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
勿忘历史，振兴中华。今天，小萱与您一起了解民进前辈在抗战中的那些故事——
马叙伦（1885—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35年，马叙伦、李达、严景耀、杨秀峰诸教授组建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年底，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爆发，上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总罢课，抗议满足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对此，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发表谈话：“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青年人切不可为一时冲动所误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马叙伦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则发表宣言高度评价学生的爱国行动，称他们“为民族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宝贵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前驱，作救国的斗士。”1936年暮秋，马叙伦受王昆仑（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委托飞抵成都，以游览为名会晤四川省主席刘湘，并应邀在成都电台和军官学校宣传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为稳定国内局势，联蒋抗日，不给亲日分子以可乘之机，马叙伦再度入川会见刘湘，并将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士推荐给他做顾问。
马叙伦拒收汉奸之礼油画
1937年，马叙伦携家眷困守“孤岛”上海，失去了生活来源。沦陷区八年的生活，马叙伦不与汪伪政权合作，不与汉奸卖国贼同流合污，全身守志，安贫乐道。为了躲避敌伪的纠缠，他改名邹华孙。这期间，马叙伦倒是有了充裕的时间著书立说，也结交了不少爱国学人，带出了不少学子。30卷、240万字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沦陷期间，杭州之江大学迁到上海英租界复课，马叙伦有机会与之江大学教授林汉达共事。这期间还结识了东吴大学教员雷洁琼。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三人日后为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殚精竭虑，共同奋斗。
王绍鏊（1888—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绍鏊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到北京，与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2年初，他从北方返回上海。当时，上海形势十分严峻，日军不断进行挑衅。王绍鏊家住闸北，正与日租界毗邻，附近居民已纷纷逃离，但王绍鏊无暇顾家，终日在外奔走。1月28日傍晚，震惊中外的“一·二八”凇沪抗战爆发，王绍鏊被困闸北，亲眼目睹了爱国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场面。四天后他携家室从闸北脱险出来，马上又忙于支援前方将士的工作。此后，他又来往于南北，竭尽全力，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集款项物资。1933年秋，在革命风雨洗礼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王绍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1936年6月，王绍鏊在南京浦口遭国民党拘捕，直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形势被迫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才得以出狱。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中，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1937年底，王绍鏊和徐铸成等发起创办《文汇报》。1938年，王绍鏊在家乡吴江和太湖地区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活跃于江浙边界和太湖南岸的抗日游击队。1940年初，受组织指派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5月返回上海，积极掩护地下党领导同志，广泛搜集各方情报，营救被日伪逮捕的同志出狱，为党的抗战事业默默无闻地工作，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赵朴初（1907—2000）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社会慈善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七七事变后，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主任秘书，与广大信众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还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常务委员，常到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的仁济善堂办公。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难民们为躲避炮火，纷纷逃进租界。他们露宿街头、无家无食，据当年《立报》载：“难民不下130万人。”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溃退西撤，上海成了“孤岛”，难民问题怎么处理，成了困扰赵朴初的一大难题。1938年春，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赵朴初心中一动，何不假借“生产自救，移民垦荒”为由，将难民送到温州垦荒，然后再把青年送到皖南新四军去？但那时要将人送出上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经费，二是要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赵朴初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黄涵之，此人手中掌握大量经费。赵朴初对黄说：“目前收容所有大批难民，一旦战事扩大，孤岛不复存在，难民将失栖身之所。现得知温州一带有许多荒山野地，且未遭日军践踏，经联系，那边同意接纳上海难民前去垦荒，交通经费需我们支付。”黄涵之正为难民云集上海街头之事头痛，于是满口答应。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700多名难民青年于1938年8月16日登上英商“太古”轮。为了掩护，船上还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以此躲过了日本人在吴淞口的盘查。送走这批人，当天，赵朴初作有《黄浦江头送行》五言诗一首：“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诗作对未来寄予了美好的希望。1938年底，赵朴初又组织送去了第二批300余人。1939年初，再次组织送去300余人。党中央为此特电表扬：“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党外爱国人士支持下完成的壮举。”赵朴初曾说，把青年送到新四军中去，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车向忱（1898—1971）是东北民进组织创始人。著名爱国志士、平民教育家。曾任原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车向忱秘密去往北平，与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共同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末，车向忱受“东救”委派，秘密回到东北，联络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和唐聚五等人，慰劳和推动抗日反攻，并担任抗联杨靖宇将军的联络员，还编著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热河失守后，车向忱又代表“东救”率领东北大学同学50余人，到长城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救护负伤人员。
1934年，车向忱在北平接办东北难民教养所，组织东北义勇军家属生产自救和东北流亡儿童读书学习。那年夏天，车向忱去武汉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会议，奉命负责总会西安分会的日常工作。在那流亡与苦斗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救星，从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东北抗日联军艰苦英勇的斗争中，看到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
1935年10月，车向忱在西安家中，为东北流亡儿童办起了东北竞存小学，挂钟梁上是他亲笔书写的校训“回家”。
1935年春，车向忱在西安看到有许多东北失学儿童流落街头，萌发了办学的想法。他以“两元钱起家”，借了几间旧房子和破桌椅，办起了“东北竞存小学”（以后增设初中部改称“竞存学校”），自任校长，提出为团结抗日办学、把学生培养成革命战士的正确主张。东北竞存小学创办以后，得到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同志接见过车向忱，给予许多宝贵指示，派共产党员协助办校任教，并要驻西安办事处每月秘密补助300元作为办学经费。
竞存学校课程紧密结合抗战需要，开设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军训、日语等课程。学校虽屡遭国民党破坏，但由于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而未被摧垮。从创办到抗战胜利的十年间，竞存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有百余名进步师生越过封锁线，投奔革命胜地延安，数十名学生参加了八路军，上前线杀敌。
来源：根据民进网站专题、人民政协报、吴江日报等内容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