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与《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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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是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无论是在早期文化出版界，还是后来的统一战线，邹韬奋、叶圣陶、赵朴初、谢冰心等都对徐伯昕多有赞誉。1984年3月，听闻他去世的消息，赵朴初亲笔撰题了一副挽联：
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
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
徐伯昕的长子徐星钊曾说：“……我发现父亲无论在出版界还是专职统战工作，都是个极富创业创新精神的人。”
年轻时候的徐伯昕（左一）
1926年的《生活》周刊，可以说是邹韬奋、徐伯昕的二人刊物。邹韬奋奋笔疾书做主编，以一个新闻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主导着刊物的舆论导向，其犀利的笔锋划开了周刊的新时代。徐伯昕密切配合，步步经营，将原本只是内部赠阅的小册子，推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不仅在发行上积极推进，卓有成效，为节省费用，他亲自创作插图、广告画，没想到才华“侧漏”，居然深受追捧，各家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
有一个读者喜欢的主编，有一个被客户信赖的发行人，《生活》周刊很快就火起来了。发行量逐年翻番，到1931年，26岁的徐伯昕创下了中国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国庆与国哀”特刊发行了15.5万份。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1932年，在《生活》周刊基础上，他们创办了生活书店。
邹韬奋在《生活史话》中这样回忆自己的搭档：“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搞广告公司，大发其财……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
徐伯昕没考虑自立门户，始终一心一意和邹韬奋合作办刊，把自己高超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完全用于他们共同的事业——开启民智，服务大众。凭借着他高超的创业能力，经过几年的运筹布局，到1941年，生活书店已开设了56个分店，几乎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伯昕约请郑振铎为主编，创办一个新的刊物，考虑到再用《生活》，易被国民党政府封杀，取名《民主》。不久后《民主》编辑部成立，郑振铎任主编。10月13日，《民主》周刊出版创刊号，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上海发行的综合性刊物。郑振铎写了发刊词和《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民主》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民主》的创刊，大大鼓舞了上海、南京各地民众。马叙伦在这一年先后在《民主》上连续发表了《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一系列文章。
《民主》周刊
国民党政府把《民主》视为眼中钉，不断进行干扰、破坏，第二年10月30日，《民主》被迫停刊。《周刊》、《文萃》等也相继遭到摧残。文化界人士意识到上海20多家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的必要，没有几天，上海杂志界联谊会成立了。文化界人士经常举行双周座谈会。座谈会地点常被特务盯视，甚至遭到阻挠与破坏。后来徐伯昕以生活书店老板的身份出面，与唐弢、刘哲民找到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锋，将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二楼会议室作为座谈会活动场所。
1945年11月，徐伯昕与郑振铎、马叙伦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建立民主促进会的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4日，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当时，徐伯昕、严景耀二人年纪都在40岁上下，年轻力壮，许多事跑去跑来，均为二人负责。
1977年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是89岁的周建人、77岁的杨东莼、83岁的叶圣陶和72岁的徐伯昕，最“年轻”的秘书长徐伯昕自然要承担更多的具体工作。
他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年龄，又像当年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时一样，超负荷地运转。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在和时间赛跑，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做，很多事就来不及了。”他庆幸能在有生之年赶上了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新时代，他对家人说：“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志向远着呢！”
停顿十年后再主持民进中央机关的工作，徐伯昕身上那种实业家的干劲儿又充分显示出来。他拟定民进每年要通过办成两到三件有影响有实效的大事，来恢复组织的活力，增强全会的凝聚力。他根据民进界别特点和当时的形势，精心部署。
1980年，他首先关注到广大中小学教育界会员，号召全会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其次是召开全国性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1年，他组织了一批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到西北等地讲学，交流教学经验，开创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活动，时至今日，各党派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仍把智力支边当成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1982年，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倡议民进设立了民进文教基金，自己慷慨捐赠出3000元积蓄；他以肝胆相照的坦诚，代表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协助党和政府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每年踏踏实实又富有创新地工作，很快就使停滞十年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恢复了活力，开拓了广阔的参政议政新领域。
1984年2月6日，徐伯昕留下最后的手迹：“我今年年届八十，不敢称寿，对党对人民贡献微薄，私感惭愧。承同志们热情祝贺，愧不敢当，如健康能有所恢复，愿以余岁继续为‘四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徐伯昕“执事敬，与人忠”，本分而高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闪现出德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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