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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两个莫言
手上有册莫言的手书签名杂志，是我的山东小友微笑赠送给我的。
八十年代，就读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以后又读过他的小说《红高粱》，再以后，看到以彭荆风为首的一拨人对他进行的批判和围剿，知道了他是个从高粱地里走出的部队作家，是个中国文坛的奇才和鬼才。那部《檀香刑》看了几页，实在受不了其中的血腥和暴力，便放置在一边，过些日子，想再去读读。
莫言获奖，也让无数从来不读文学作品的人知道中国有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家，尽管这无济于中国文学的日益衰败。
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个有力争夺者是村上春树。儿子从没读过莫言的小说，但读过村上春树能找到的所有作品，而我看过几本他的书，并无多大的感觉，倒是知道他有一段著名的演讲：“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
就莫言的作品而言，他无疑是一颗重磅的鸡蛋，砸向了体制这座厚实的高墙。他写过《主席老那天》，他说：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
他的小说《蛙》，更是对计划生育制度深刻的反思，在《丰乳肥臀》美化国民党军队，把八路军写成了土匪和流氓一般，污蔑土改。特别是在描写大饥荒的年代，人民生活是如何痛苦。根据这些作品的反动程度，放在以前，枪毙一百次都不够，还得株连九族。
可在日常生活里，莫言为人诟病的话题也不少，特别是薄熙来威风的时候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莫言还抄写《讲话》，内容是最敏感的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后悔这次的抄写。
从莫言得奖后的几次发言看，写作品的莫言和现实里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人。而莫言早就对自己画了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在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莫言说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在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莫言没说。当威仪赫赫的皇帝座驾过去后，歌德不悦地问贝多芬，为何对皇帝的驾到不止步、鞠躬、下跪、脱帽行礼，桀傲不驯的贝多芬说了一句让我迄今难忘的话：“世上的皇帝很多，但贝多芬只有一个。”这个故事也为生活中的莫言作了注解，他把自己表示出来的怯懦当做是勇气，去承受无休止的批评指责。如朱大可所言的：莫言在“诺贝尔圣徒”与“乡愿作家”间挣扎。
去尊重所谓的世俗。这当然是他个人的自主选择，然而，如若这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的主流意识，去顺从和屈从威权体制，任凭专制独裁肆意妄为，就会像几十年前反右后一样集体噤声。
当然真回到那个年代，随意举出莫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莫言是个很具有世俗智慧的的作家，这次获奖，他明确说是颁给他个人的，和国家无关，因为他知道那个奖的颁奖宗旨不仅仅是单纯文学性的奖项。文学奖的颁奖宗旨是理想主义，而这个理想与政治密切相关。莫言的文学作品的特点就是历史结合现实的批判。而他的身份是作协副主席，他不愿意以他的社会身份介入到文学奖的牵绊中。否则，以他官员或是党员的身份，面对如此反动的授奖词，他应该拒绝领奖，就像实践当初的入党誓词。
反思莫言的双重人格的种种表现，其实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换而言之，从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莫言。有一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犬儒？
批判是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职责，莫言实践在他的小说里，而更多的作家不比他做得更好。
（2012年12月15日）
广隶，从小在上海滩的弄堂里长大。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过乡，当过知青，怀揣过文学梦。如今，是一退休老工人。
文文者，纹也，万象之表也，《文心》之意，天地皆文章。适有一等人，按著天地本大，我等具小，譬如草木，生于其中，则我与天地一也，一草一木，演化世界，言草木，实言世界。则草木之宗旨，言生活，言花鸟，言人物，言可言之事物，包罗并举，体裁不限，与众共享，并愿广大热心之士加入行列，携手共进。惟此，敬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