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另一页书写——叶圣陶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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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发了一则题为《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会》的消息，文中称，“华北人民政府为适应工作需要，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叶圣陶从进入解放区参与建立联合政府的民主人士、文化学术界名流与代表，成为在人民政府中参与出版、教育及其他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导。
步入新的领导岗位及与之相关的身份转变，不仅使叶圣陶更多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之中，同时也因日常工作和教育情怀，透过《人民日报》并以文字为媒介，实现了与时代相从的见证、参与和表达。叶圣陶同《人民日报》互动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开展图书评论和推动语文规范。它们皆超越个人兴趣与研究，通过《人民日报》这一权威平台，蔚然而成影响深远、覆盖广泛的全民语文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发展史上，书写出辉煌而独特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和推动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成为出版总署的核心任务，其中的一个工作举措是“使其量多而质精，益推动读书运动，为人民服务”，并拟从书评和审读两个方面入手。叶圣陶1950年的日记对此有记录，1月24日在总署会谈三件事，“二、筹备出版图书批评之杂志。三、如何定审稿审书制度”。两件事很快进入实质性操作，2月24日即“会谈审读各家出版书刊之手续办法。此审读旨在了解出版界之情况，进一步欲收提高出版物之效”；而至3月28日前后，落实书评之事也提上了日程，叶圣陶是日日记提到，“同人将在《人民日报》办一评论图书之双周刊，期提倡认真出版，推进出版事业”。
之所以要在报纸上创办书评周刊，与当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氛围有关。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于3月29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我们今天的人民的报纸……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质量上起了根本变化”，但与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目标仍有差距，主要是三个方面，“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的差距，他提出要加强“评论工作”和“副刊工作”。作出这个报告后不久的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布，对批评的发表、回应等具体细节作出明确规定。
由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联合在报纸上开设书评专栏，成为落实各自任务的良好选择。而就出版总署一方而言，主持此项工作的则为叶圣陶和他分管的编审局。在《人民日报》书评专刊正式创立之前，报纸实际已经零星发表书评了，不过《图书评论》副刊的正式创立则是在4月5日，其《发刊辞》中说，“书评的工作在中国向来的情形并不怎么好”，多流于“捧场”和“打击”，现在则是“建立有原则性的、有益于人民出版事业的批评制度”的时候了。然而扭转旧弊其实不易，叶圣陶为此尽心谋划。
副刊的《征稿启事》罗列了可刊内容的门类，其中涉及“短评”“书刊评介”“新书推荐和优良读物介绍”“读者通讯”等，但总的倾向是评论“问题”、提出“意见”。不过确定目的、创设栏目还仅仅是走出了副刊创立的第一步，为了作一示范并提前预备稿件，叶圣陶早在3月28日前后就请同人“分头拟撰稿件”，不过是“观已成之数篇，颇不惬意。评论确不易为也”。仅仅是在创刊后的第二天，叶圣陶即组织同人“谈《图书评论》之编辑问题。此刊物载于《人民日报》，为双周刊，已于昨日出其首期。拟令每篇解决当前一个问题，此殊未易做到也”。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圣陶为办好《图书评论》倾注了大量心力。其日记中于此记载频频，5月4日“上午开《图书评论》编委会。此为双周刊，已出三期，附于《人民日报》，由彬然主持，而主要文篇以灿然所作为多。读两小时许，拟定数个中心，为今后数期之编辑之方针”；5月19日“下午，参加《图书评论》之座谈会。外来客意见亦不少。此副刊要做到出版界之思想指导刊物，尚非易事”。
《图书评论》在叶圣陶等人策划与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成功，进而获得了可以推广至出版、新闻全领域的经验。在出版总署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作的《1950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总结，“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基本的办法是扶助认真负责的出版家，鼓励优良出版物，发动群众性的批评”。而1951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更刊发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出的《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大多数的报纸、期刊上还没有经常发表出版的评论”“这就使读者失去了应有的指导，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应有的监督”；3月23日又发表社论《书报评论是领导出版工作和报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强调在前一时期书评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措施有计划地建立书报评论工作。在《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的示范和其后建立书报评论指示的号召之下，有影响力的大报纷纷跟进，《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东北日报》《新华日报》《南方日报》《大公报》《长江日报》等报纸，《人民教育》《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科学普及通讯》《翻译通报》《文艺报》等期刊，都创设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有关图书评论的专栏或副刊，甚至还出现了《书刊简报》《文学书刊介绍》《江苏图书发行》《读书月报》等专门的书评期刊。
改进文风和文字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叶圣陶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文学写作、语文教育等方面造诣精深，新闻虽与出版职责互异，但共同的文字载体则将其与叶圣陶联系在了一起。叶圣陶1950年1月31日日记写到，“与愈之闲谈编辑、出版、语言文字，谈甚多。乔木致电话与愈之，谓迩来留意报纸杂志文字，确有问题。苏联报馆有修辞编辑，甚注意语文，而我国则否。渠谓欲求速效，宜设一训练班，招各机关之笔墨工作者参加，而由余为之指导。讲义讲辞并可刊于各地大报。乔木此说近乎理想，欲以行政力量改变文风，此岂易事乎？”以行政力量解决语言文字问题的努力其实一直都在进行，1950年9月25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中，即提到“十、公私出版机构均应加强编审工作，尽可能设立编审部门，聘请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编辑校对人员，负责审定和校对的工作”，与此号召相应，人教社设有检查工作委员会，《人民日报》则实行了责任制与检查制。尽管叶圣陶认为以行政力量改变文风不易，但是请他为有关人员进行类似行政的语文指导还是来了。1950年4月19日新闻总署主办的新闻学校，邀请叶圣陶谈“特指定”的“文字方面之问题”，其“材料系文叔所供给，皆摘自近数日之《人民日报》”。这次以《人民日报》为例的讲座效果还不错，叶圣陶说“观听众面部表情，似尚能接受”。
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了语言文字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于1951年2月发出，中宣部的“按语”中说，“中央这个指示所指出的文字缺点，在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中也都存在”。在这些类似的背景之下，用以宣传的媒体自然与《人民日报》发生了联系，并与叶圣陶、胡乔木的推动紧密相关。1951年2月11日上午，叶圣陶与吕叔湘一起去中南海见胡乔木、胡绳，“彼二人怂恿叔湘编语法书本”；这个“怂恿”很快进入了操作阶段，3月4日上午胡乔木来与叶圣陶、吕叔湘见面，“请叔湘在《人民日报》刊载文章，谈文法，供干部研习。中共中央已通知各级党委，嘱大家注意文理，并言《人民日报》不日将刊载此类文字”，讨论的结果则是“先从报纸杂志搜集材料，据材料然后为文，期于二三月内完篇”。是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作用巨大，文史学者宋云彬曾感叹“《人民日报》且撰社论以张之，即所谓‘大张旗鼓’也”。随着《讲话》及社论的发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关注语言文字问题的巨大潮流。
除了策划推动《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外，叶圣陶亦投入到和《人民日报》的合作之中，这即是由其草拟的《标点符号用法》在《人民日报》的刊发。1951年7月前后，政务院拟发公文规定，其中的一个附件是标点符号用法，请叶圣陶为之草拟。7月17日，叶圣陶邀请魏建功、萧家霖、蒋仲仁等一起研讨，“草成后再请诸人提意见修改”。从7月17日开始，历18日、19日、20日、21日，至22日夜“十一时，全稿完毕，凡二十多页，题名《标点符号用例略说》”；26日托开明同人沈永清缮写蜡纸，印20份送政务院秘书厅和社内友好；29日吕叔湘来谈及标点符号用法，认为“简而赅，切于用”；30日据朱文叔、吕叔湘意见酌加修改；31日“寻找例句，修改说明之文字”；8月2日、4日、6日、7日、8日继续修改，并于8日交政务院高祖文；8月18日高祖文将《标点符号用法》校样返回，即校对；9月6日于勤政殿遇胡乔木，胡乔木提出几处修订意见，并言“宜发布于报纸”，11日又据胡乔木意见修订，17日周祖谟来信盛赞《标点符号用法》。《标点符号用法》经近两个月的拟定、修改、完善之后，终于在9月24日由《人民日报》送来了校样。胡乔木“主将此文刊登一回，俾全国共守”，叶圣陶因之更为谨慎，“以四个小时之时间校毕，可谓甚慢”。
《人民日报》于1951年9月26日刊发了《标点符号用法》，后又为9月29日《光明日报》转发，并为《语文学习》《语文教学》《河北教育》等转载。为推行《标点符号用法》，政务院于10月27日前后发布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的指示；《人民日报》也邀请人教社的萧家霖和北京大学的周祖谟撰写介绍文章，分别以《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和《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为题在1951年11月22日、23日刊发。
《语法、修辞讲话》和《标点符号用法》是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它密切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众语文生活，是提升公众语文素养、改变文风、提高图书质量的努力和举措。在其刊发、学习、推广的台前是《人民日报》，而幕后则是叶圣陶等人为之所作的卓越的谋划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人民日报》的公众影响，叶圣陶等人的权威表达，使得作为个案的语文规范很快深入人心，并带动了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变化。叶圣陶参与的这两件大事的成功，为后来的语文规范树立了典范，也同时给予了参与者以鼓舞。此前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关心的汉字简化，在1951年10月29日有了更快的进展，是日9时文化教育委员会在怀仁堂召开小组会，“毛主席、周总理及一班注重实际之负责人皆不主张废汉字，而唯欲改繁复笔画之字为简字”。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方案的制定与推广，虽然不再有《语法、修辞讲话》《标点符号用法》那样的叶圣陶和《人民日报》的紧密合作，但叶圣陶和《人民日报》都分别积极参与其中了。
重温这段鲜活与燃情的历史，不只是对于滔滔岁月中一个人、一家机构、一项业绩的缅怀，同时也是对于今日语言文字事业战略的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语文规范运动，引领了将近70年健康的语文生活。70年后的今天，各种媒体与自我表达大大异于从前。专家与媒体、政府与个人、文化与教育，在如何构筑与时俱进的语文生活上，无疑都面临着纷繁复杂的问题。回顾叶圣陶与《人民日报》合作的往事，也许不能获得明确的答案，但可从中汲取一些跨越历史的智慧。
来源：《人民周刊》2022年第13期，作者李云龙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传媒部高级主管、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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