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民进指引我同行五十年
点击上方“民进网”可快速关注
楚庄（1928年4月1日—2015年12月3日）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九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今天是楚庄同志诞辰92周年纪念日。他曾于2005年民进成立6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民进指引我同行五十年》，记录了他在民进工作的几个片段，以及他所感受的民进组织、多党合作事业和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
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深切缅怀楚老——
第一次考验
我参加民进是在1956年12月。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对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正式表述，并写入了政治决议。在此前后，一些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中心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就开始积极帮助一些民主党派建立地方组织。
当时我在石家庄市工作，是工农速成中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委员，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56年国庆节以后，中共石家庄市委统战部部长段春明找我谈话，介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以及中共八大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由于我由解放区进入石家庄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中共石家庄市委已经建议提名我参加以文教界为主要对象的民主促进会的石家庄组织的组建工作。以后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康修民也找我谈话，作进一步的动员。后来就决定成立石家庄市民进筹备委员会，我为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把我和常乃莹同志（市女中教师，也是由解放区到石家庄的），从学校调出来，专职进行民进筹委会的组建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市委统战部、组织部经过研究考察提出了筹委会委员名单，被提名者也都由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进行谈话动员，最后报民进中央。
1957年春节以后，筹委会正式成立。成立会上康修民同志到会祝贺，民进中央派梁纯夫同志等由北京专程到石家庄参加。在此前后，民革、民盟、民建等党派也成立了石家庄市的筹委会，据我所知，其缘起和过程也基本和民进相同。
但是，不久以后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参加民进筹委会的全体同志都先后被打成“右派”（还加上其他的罪名）。主持、协助民主党派地方筹备组织的中共市委统战部长段春明同志（以及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同志）也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参加民进之初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但这并不只是个人的遭遇，而是各民主党派乃至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都遭受到的打击和伤害。民进在反右中占全会总人数的13%被错打成右派，民进全会停止了发展组织，基本上处于闭门学习自我改造的状况，各项工作受到严重挫折甚至停顿。但正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中所说，民进“广大成员依然坚决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家庄民进会员中的“右派”和全会各地的“右派”一样，全部得到改正，而且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服务。
80年代我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学习、研究中国统一战线史和民主党派史，了解到成立（或重建、改组）于40年代的中国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甚至有共产党员参加）成立（或重建、改组）的。回顾我参加民进和民进石家庄市筹委会成立的过程，我对此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而是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这种合作、同盟关系，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在80年代一篇文章中提到“就民主党派各级领导骨干和多数成员的政治思想心态而言，他们正是也只是因为民主党派是中共的盟友才参加民主党派的”，这也正是我们那批参加民进的同志的政治思想心态。
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作了精辟的概括：“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我以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考验”，就包括反右中民主党派受到的打击和伤害。而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民进及其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应该是民进的重要传统。
这也是我个人初入民进后经受的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参加民进全国工作会议
我是1984年8月从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岗位上调入民进中央工作的。在此之前的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在中常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局委员。1984年4月，民进全国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这个会议是为贯彻落实民进五代大会决议，民进各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民进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议，由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民进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
会议开幕以后，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就派我到杭州去和民进浙江省委会商谈一个组织工作问题（这也是我第一次为民进工作出差）。两天以后回到南京，工作会议已进入尾声。会议领导安排我在会议闭幕前一天的下午在全体会议上作一个发言。当时我还没有实际接触民进中央的工作，新进中央委员会，是执行局最年轻的委员，而且会议已经由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作了主题报告并经会议讨论，按常理是轮不到我再发言的。我明白会议这样安排就是让我在全国工作会议上、在与会的中央委员、各地的负责人以及中央部委的领导人面前“亮相”，给我这个比较年轻的新干部一次机会、一次考验。
下午开会以前，我提前进会场。刚进会场，就看见年近七旬的张明养张明老拄着手杖也走进了会场。我当时就迎上去，很诚恳地对张明老说，今天下午安排我发言，我是新干部还没有接触民进工作，发言没有什么内容。张明老是不是不用参加下午的会了。
没想到张明老面带笑容，用手杖点着地，很慈祥又很严肃地说，正因为是你发言，我才特地来听下午的会。说着就走到会场前排，在正当中一个座席坐下。因为还不到开会时间，会场人还不多，特别是前排，就张明老一个白发长者坐在前排正中间，双手扶着手杖，很显眼，很突出。我当时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我一下就明白了，张明老是以此来表示对一个年轻的新干部的支持，当然也包含着期望。
当天紧接着进会场并在前排正中坐下的还有张志公先生等老同志，情况也都和张明老近似，也都是民进的、文化学术界的前辈。同样地，在此会前后我接触到的一些各地的民进老同志，如广东的范兴登、谢加因，东北的蒋永维、朱静航、王立疆，河北的潘承孝等，我也都真切地感到他们对我这个新干部的支持、鼓励和期望。更加上民进中央领导人雷洁琼、赵朴初、谢冰心等老前辈对我们亲切的勉励和教育，使我初到民进中央就对民进的传统的作风品格有了深切的感受，对我以后在民进工作20年的为人处事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1984年12月18日，民进在京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选举叶圣陶（中）为民进中央主席。增选葛志成（右一）、楚庄（右二）为民进中央副主席。
一年之后，1985年我在民进吉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了我的认识和感受。我在那次吉林民进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在着重提出尊师敬老之后，同时也着重提出了承先启后问题。当时的发言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志，我们的新干部，又应该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志气，努力争取在将来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的前辈。刚才我概括了一句叫作‘承先启后’，不仅要承先，还要启后。我们认真地恭敬地诚心诚意地向前辈们学习的同时，我们年轻的同志，应该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些。因为我们是在前辈开辟的道路上前进，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攀登；因为我们比老一辈同志有更好的条件，党中央已经总结经验教训，已经定了要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再搞过去那种整自己人的政治运动了。我们正处在建国以来政治经济最好的时候，最好的环境。因此我们中青年同志应该要求自己把民进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或是在专业上学术上成就更多一些。
1998年政协九届会议之前，我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是以党派、团体、各界（如教育、文化、出版、宗教等）以及特邀委员为组成单位，我是民进提名的，因而也是政协民进组的成员。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我还经历了几个“第一次”。
第一次参加政协联组会
在这次会议中，组织了政协民进组和农工组的联组会议，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以及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中央统战部刘延东部长到会听取委员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协的联组会。经协商，这次会由民进组主持（因而轮到我主持）。会上民进和农工各有五位委员就不同的问题发言，对国家现行的政策和举措提出很多建议，在一些积极的建议中也有一些批评。如民进的蔡睿贤就提到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国外留学得了什么学位回来就有种种优待，而对没有出洋而是国内坚守岗位苦干攻关做出成绩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才却重视不够，应该从观念上和政策措施上改过来。这就是也包含批评的建言献策。
在每位委员发言时，江泽民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都专注聆听，并作笔记。江泽民同志还不时在发言中插话，或提问，或补充，有时就是直接对话。贯穿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的严肃、认真、诚恳、融洽的气氛，使我更亲切地感受到“肝胆相照”，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活力和生机。
联组会结束时，我看到刘延东同志快步走到江泽民同志身边，和江泽民同志说了些什么，江泽民同志笑着点了点头，刘延东同志立刻过来告诉我，江泽民同志同意和与会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分别单独合影。这是会议议程安排所没有的，已经准备退场的摄影记者们也十分兴奋，立刻折回来调整摄影机给江泽民同志和李瑞环同志分别单独和几位民主党派副主席拍照。这不仅更加深了我对多党合作、肝胆相照的感受，而且还留下了形象的纪念。
第一次代表民进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政协会议除了列席了人大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社经发展以及高法高检报告之外，政协本身议程也有工作报告、提案报告等。政协除了分组讨论之外，还有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大会发言除了委员个人发言、专门委员会代表的发言，还有党派代表的发言（人大一般没有大会发言，更不会有党派代表发言）。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作为民进中央代表在大会发言的有蔡睿贤（题目是《对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合作与发展基本思路的看法》）、梅向明（题目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会中央主席会议也指定我代表民进作党派代表发言，题目是《扶贫攻坚存在的问题和政策措施建议》。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民进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2002年3月7日，楚庄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作题为《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的意义》的大会发言。
党派在政协大会发言时一般都有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到会听取意见，提案也都由政协交有关部委办理，并由有关部委回馈办理情况。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对民主党派就法律实施和政策举措中的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很重视的，合理而又可行的都采纳实施。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民进在政协会上的党派发言、党派提案以及给中央的《建议书》，都不是民进中央某几个人的意见，党派发言更不是发言者的个人意见和个人行为。以建设陇海线星火产业开发带、星火西进的提案为例，正如国家科技部《答复》中所说，是“民进中央在从事多年科教扶贫工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酝酿和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将科教扶贫振兴西部的具体设想融入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去，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各界对西部发展的关注和响应。”其中所说的“实践酝酿”，就包括考察调研，总结论证；其中所说的“社会各界”，就包括会内会外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的部委和地方政府和有关的民进组织。而几年来的“实践酝酿”，“总结论证”的全过程，民进中央的许嘉璐同志（时任民进中央主席）和张怀西同志（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都自始至终亲自组织、亲自参加。
广泛团结联系调动会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使我们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提案、以及建议更有科学性、代表性，才能对中央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意义。这应该也是民进参政议政、提案工作的重要经验。
以上就以几十年来我在民进工作的几个片段，来印证我所感受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
来源：民进网站，略有删减。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