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毛主席被“围”六小时无法突围

毛泽东在正阳春与厨师们交谈
 

惊险：毛泽东被“围”六小时无法突围
 

摘自《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陈冠任著

    1958年仲夏之际，毛泽东南下外出视察，到河北徐水、定县和安国看了，又到河南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接着又到了山东。在这几个地方，他主要是考察农业生产。8月10日，他来到了天津。

    第二日上午，毛泽东等人前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参观校办工厂。

    当他们驱车出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时，师生们立刻轰动了，到处人头攒动，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很快，校园里人挤人，欢声雷动。毛泽东参观了好几个校办工厂，化学系的“敌百虫工厂”、“离子交换剂工厂”和“硝酸钍工厂”。

    等他们参观完毕时，外面聚集的人群太多，已无法走开了。

    卫士长李银桥立即和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来随行的一辆小华沙汽车，请毛泽东上车，以便离开。

    华沙汽车很小，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警卫员们急了，硬是用力把他挤进了车里。小汽车从人群中开出来，驰往天津大学而去。

    在天津大学党委办公室里，校长张国藩汇报学校的情况，主要是有关勤工俭学方面的，告诉说：“学校已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毛泽东说。
 
    接着，他问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元之：“天津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元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好啊！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毛泽东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刘子厚说：“有些人有顾虑，怕搞勤工俭学影响了教育质量，实际上搞了勤工俭学，学习才好。”

    毛泽东笑着说：“河南省的长葛县已经有了证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俭学，学生学习成绩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没有搞勤工俭学，学生学的不好，升学的少。”

    就在这时楼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万人。大家高呼、鼓掌，欢声雷动。声音传进办公室，打断了众人的谈话。毛泽东站起身，走到窗口，向大家挥手致意，窗下随之再次涌起一片欢腾，本来就好激动的青年学生们更是按捺不住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回到座位前，继续听汇报。

    省委负责人说：“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工作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使现在30岁以下的人，在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听罢，说：“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

    将近12点的时候，毛泽东出来了，站在门外的平台上，与已等待许久的学生们见面。然后，他穿过人群的夹道，与随行人员走进校办机工厂，边看边与学生谈话。参观完机工厂，又去铸工厂，然后去一公里之外的硫酸厂参观。

    当这些参观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毛泽东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饭馆。

  毛泽东下基层，对吃饭很随便，不讲究，也不提出要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但做丰盛了会发脾气。这次破例提出去吃饭店，刘子厚等人很高兴，一商量，便决定去天津有名的正阳春饭馆吃烤鸭。于是，众人驱车前去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饭店。

    毛泽东进屋后，先看望了厨师们。店家安排他们在二楼吃饭。

    毛泽东吃饭一般都很快。别人没吃完，他就先吃完了。这次，他撂下碗筷后，便站起身，在楼上随便地走两步。

    正阳春是栋一个两层楼的饭馆。他起身走动时，经过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谁知这一眼望出去，不打紧，随即引出一场大麻烦。饭馆对面的楼上，一位妇女正在晾衣服，距离很近。毛泽东这么一晃，眼尖的她一下就认出了，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呼喊像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城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快把正阳春饭馆包围了。所有的人都在拥挤着，欢呼着，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挤满了好几条街道。有人起身从窗子望去，门外到处都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连交通警察也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在外面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这样的场面，让随同的警卫员和刘子厚等人着急了：因为毛泽东根本就没法儿下楼了。楼外的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也坐不住了，前后六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结果，他一喊，群众越高兴，越喊：“毛主席万岁！”

    这样，毛泽东等人完全被困在正阳春楼上了。他在喊过“人民万岁”后，不得不再去向群众招手。市长李耕涛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迭声地叫。

    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毛泽东也出来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根本不行，他越喊，人们拥挤得越厉害。

    结果，毛泽东和众人从中午2点多钟多一直被困到下午5点多，都无法“突围”。

    中央办公厅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群众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看来出不去了。”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用的老办法，把华沙牌小汽车想办法开过来。”

    于是，天津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在前面奋力开路，硬是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一步步推过来，推到正阳春饭馆门口。

    汽车一到，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李家骥等人和警卫人员立即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再次将他挤入小汽车。然后，警卫排派人在前面开路，后面派人推车，左右用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汽车抬一般推出了人群。

    在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

    “突围”后，他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傍晚，毛泽东乘火车返回北京。到了近郊时，他在卢沟桥又下车，去了两个公社视察。
次日，有人告诉卫士长李银桥说：“昨日在正阳楼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

    手表是此时人们很贵重的东西。
 
 当李银桥把“七筐半”的事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问道：“群众没挤伤吧？”

    “没有。”

    毛泽东放心了，笑着说：“手表是宝贝啊，为了见我一面，把它丢了可划不来呀！”

    李银桥忍不住感叹说：“天津群众对主席很有感情啊。”

    这次外出视察，毛泽东看到了群众火热的生产热情和改变落后面貌的高昂斗志，精神面貌大大不一样，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对大跃进放出的一个“超级卫星”，虽然有所怀疑，但没有去批评，使得这场运动的热度更加升温。值得一提的，毛泽东无论走在哪里，都掀起一股股巨浪，甚至因为被围观而引起交通堵塞。这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而这种自发的行为不是无缘无故的追星，而是现实的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伟大、崇高。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生活一日比一日变好的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与日倍增。与此同时，旨在改变落后面貌的“大跃进”运动也极大地振奋了人们的精神，许多人的内心潜藏着一股热烈的情绪，更加助长这种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这个时代，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位叫阎彦的天津人描述自己在正阳春饭馆钱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说：

    “人们立着脚尖，仰着脸，看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也举着双手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用了最高的嗓门，但总还觉着自己的声音低。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挤得紧紧的，真的把身子都挤成像一根‘细麻秆’了，狂呼的人们个个都激动万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我用文字表达不出来……”

    的确，这是发自内心的爱戴，是最真实的情感。

    而这种爱戴和情感，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人对自己的领袖从来没有过，只有毛泽东身上出现？深究其原因，后来英国人麦克法夸尔总结说：“毛领导他的中国人实现了他们一百年来的理想：驱逐帝国主义，恢复中国的力量和自尊。”（《驯服了中国的那个人》，麦克法夸尔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76年9月12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也有类似的说法：“毛使他的人民对自己和对国家有自豪感，有目的性和有新的道德，这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改变世界的人》，见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1976年9月9日）这大概就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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