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师在一土这三年：我到家了
这是一土教育的第 403 篇文章
一土教育 | 内心充盈 乐天行动
构建可复制的成全式教育生态
Joy Stuhr 和“小土豆”们在一起，录制一土校歌《ETU We Love You》。
本文作者：Joy Stuhr
翻译：Linda
注：阅读原汁原味的Joy英文原版文章，请点击今天的第二条推送：Joy Stuhr of ETU School: Finding Home。
一诺写在前面：
今天文章的作者Joy Stuhr （孩子们总是亲切地叫她Ms. Stuhr）, 是我2016年春天“忽悠”到北京来的第一位外教，同时也是一位精通大提琴和钢琴的音乐家。2016年4月的一通电话后，在德国的Joy，为了一土，远渡重洋，只身一人飞来中国定居，从此开始了她在北京的追梦之旅。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年初，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从未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外乡人，她走出了最初的迷茫和困惑，越来越笃定地在北京、在一土编织自己的教育与音乐梦想。
▲Joy在今年2月底一土嘉年华现场表演。玄力/摄
如今，Joy已经和一土一起走过了近三年的征程，从最开始的英语老师（Joy在美国时曾经在她所任职的学校担任全科老师），到如今终于做成了她一直最希望做的一土专职音乐老师，让孩子在她精心设计的音乐课堂中，充分感知音乐的美好，用音乐去表达自我和世界。同时，Joy还加入了北京国际室内乐团，在过去两年，甚至还有了自己的乐队(Just Chellin)，还被邀请参与各类演出。Joy的下一步目标是出版自己的最新专辑，同时，也忙着和一土的另外一位外教一起，给“小土豆”们录制首张原创大碟，我们期待着来自Joy，以及孩子们对音乐的全新演绎。
用Joy的话说，在一土，“我终于可以把我对音乐与教学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于我，这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经历”。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好的教学理念和想法，需要好的老师和一个健康的生态，才能更好地落地。教师在教育中的角色毋庸置疑。在一土，我们坚信，只有内心充盈的老师，才会有内心充盈、充满创造力的学生。我们将陆续推出『一土教师』系列，希望从这些故事中，能让大家更好地看到一土，看见教育。
北京的深夜，万籁俱寂。我独自走过幽静的胡同，听着自己安静而沉闷的脚步声，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城市太过神奇，许多新来北京的外国人都感同身受。斑驳陈旧的老建筑与风格传统、设计新潮的餐馆和咖啡厅比肩而立，黯淡的灯光照在墙面上，看起来像极了童话里被施了魔法的房子。
▲图片来自网络
以往在异国旅行，作为一名单身白人女性，我绝不会深夜走在僻静的小巷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独自旅行的时候，这种直觉让我受益匪浅。此时，我觉得很温暖、很安全，像是被人施了魔法。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终于渐入佳境，找到了蜜月期的感觉。
转身来到宽敞的主街道，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当我一步步走出胡同，仿佛魔法也逐渐消失在夜空中。闪烁的霓虹灯重新回到视线，远处全是难以理解的各种符号，它们组成的文字晦涩难懂，一种（文化冲击带来的）巨大的挫败感向我袭来，眼看就要把我吞没。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心头一阵慌张。“电量只剩4%！就快没电了！”我叹了口气。
过去几周的经历告诉我，手机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是在中国生存的关键。
我用仅剩的一点电量，快速查看了自己的行走路线。无论是在中美洲做背包客，在智利搭顺风车，还是在玻利维亚与一帮秘鲁人摸黑穿越边境，最终我都有惊无险、平安度过。我一直相信，只要听从内心、相信直觉，事情总会解决。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我用手机很快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后面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打车固然便捷，可想想口袋里仅剩的那点现金，好像也只能走路回家。但同时我又觉得庆幸，因为我非常享受走夜路的感觉。至少，我相信自己的方向没有错。在这样一座巨型的城市里，街道宽敞、灯火通明，我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初遇难关
搬来中国是个仓促的决定，我几乎没跟任何人道别。那时一土刚创立，这所美好的学校吸引我来到中国。可来一土教书以后，我还在不断地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来中国？”
▲2016年7月，Joy为了一土第一次来中国
难以否认，来到这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成为一名一土老师，我的第一个礼拜就充满了挫败感。文化冲击、近期生活的变动、每天上课遇到的挑战，以及悄悄滋生的孤独感，这些都让我不堪重负，最终无路可逃。
在课堂上，同学们还不能完全听懂英文，所以我的上课时间基本上变成了他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一次，我上完一整天的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空荡而狼藉的教室里，对着一名同事放声痛哭。后来，这名同事把校长请了过来，却让我更加慌乱和尴尬。
但校长的支持和开解安慰了我，最终让我平静下来。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懂得照顾自己，并做出一些改变。
一切的开端
加入一土之前，我已经在德国柏林定居，有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我渴望接触更多的文化，寻求新的体验。我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城，但大学毕业后，从吉尔吉斯斯坦、巴拿马，一直到南美各地，我不断游走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后来，我结束了在哥伦比亚整日扬帆出海的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一个治安混乱的地区停留下来，成为一群拉美裔孩子的老师。五年后，我辞别纽约，去柏林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同时在欧洲各地到处旅行。教书、音乐、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这些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主题。
在德国的前三年困难重重，不过后来总算有了起色。作为一名自给自足的自由音乐人和创业者，我有自己的音乐教育工作室，也与德国的音乐家和加纳的非洲传统音乐家合作过音乐项目，但在内心深处，我总感觉少点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来自我在纽约时合作过的一名女同事。其时她正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结果，开发音乐类的儿童大脑训练游戏。在电话里，她提到了中国刚刚成立的一所创新学校。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对话内容。
“Joy，他们还没找到音乐老师！你要去该多好！”她激动地说，“他们的团队非常酷，里面的每个人都很棒！”
“听起来不错，可我在德国很开心，也刚刚安顿下来，”我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想搬家，也不想离开德国。”
我想尽快终止这场对话，可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学校的创办人、愿景和工作团队都赞不绝口：“Joy，至少跟他们聊一聊！无论怎样，认识一下也好！”
我答应试着联系一下，看他们需要什么，我能以什么方式参与。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搬到中国，放弃自己在德国为之奋斗的一切。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以短期合作的形式，偶尔来趟中国，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Joy演出照
但跟一诺通完电话后，我不得不承认朋友说得对。我们聊到了有关教学理念和学校愿景的很多东西，我完全忘记了这是一场电话面试。那时我还不知道，去中国教书的想法已经在自己的脑海里生根发芽了。
老师的难题
说实话，一土看起来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难以相信。在纽约公立学校教书的痛苦经历让我心有余悸，我不想重蹈覆辙。
我热爱教书。在布朗克斯执教的第一年，虽然学生们习惯往窗外乱丢铅笔，甚至有的孩子会对我说脏话，但我仍然爱他们，喜欢看他们学习的样子，看他们慢慢长大的样子。
▲Photo by Ben Wicks on Unsplash
然而，公立学校营造出的惩戒性环境，最终让我忍无可忍。
在我们学校，副校长定期会到教室巡视，确保老师“遵守规矩”，一旦发现有不合标准的“出格”行为，档案里就要留下污点。我疲于应付这种全是否定和负面反馈意见、对教师完全不信任的管理方式。而之所以造成这一切，也不完全是副校长的问题，还有整个体系的原因。政府对学校的拨款多少，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好坏，因此导致学校从上而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教学基本上以测验为目的，很少鼓励学生进行真正深入的学习。
一次，我的学生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小作者庆祝派对”。派对结束后，我便递出了辞呈。
那时学生们刚刚结束非虚构类写作的学习，作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他们在学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最终这些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却达到了同年级的水平。他们喜欢、关心动物，不仅花时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动物，最后还制作出了一套既美观又充满创意的系列丛书。有的学生是蛇类专家，有的学生是恐龙专家……他们或者朗读，或者展示，将自己书里的研究结果分享给全班同学。为此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将孩子们的杰作张贴在展示栏供大家观赏。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也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
第二天，就在学生们各自安静地工作时，副校长走了进来，她瞥了一眼展示栏，甚至都没翻开孩子们的任何作品，就立刻转过身来，用惯常严厉的语气问道：“日期在哪儿？”
这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评论，却让我气到极点。“日期在哪儿？”这就是你想说的？难道你没看到杰弗瑞现在写得有多好？难道你没看到麦克斯已经能够自己阅读和写作了？难道你没看到莫莉那么努力才做出来的封面，色彩丰富又美观漂亮？难道你没看到他们学到了多少有关动物的知识？去问任何一个学生，他们会很骄傲地告诉你自己学到了什么，在书里又写了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感到无比地骄傲，而你的评论就只是“日期在哪儿”？！我气得怒火中烧。
然而，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任何质疑都会换来她的报复，我的档案里也会留下一封警告信，尤其我做的展示栏显然不“合规矩”。我的心开始下沉，我的气愤慢慢变成了怜悯。她原来也是教课的老师，但如今，她的关注点已经完全变了，她现在更在乎展示栏上有没有写日期。
▲Photo by Paola Chaaya on Unsplash
“今天就把日期放上去。”我“守规矩”地回答道，把想说的话生生咽回肚子里。但就在那天，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辞职了。我不能继续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下去，这里不重视学生，也不在乎学习。他们不断地打击老师，而不是支持老师，也不愿帮助老师在工作中成长。
那段经历已经渐渐远去，我决心不再重回学校。我爱当老师，但也确信学校环境并不适合自己。
就这样，在逃离学校几年以后，我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接受邀请
最后我为什么会接受邀请，决心重回课堂？其实，完全是几个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的好朋友们非常了解我，也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她们建议我不要让以前的痛苦经历变成未来的阻碍。而我与一土学校的沟通非常顺畅，他们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也解开了我所有的疑虑，然后我与一土的创校人做了一番恳谈。
谈话过程令我非常感动，也深受启发，我开始相信：可能真的有不一样的学校存在。她说教师是学校的“珍宝”，也深信“老师快乐，学生才能快乐”。“是的！”我赞同地喊出声。她又说学校关注“全人”教育，我也发自肺腑地表示赞同。她提到的每一点都是我想象中学校应该有的样子：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项目制学习；关注全人教育；赋能学生和教师，让他们去追寻自己的热情所在。
▲Joy在一土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对我来说，热情尤为重要。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我喜欢唱歌、跳舞、跑步，说多种语言，做多种运动，会多种乐器。我热爱很多东西，但学校是不是真的愿意支持我，让我一边教书，一边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她的话让我很受震撼，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很难说出一个“不”字。现在，我必须自己找到答案，看中国和一土会不会成为我的新家。
重燃热情
在教室里失控大哭后，我从学校出来，不经意间走到一条胡同里。深夜独自徘徊在北京的街上，口袋里没什么钱，手机也没电了。走在狭长的胡同里，我思绪万千，一直在考虑如何找到生活的平衡。我需要朋友，我需要音乐，我必须照顾好自己。“老师快乐，学生才能快乐。”最好的老师一定要以身作则，要点燃学生的热情。我必须先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在中国找回自己的热情，并相信一土愿意支持我追寻梦想。此后不久，我偶然听说了北京国际室内乐团，于是立即加入了他们。慢慢地，我开始在北京四处演出，也结识了很多乐团的朋友。但我还是在想：中国和一土，我真的能把这里当成家吗？”
▲Joy的乐队
我在一土开启了“激发音乐热情”项目课，我对音乐的热情也在课堂里慢慢释放出来。同学们开始记录自己的“音乐日志”，日志的主题是音乐就在我们身边。
开始记录日志的第一天，我带同学们来到公园里，寻找身边的声音或“音乐”。我们停下脚步，开始聆听周围的声音。然后，我们听到了，婴儿车的车轮碾过地砖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嗒嗒”声；有的学生兴奋地指着一名老人，原来他在边走边听广播。我们听到了鸟鸣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甚至连自己的脚也能演奏音乐！学生们在公园里四处寻找灵感，他们要以公园里的音乐为题目，完成一幅画作，并用在大自然里找到的材料制作自己的乐器。
▲Joy在一土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一个小男孩在草地上坐下来，不远处的小摊上有人在兜售各种儿童玩具。我走近他，发现他在听推车上的风铃声，还很认真地给风铃拍了照。我的心变得温暖，这就是我爱的教育方式——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自己去联系习得的知识。而这次，我没有任何压力，也不需要应付各种报告和测验。
从停车场抄近路回学校的时候，同学们听到汽车音响里传来的音乐声，马上变得兴奋起来，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聆听。不用我提醒，学生们自发地弹奏起他们找到的各种“天然”乐器，有人在敲打木棍，有人拿着木棍在水泥地上扫来扫去，还有人拖着脚在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孩子们演奏着音乐，完全乐在其中。他们在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创造新的内容，他们欣赏音乐，也热爱音乐。他们对音乐充满了热情。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东西。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到家了。
▲2019年2月23日，Joy 和小月校长在一土嘉年华现场一起登台表演。玄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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