辅相成，对自己的专业成就也有很大的好处”。朱永新常常说，他比较幸运的是，一直在做教育，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而民进也是个“教育党”，这样就能保证他有比较从容的精力和时间，来做教育方面的工作。
第二，要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有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毛病，喜欢拿国际经验来说事，拿西方案例来作为标准。但为什么西方很多东西到中国来就失灵了，因为中国的国情的确不一样。”有领导人曾经说过，再大的事情，在中国除上13亿，可能都不是什么大事；再小的事，乘上13亿，可能都是很大的事。而且中国区域差异如此之大，发达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差不了很多，落后地区比起国际上的落后地区也好不了很多；从教育上来说，上海的教育经费可能是贵州的好几倍，所以同一个教育政策，同一个规定，其实很难解决中国所有区域的教育问题；而教育上的很多问题，往往就出在一刀切，一窝蜂，一边倒，出了问题赶紧刹车。“其实很多政策还是很不错的政策，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就会有问题，因为没有考虑中国的国情。”由此，朱永新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要认识中国。”
第三，要深入民间。朱永新常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不仅仅代表自己，代表的是人民，但人民不是抽象的人民，“人民”是很具体的。怎么样能够听到真实的声音，也很重要。所以，朱永新很早就开始通过网络来参政。他2003年第一次做全国政协委员时，就通过网络去征集民意。现在，朱永新在腾讯微博的粉丝是490万，在新浪微博有406万，加起来有八九百万的粉丝，虽然真正活跃的没那么多，但每天跟他交流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他们直接给朱永新留言，反映情况，朱永新发现的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是来源于这样一个网络系统。朱永新把很多想法建议放到网上去听意见，虽然没有说公开征求意见，但它也是晴雨表。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大家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是能感受得到的。
在《见证十年》里，朱永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批评固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职责，应该要求外界提供批评的自由，但同时应该为批评进行足够的自我反思。为了批评而批评，对推动社会进步价值不大，甚至很容易滑落为吸引眼球而批评的虚荣深渊。只有积极地建言献策才能改变社会，否则批评只能是批评，现实永远不会理想。”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解决问题，要发挥建设者的作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提出可以操作的意见。这时候，批评者就需要更细致地去思考问题，要考虑中国的国情，要考虑可行性，要考虑对推进这种机制的节奏的把握，等等。”这是朱永新的自况，更是他对参政议政知识分子的谏言。
几十年如一日，六个小时的睡眠，作为一名教师的孩子，朱永新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的知名教育学者，进行了一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新教育实验，更作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提出了很多建议、提案，一种动力，始终在支撑着他。
朱永新曾经讲过，《管理大师德鲁克》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德鲁克父子看望熊彼特，熊彼特说了如下的话后八天就去世了，可谓最后的人生箴言。熊彼特说，“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他重要的标志是，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显然，这和学术的传统导向是不一致的。那时候，朱永新在大学教书，发表论文，发表著作，拿项目，获奖，他曾经认为，学术地位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看到这个故事后，朱永新的震动非常大，以至于直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是1999年看到这本书的，2000年就开始写《我的教育理想》，开始启动新教育实验，2002年建立了第一所实验学校。所以，其实我也是受了阅读的影响。”朱永新回忆。
动力也源于家学渊源。朱永新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叫朱明昌，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教师，得过全国优秀教师奖。
当然，朱永新内心的动力也源于做了新教育实验以后，看到了教师的改变，看到新教育对于一个学校、一个区域的影响。“的确觉得，我做的事情、我的付出，很值。”朱永新举了个例子，北京有一所普通学校，老师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就是这位老师，跟着新教育做了整整六年的阅读实验，六年下来，班上40个孩子，所有的孩子每学期都参与写剧本，都参加过演出，都当过班级的小讲师，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写过小说和诗歌，获过56次北京市以上的奖励。
“这只是新教育实验中4200多所学校里面的一个班级，如果有一百个这样的班级，那是什么概念。你说，我这一生多有意义”。朱永新笑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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