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 | 一所微型学校的大梦想
题图：开学时小土豆们在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土教育的第32篇文章，原文载于《财新周刊》 2016年第39期 10月10日出版。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它公众号转载。
前言：一土终身学习者社区第三次开放，限量1000人。前两次都很快人满，手慢无。另外，这次还有一个新玩法，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优惠，具体请看文末说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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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记者&编辑 夏伟聪
9月1日，一土学校的开学典礼在故宫举行，31名孩子和家长一起完成闯关任务。家长帮助女儿仰头数屋顶的方格。
文 | 财新记者 盛梦露 图 | 财新记者 万家
北京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枣营校区一楼的三间教室，摇身成为一所微型学校—— “一土学校”。
9月，31个孩子在这里入学。教室共有约120平方米， 在6名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混龄学习，同时运用IT技术，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学习进程和成长记录。
在聚居着超过2000万人、学校林立的北京，这三间教室试图通过教育创新做理想中的个性化教育，乃至在未来重构当下的教育生态系统。这如何可能？
摆脱焦虑
2016年初，这一切还只是李一诺的念想。
38岁的李一诺是这所学校的共同创始人。她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盖茨基金会中国负责人、曾经的麦肯锡合伙人。2015年年底，为6岁的儿子寻找学校的经历，使她退回为一个母亲，开始反思教育。
在中国家长圈子里混久了，“你能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李一诺说。北京的家长圈里名校情结弥漫，一路热衷名牌小学、中学直至名牌大学，因为“名校是一种保险”。家长不得不早早考虑学区房的购置，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一平米的“天价”学区房并不罕见。
进入名校也只是焦虑的开始。一土学校的家长张女士说，名校的压力可能更大，因为孩子都很优秀。2016年3月，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中，一位北京父亲披露：儿子在海淀区公立学校就读，每年课外班花费约20万元，包括每周五次奥数课、英语课；三次语文课；两次足球课；一次钢琴课、围棋课、国际象棋课。
不能进入公立名校的，有的逃离了北京。据一位家长透露，她的邻居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入学困难，就此举家搬离居住近20年的北京。更多的人选择了民办国际学校。一本国际教育杂志的主编、一土学校家长王蕾总结说，85后家长对国际化看得更重，她遇见过一对夫妻，抱着1岁多的孩子在国际学校咨询，说“（孩子）一定要出国，越早越好”。
李一诺从这种压抑的氛围中探身而出，“对教育有了更深诉求的反思”。她认为，家长焦虑的根源在于大家预期未来会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为了让孩子脱颖而出，越早赢越好。
“但你怎么定义‘赢’？”她认为现在很多学校对教育的定义很短视，对未来，她有不一样的答案——世界将是多元化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拥有核心技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创造力的人会出类拔萃。
基于这样的判断，同时苦于现实中没有气味相投的学校，她有了自办学校的念头。
那是2016年1月左右，受到美国微校办学者的启发，李一诺觉得“要在北京做这事”。两个月后，3月14日，李一诺和丈夫申华章，后来成为这所学校校长的郭小月和两个朋友，在美国考察个性化微校。
就在一所学校的门口，五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子，一拍即合，觉得“可以干”，就开始了。
李一诺给学校起名为“一土”，“就是‘一个很土的学校’”，她笑着说。“‘土’听起来比较接地气儿，好的教育让人能够回归自己，你看现在所谓的好的私立学校，名字都镶大金牙，一股贵族气息，我特别不喜欢这些东西。”
如何看待名校？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她回答：“对我的孩子来说，不是考上名校就意味着成功，我希望我的孩子在40岁的时候能过上幸福、有追求的生活，拥有幸福的家庭。”
教育创新是一场“共谋”
先于校舍、老师和课程，创校团队成立50天后，一土学校有了家长和孩子。
4月1日，李一诺把自己对教育的思考、创校的想法写进一篇文章，题为“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文章阅读量迅速过10万。十几天里，文章收到400多条评论，李一诺的邮箱收到近800封相关邮件，中国和海外近40个不同城市的朋友表示希望帮助她在当地开分校。
随后的招生面试，数百个家庭纷纷响应。家长里有律师、企业高管、创业者、摄影师、记者等。李一诺后来表示，一土学校选家长的标准，就是深度认可学校的理念，不焦虑、不矫情，愿意共同创造未来，同时注重自我学习和成长。
七岁的女孩Cindy读了一年公立小学，但她不喜欢学校。因为“老师管得太多，课间不让去操场玩，不听话要罚站”。“一年下来Cindy变化很大。”Cindy妈妈张女士说，“就好像本来是五颜六色的，结果灰色地出来”。在家里，她需要把学校给Cindy的一些影响纠正过来，还要针对她的兴趣和能力补充很多东西，这让她觉得疲惫。
一土学校的几位家长总结道，公立学校对孩子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经常给人感觉是统一、呆板、单向、封闭。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就会不由自主地被裹挟着往前走，一切以高考为中心。哪怕是名校，最大的优势也只是更好的校友资源。
李一诺回忆起自己的中小学生涯，同样感慨。对于像她一样的尖子生，很多时候上课“就是浪费时间”，“当时开玩笑，老师就教了班上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学习好的老师教之前就看完了，差学生也不听”。孩子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桎梏了。
眼下，以国际课程体系为核心的国际学校受到大量中高产家长的追捧，有别于热衷公立学校的“名校派”，这些家长多为“出国派”，希望孩子尽早适应国际化的教育。
但家长们通过多年观察，有了新的忧虑。国际学校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弱化，使得孩子在文化认同上产生困扰，也在家庭中引发矛盾。王蕾表示，国际学校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中文只是“二外”，国际学校的家长非常焦虑孩子的中文，在外面找中文补习班。王蕾发现，几年前，北京的中高产父母还热衷于养个“外国孩子”，但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父母看重中国文化，“这是市场信号”。
在国际教育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打着双语教育旗号的私立学校。但在追逐生源的驱使下，迎合主流家长的焦虑成为它们生存的手段。家住海淀区的郭女士曾把女儿从公立名校转学到一所私立小学，但她感觉那里的教育是“加码的公立教育，刷题刷得特别厉害”。另一些私立学校则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泡沫。李一诺考察过一些学校后，大言“如果当生意做，攒个学校还不容易！”她总结称，很多学校的套路就是“找几个老师，买一套课程，请两个所谓的教育专家，一包装就成学校了”。
“慢慢地，中产阶级觉醒了。”张女士说，家长们渐渐发现，现在的孩子无论学习好还是不好都不快乐，“这是为什么？”
金融行业从业者、一土学校家长邢嵩是典型的80后。她形容自己接受的教育像流水线一样，大学专业不是自己选的，也没有自主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邢嵩说，如今的社会，人们生活方式、技术的变化迅速，很难预测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名校的证书还能保证什么。而“追求自我“这个能力“缺失后要找回来不容易”。
但现在，他们的孩子有了更多的可能。一土学校家长黄女士说：“到了我们孩子这代人，特别是北京，父辈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不一定要清华北大。如果花很多钱最终培养出一个网球教练也是值得的。孩子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人生。应该由孩子来规划他的人生。”
教育需求开始分层化。北京的一位家长郭女士说，就像中国的社会分层一样，这十几年房地产催生了中产阶级。其中的一些人，认为教育投资很重要，甚至比将来给她留遗产更好。“两三年前我还比较禁锢，不敢离开（公办）那个体系，但后来看到更多案例、可能性，选择也多了，不再接受一成不变的教育方式，有更多的人去冒险”，郭女士说。
在广为转发的上述文章中，李一诺写道，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同时，一土学校致力于培养有中国文化根基的全球公民。
4月初的一天，邢嵩在朋友圈里偶然看到这篇文章，“感觉找到一直想找的东西”，她说。
就这样，30多个家庭走到了一起。
个性化教育怎么教？
离开学前不到一个月，一土学校的老师们开了一次会议，确认最后的课程方案。数学老师陈楚介绍她的一种授课设想：建立“一土杂货铺”项目，让同学们在“开店”的过程中，学数字、形状、分类；同时，会引导孩子们进入社区做市场调查，看真实的商店如何运营。
陈楚说，数学课会选用人教版的教材，但和传统课堂相比，“教材是辅助，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而不是老师一上来就说‘今天打开课本第几页’”。老师上课也不再有逐字稿教案，“那就像假唱”。具体到一堂课，主要分为几个部分，老师统一讲规则的时间、孩子个性化工作的时间、一起反思的时间，在不同的时候，老师的角色也不同，几个部分也可以在课堂中灵活组合。
语文课，一土学校用的北师大版教材，会辅以每天的诵读，还通过画甲骨文识字、综合戏剧等方式，让孩子把语言作为艺术来理解和学习。
这是一个典型个性化教育的课堂。
个性化教育是当下教育创新的潮流。在美国，最为典型的就是创办仅三年的微型连锁学校Altschool。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前Google+创始人Max Ventilla。Altschool的校舍通常改自几间普通民居，一个学校仅有100多名学生。依靠软件帮助，老师会根据学生现状来给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指导孩子自主学习。
01.9月1日开学日，北京故宫，八十中校长与一土学校的学生们合影。一土学校将开学典礼安排在故宫，是希望让这座数百年历史的建筑群见证学生们的成长。
02. 因为采取“混龄班”的方式，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学校需要分组教学。一些水平均等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其他的学生由不同的老师单独教导。
03. 在安全教育课上，安全教育专家给学生们授课，告诉学生们遇到坏人、遭受绑架应该怎么应对。
04.下午的活动课上，同学们可以自主选择上瑜伽课还是棒球课。从外面请来的瑜伽老师，穿着印度的传统服饰带着学生们运动玩乐。郭小月校长说，与其让学校的老师教授自己不擅长的课，不如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联合授课。
个性化不意味着老师完全一对一地授课，在Altschool也是如此。Altschool的老师Paul分享道，个性化课堂最适宜的学生人数在25至30人之间，课堂也分为各种形态，包括所有人一起的授课或学生分享、依学生的特点分组进行教学和活动、对每个孩子安排单独的指导时间。
李一诺认为，个性化并不是指不按规律上课，也不是让每个孩子学习完全不同的东西，所谓的个性化是创造一个环境和语言体系，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内生动力，发挥自己的潜质。
在高考指挥棒下，僵化的应试教育被广为诟病。在北京，小学教育的评价体系也在不断改革，但面临着矛盾。一土学校的语文老师冯春表示，小学阶段通过近十年的发展，教育界的话语体系有所改变，“对孩子的评价已经不是那么单一了”；但另一方面，由于小升初的压力，应试的需求仍很尖锐。
个性化教育如何面对考试呢？李一诺认为，所谓的个性化教育并不是逃避考试，因为没有反馈就无法评估教育成果。但个性化教育不会以应试为目的。并且，个性化教育的评估体系更为复杂。她举例称，认知自我的能力也是测评的一部分，但是不能通过测评测量的，每个孩子表现不同，但没有好坏之分，这时，‘评估’就是靠记录和描述。
与Altschool不同，一土学校坚持让IT成为老师的辅助工具。郭小月说，“一土不是一个大家都在电脑面前的教室，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一土学校的IT系统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持工具，会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孩子作业等做IT支持，同时记录孩子行为表现的数据；另一个方面是家校社区，用单独的APP与学生家长进行多方面的互动沟通。
而Altschool最终的目标是用IT产品代替老师。但一土学校并不认可这种理念。郭小月说，一土不是靠技术做教育的地方，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技术做的是收集、整理、简化。“最好是由老师去带领、引导孩子、营造文化，让技术成为解决方案”。
距离开学30天，一土学校建立了一个终生学习者社区。申华章说，教育是一个社区行为，想让孩子学得更好，需要改变的是家长、社会。申华章表示，线下学校扩展太慢。希望通过“家长社区”来聚集志同道合的家长们，分享很多新的教育模式、理念、内容，把一些价值观更快地辐射到学校之外的更多人群。
知名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评论Altschool称，这种创新学校，它的目标就是要颠覆在19世纪建立的“教育工厂”。“教育工厂”的特点是大规模、统一标准化、知识本位。他认为，为未来培养人才，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行个性化教学、以培养创造性为主的小规模精品学校”。
用企业思路搭建教师职业平台
最终，再好的教育也需要通过教师来实现。
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小橡树幼儿园创始人王甘表示，美国的很多研究发现，在美国现行公立教育体制下，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大小或班级人数，也不是学生以前的学业基础，而是教师的质量。并且，决定学生学业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教师学历、是否是师范院校毕业或有没有教师资格证等所谓“纸面上的资历”，而是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能力。
郭小月说，社会对老师的主流评价导向仍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蜡炬成灰泪始干”，重奉献，轻视教师自身的职业满足感和职业发展。
公共政策出身的陈楚在研究生的时候集中研究了教育领域，并曾在美丽中国项目任教两年，她表示，在海外教育研究生院留学后回国做老师的并不多，“收入不高，成长有限”是主要原因。她在公立学校任教的经历让她感受到在前线做老师的不易。“很多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他们年轻时也很认真，有激情、想创新，但慢慢磨掉了”。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执行校长傅雪松称，公立学校的教师培训虽多，但更多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比如“如何上好一节课”，“太匠气，没有从育人的角度看”，傅雪松说。
李一诺认为，学校的核心资产是教师，但大部分学校把教师当工具用，要不就是当作奉献，“这是本末倒置”。
李一诺希望一土学校能为教师打造一个理想的职业发展平台，以教师为核心，在现有的优秀教师职业发展系统的基础上，借鉴私营领域对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来构建一个可以规模化的体系，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她说，教师不只是一个奉献的职业，也是可以获得职业满足感和认同度的职业。
教育创新在公立学校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为什么？冯春在公立学校教书逾20年，她认为，公立学校的创新尝试有很多，但往往进行到后来有很多瓶颈无法突破。一方面，老师认为日常教学和创新没法联系起来，对个人专业发展没什么用处；另一方面，学校里面的改革多是自上而下推进，老师们没有参与感，缺少主动性。
05. 爬上高处的几名男孩子与校长郭小月击掌，承诺自己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一土学校的老师们不会直接禁止学生们的行为，而是尝试用说服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主动遵守规则。
06. 被老师三次警告后，这名同学要去操场跑三圈。这也是学生们在课堂上做的承诺。郭小月校长的教学理念是希望学生们违反规则后承担结果，而非认为是老师在惩罚他们。
“很多教育创新，总是局限在教育圈内，外界了解不多，大环境也没有讨论。都觉得是学校里的一个主题活动而已。”冯春说。
傅雪松认为，个性化教育在公立学校难以开展，主要的瓶颈在于师生比和老师面临的压力。公立学校的教育目标总在分数和素质之间摇摆。“前者是短期的，追求的是分数的提高。后者是长期的，追求丰满的、积极的成长状态，但需要更多精力和教育智慧，但这些工作如何评价、量化又是一大困境”。
“中国的学校里有这样纠结的一群人，有理想，有方方面面的压力，收入不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也要处理自己的追求。这就是我们大量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应该给这群人宽容的态度，他们愿意为职业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傅雪松说。
一个暑假下来，陈楚体会到身在一土学校的教师团队之中成长的愉悦。“跟大家一起工作时，大家会关注你的想法、情绪，老师们一起备课、一起反思，也对接大量外部的资源，学到很多。”
教育公平的实验
微型学校的规模、一年15万元的学费，使得一土学校只能服务于少数的中高产家庭。但创校者希望它能产生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李一诺表示，“我们希望这也是一个教育公平的‘实验’”。
一方面，公益项目将与一土学校的发展平行推进。“我们希望通过公益性质的教师线上社区，提供资源，做更多教师职业发展的培训；反过来公益也能给学校和学生提供更大的视野”。目前，一土学校已在银杏基金会项目下面设立了一个教师培训的公益项目。“我们想做平台，把我们有的资源通过分享产生更大效应”。
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创新的实践，一土学校意图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用一座冰山来形容一座学校的创新，露在水面的往往是课堂的创新。但李一诺觉得，冰山的下面还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可规模化的学校体系，包括IT系统、学生评估体系、教师职业发展体系、语言体系等。而更深层次的就是可以重构教育的生态系统，这一变革需要打破壁垒。曾经私营企业里的资源和学校是绝缘的，公立教育和私立学校也是绝缘的，李一诺表示，如果通过学校这个平台，让各个曾经被壁垒分割的资源都能够投入基础教育，或许会触发革新，而“真正的变革是有体系层面的影响力的”。
“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触及冰山以下的东西。”李一诺说。
杨东平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在近年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最积极的变化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逃离中国、逃离应试教育，但“现在有了新的选择，就是实行教育自助、教育自救、自主办学”。
如何下放教育权力，释放教育红利？杨东平表示，需要启动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改革当下的应试教育、“教育工厂”模式和高度集权的计划教育体制。杨东平认为，办学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创新创业的概念从企业界扩大到教育界，鼓励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创办小微学校，解放教育生产力。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家消失了？因为教育权力被政府垄断了。通过这个改革，将教育权重新还给社会、还权于民”，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更多教育家”，“出现崭新的教育局面”，杨东平说。
傅雪松认为，一土学校和公立系统的合作将是双赢的。她设想，如果一土学校的教育模式趋于成熟，将来作为项目校，可以拨经费在公立学校内部进行“一土教育”的创新，“如果政策支持，会有很好的效果”。
回首170天的创校经历，从发心到做成，得到无数的帮助，李一诺用了一个英文单词形容——“serendipity”，是好运和奇迹的意思。
比如和八十中的合作，这在小微型的创新校中实属罕见。李一诺将其归功于八十中田树林校长的创新魄力，以及一土学校创始方之一、非营利组织中美文化教育中心（CCEC）的支持。“如果没有CCEC王建利博士的介绍，我们无法接触到公立体系内这些优秀的教育领导者。”
“其实相比我们这些“外行”，体制内推动创新更需要魄力和智慧。”李一诺说，八十中学也一直在校内推动各种创新，对新事物愿意接纳、支持、尝试。所以才有可能一拍即合，形成合作。
但在获得官方认可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受其管辖，这是否会抑制创新？像八十中这样有创新意识的教育领导者是否充足？家长们是否会失望、逃离？对于一土学校或其他任何意图改革教育者，前途依然充满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
在办学伊始，面对数十个家庭的信赖、无数后继者的期待，李一诺也曾一度陷入焦虑。但现在，对于办学校的事儿她充满信心。
她说，因为她想明白一件事，这件事之所以能办成，不是因为她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是一件对的事”——这样的教育理想已经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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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终身学习者社区第三次开放
社区第三次限量开放 1000 人。
也许有朋友至今还不知道一土社区是什么。用一诺的原话说，是一个学习者的社区，有内容，有分享，有线上线下的活动，但最最核心，是有你们， 一些在教育方面理念一致，志同道合，认同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的机会当做礼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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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限量开放时，社区还是一个雏形，但有2000位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朋友飞快涌入，都不到三天就进满了。这次的社区开放，我们有个新玩法。
玩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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