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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 汤丽蓉 | 晋系风土与风土建筑
摘要：
晋语是不同于北方官话的方言语系，晋语方言区以山西为自然地理中心向其周边的陕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四省区辐射；晋系风土建筑与晋语方言区相关联，呈地域性分布，是风土环境的外在表现。晋系风土建筑是依据民族、民系的语支划分的中国风土建筑谱系的重要分支。研究发现，在同一语言谱系的区域中，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殊异，技艺传承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建筑形态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风土特征。依据历史地理、农耕区划、语言谱系、内在机制和外部表现的不同，文章将山西境内的晋系风土建筑划分为 5 个风土区域。通过分析不同区域风土建筑的空间、构造及视觉形态，揭示形成晋系风土建筑独特风土个性的规律和机制，为真实传承遗产的文化基因，奠定理性的认知基础。
晋系风土与风土建筑
王金平 汤丽蓉
晋系风土建筑，泛指在晋语分布区域，基于地域族系文化，承自传统匠作谱系，适应当地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各类地方建筑和风土聚落。晋语是不同于北方官话的方言语系，依据晋语方言的差异，分为8个片区。除晋南地区以外，以山西为主体向其周边的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四省区辐射，共194个县市区，使用人口约6305万（图1）。其中，分布在山西境内的晋语方言有并州片、五台片、吕梁片、上党片和大包片 5 种类型。风土建筑呈地域性分布，是风土环境的外在表现。晋系风土建筑是依据民族、民系的语支划分的中国风土建筑谱系的重要分支。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简称“晋”或“山右”。其境内自然地理要素复杂，人文地理要素多样，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的文化大省。省境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众多，拥有云冈石窟、五台山寺庙群和平遥古城3处世界遗产。此外，聚落和建筑遗产存量位居全国前列，据最新统计资料：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6座，历史文化名镇15处，历史文化名村96处，传统村落55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省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30处；各级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1726处。这些聚落或建筑遗产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内涵丰富。历史上，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群都在寻找和发展适合自身文化要求的建筑和聚落形态，形成了在秩序、组织、空间、形态以及建造技术、艺术等方面不同的营造和聚居方式。以晋语方言为背景，从多学科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晋系风土建筑，能够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本文以晋语谱系主要分布的山西省境为研究的空间领域，在形态与环境之间建立某种对应关系，揭示环境对形态产生作用的一般规律。通过分析晋系风土环境的构成要素，晋系风土建筑的原型及其演变，晋系风土建筑的领域划分，以及晋系风土建筑形态的一般特征，为构建晋语谱系地方建筑史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础（图2），同时，也为真实解析和传承中国不同地区的建筑文化基因，积累一定的认知材料。
图1 中国语言分布图
1 晋系风土建筑环境1.1 乡土、风土、风土建筑
在中国数千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形成了固有的“市井文化”和“乡土文化”，城乡建成遗产成为“市井文化”和“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着不同属性的文化内涵和外延。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中，“风土”与“乡土”使用频率近乎一致，但其含义却不尽相同。人们常常听到“乡土社会”“乡土中国”的提法，但较少使用“风土社会”“风土中国”，如将“风土”与“人情”并置，似乎更合理一些。分析归纳典籍文献可知，“风土”至少包括两层含义。“风”指的是风俗、风气、风尚，具有较多的时间和社会属性；“土”指的是水土、山川、出生地，具有强烈的空间和自然属性。将“风”与“土”并置来看，是指一个地区固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社会要素及气候、土地、地质物貌等自然要素之综合，是一定区域内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之总称。由于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取决于不同地区的水土构成和社会引导，所以不同地区的风土具有强烈的个性差异，并通过不同的行为系统呈现各自趋同的特性。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域划分的依据，风土具有模糊的地理空间意识，探讨附加在自然要素之上某个文化圈中人类的活动形态，关注文化空间的地理分布规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海桑田，但一定时空中的自然条件仍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定，所以风土具有“变”与“不变”的性质和特征。在相同的风土圈内，人们讲着相同的方言进行交往，认同故土的文化归属，具有共同的社会意识，秉承一致的价值观念，传递一脉相承的匠作技艺，使得风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无论何种文化形态都离不开人们的生活，随着生活观念、社会意识的变化，一定区域内的文化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风土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所谓风土建筑，是指特定区域内，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以地域文化为土壤，与其风土环境相适应的各类建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处于相同风土环境下的建筑和聚落，其形态具有共同的特征，风土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以语言谱系为线索，开展对特定地区风土建筑的研究，总结其匠作技艺和科学思维，不仅能够准确了解中国建筑遗产的原态，而且对于提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1.2 人文地理环境要素
处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晋语方言分布的区域，早期多以“穴居”形式为其主要居住方式，是人类较早聚居的见证。“穴居”形成的聚落，从“竖穴”到“横穴”，从“地下”到“地上”，从“木结构”到“窑房同构”，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时至今日，晋系风土聚落古风犹存，特色鲜明。
山西是晋语分布的主体区域，是中华古代文明发育较早的地区。先秦时期，就有帝尧建都于平阳（今临汾）、帝舜立都于蒲坂（今永济），帝禹置都于安邑（今运城）的记载。帝禹九分天下，山西归于冀州之域。早期的河东、上党地区，曾是帝尧后裔古唐国的腹地。“唐”改“晋”后，晋国不仅采取开疆拓土的国家战略，而且施行“轻关易道、通商宽衣”的民生政策。就河东盐池之地利，鼓励商贾与周边地区的人民进行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使得晋语方言得以初步传播。韩赵魏三家分晋，除山西大部地区外，领土不断向周边扩展，北达内蒙古、西跨陕西、南领河南、东及河北，其时的三晋文化日臻成熟，晋语方言得以巩固（图3）。历史上的山西是多民族混居杂处的地区，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汇的熔炉。以勾注山雁门关为界线，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反复更替，多种文化碰撞与交融时有发生。开拓进取，兼收并蓄，成为晋文化的显著特征，对晋语方言分布区域匠作谱系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拓跋氏定都平城（今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其造像和建筑艺术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多地区文化融合的风格。及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从山西带走了大量的匠作百工，使晋语方言和晋系匠作技艺得到大范围推广。从商代的殷墟到周代的镐京，秦咸阳、汉长安、曹魏邺城、北魏洛阳、隋大兴、唐长安、宋汴梁、元大都、明清北京，历代国都城邑屡近山西，这样的地理区位，是其它任何一个省份都不具备的。因此，山西号称“京畿屏藩”，成了历朝历代重要的交通要塞和战略枢纽。
晋语之所以能够成为黄河以北稳固的汉语方言，是与山西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分不开的。明代修筑外边内关，数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清代晋商崛起，沿着长城廊道和茶马古道，晋语的扩散和传播从未间断。表里河山，自然封闭，因交通不便，严重阻碍了先民广泛的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的不足，信息交流的不对称，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保守的社会心理。艰苦的生活，与大自然的博弈，逐渐形成了晋系独特的空间文化意识。体现在对天地的敬仰，对众神的崇拜，对风水的禁忌，对血缘关系的尊重，对仕途的追求等方面，种种社会意识在晋系风土中得以体现。
1.3 自然地理环境要素
无论是何种等级、何种规模，晋系风土聚落皆适应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因地制宜，匠心独运地经营建设。处于华北平原西部的黄土高原，晋语分布区域多属内陆省份。以山西省域为例，省境东依太行山，北依长城，西依黄河、吕梁山，南依中条山、王屋山，与河北、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区接壤。就其形胜来看，千里太行山横亘于东部，成为一道天然屏障；而在省境西侧，黄河将山西、陕西一分为二，形成晋陕峡谷地貌；北部的阴山、沙漠和万里长城，屏蔽了人们有限的社会交往；南部则有中条山、王屋山沿着黄河蜿蜒耸立，成为晋豫两省的界山（图4）。这样的地理条件，造成了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呈现了“外河内山，山川形势险固”的空间意象，在古代称之为“表里山河”。形成背负高原，俯瞰平原的雄浑地势。地形、地貌制约着聚落的选址和形态，山西省是多山地区，大山之间由北向南分布着众多盆地，成为难得的平坦地带；古代较大的城邑、集镇，沿着河流、孔道，星罗棋布地散落其间，成为所在地区的中心，也是聚落遗产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众多乡村则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布局，形成起伏跌宕的山地聚落。城乡二元结构，界限分明，一目了然。
物质资源是聚落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晋语分布地区的地表广布黄土，有利于形成窑洞聚落，为早期人类定居提供了条件。伴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经历了从土体窑洞到砌体窑洞，从依山靠崖到四向临空，从纯木结构到窑房同构的演进过程，构成多姿态的风土聚落景观。晋语区域分布有众多河流，较大的河流如汾河、沁河、无定河等，属于黄河水系；桑干河、滹沱河、浊漳河等，属于海河水系。这些河流将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梁峁相连的自然地貌，颇具风土特色。历史上的黄土高原地区，森林密布，植被茂盛，为早期木结构建筑的形成、发展和定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图5）。山西冶炼、烧造技术发达，也是较早学会利用石炭的地区。如上党地区的阳城、泽州及并州地区的文水，自古就是冶铁重地；介休、平定、高平则以陶瓷烧造著称，在烧砖、制瓦、冶陶方面独树一帜。从现存的琉璃、砖雕作品来看，其时制作工艺成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晋语区域属于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复杂，昼夜温差大，利用火炕取暖较为普遍。在合理适应气候条件及土地的集约化利用过程中，由于气候分区不同，民居聚落在选址、布局、空间、结构、肌理等方面，呈现地域性差异，展示了丰富的聚落景观形态。
2 晋系风土建筑分区 2.1 晋系风土建筑分布与区划
山西是晋语分布的主体区域，依据方言谱系的不同，省境分为大包、五台、并州、吕梁（含汾州、隰县2小片）、上党（含长治、晋城2小片）5个片区。大包片分布于晋北、晋东，计13市县；五台片分布于晋北，计18市县；并州片分布于晋中，计16市县；吕梁片分布于晋西，计16市县；上党片分布于晋东南，计19市县。晋南临汾、运城地区的25市县使用中原官话（含平阳、解州、绛州3小片）；晋北的广灵县使用冀鲁官话，属于保唐片中的涞阜小片（图6）研究结果表明，依据晋系建筑所处的农耕区划、匠作传统、历史地理以及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等因素，山西境内的风土建筑，由南至北可划分为晋南、晋东南、晋西、晋中和晋北5个区域，基本反映了晋系匠作谱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符合山西建筑文化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脉络和规律（图7）。
晋南属于古代的河东地区，与河南、陕西一起构成黄河三角洲，是中华文明发育最早的区域。乡民大多使用中原官话，在中华文明一体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包容三晋、三秦和中原地区的河东文化，其匠作技艺受到中原和关中地区的深刻影响，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
在近期开展的古建筑传统工匠调查所得数据中，晋南的传统工匠分布在万荣、河津、稷山、盐湖、平陆等地，以营造类的木工、瓦工，油饰类的油饰彩画工和造像类的彩塑壁画工为主。其中，以万荣、河津的木作传承体系最为完善。由于气候炎热，人口稠密，建筑多采用土木结构形式，主屋和两厢多为两层，但厢房的二层较低，一般不作为居室，只具藏储功能。无论是三合院还是四合院，院落空间普遍狭长，阴影面积较大，有利于人们在夏季纳凉。建筑装饰以木雕最为精美，多为劝耕勉读的内容，题材丰富，内涵深厚。靠近黄河的平坦地带，“地坑窑院”是最具特色的风土建筑，“院落地下藏，平地起炊烟”，其独特的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晋东南地处太行、太岳山区，属古上党地区，晋语方言属于上党片，又分为长治和晋城两个小片。这里土薄石厚，水源充沛，植被丰富，绸铁兴产。建筑以石木、砖木结构为主，房屋一般为三开间，称为“四梁八柱”，组成规整的层楼院落，楼屋层高较高，二层也可用作居室。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四大四小”或“四大八小”，是一种“明三暗五”的布局方式。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为了避免战乱，村落多建设堡寨。堡寨聚落壁垒森严，豫楼、堡门、堡墙、暗道等安防设施，一应俱全。处于太行山腹地，乡民就地取石为材进行营建活动。石墙、石顶、石街、石刻、石凳、石磨……所见之处满目皆为石头的世界。晋东南的匠作传承，体系较为完备，集中分布于高平、阳城、泽州、长治、潞城、黎城、武乡等地。含营造类的木工、瓦工、石匠，造像类的彩塑壁画工，制造类的铁匠、琉璃工，以及油饰类的油饰彩画工，工种门类齐全，尤以高平、平顺的石匠最为著名。
晋中大部为晋语方言的并州片区，东部属于大包片。其风土建筑分布于历史上的太原府、汾州府和平定州。建筑的结构包括土体窑洞，砖、石拱券结构，土木、石木、砖木混合结构，以及窑洞结合木结构建造等多种类型。太原及周边的阳曲、榆次、太谷、祁县、交城、文水等地，以砖木、土木结构瓦房为主；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等地，以砖拱券窑洞结合砖木混合结构瓦房为主；平定、盂县、和顺、昔阳等地处于太行山中部，以石拱券窑洞结合砖木、石木混合结构瓦房为主，典型如盂县大汖村的建筑。处于晋中盆地的城乡聚落，地势平坦，空间布局留有里坊制的印迹。明初商人崛兴，晋中大地平地起堡。高墙大院，嵯峨耸峙；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留下一批保存完好、装饰精美的晋商大院。晋中的匠作传承，以平遥、榆社较为完备，木工、砖雕比较突出。
晋西处于晋陕大峡谷东侧，属晋语方言的吕梁片。风土建筑的结构以土体窑洞、砖石拱券窑洞、拱券结构结合砖木混合结构瓦房为主。依据地形地貌进行空间布局，院落方正阔大，形成高低错落的聚落景观。沿街建筑或内院建筑大多体现“明柱、厦檐、高圪台”的建筑形态，造成晋西独特的风土特色。工匠分布于临县、兴县和隰县，以木工、瓦工、彩塑壁画工和石匠为主，石匠的技艺水平较高。
晋北处于太原北部的塞外，含大包片和五台片两个晋语方言区，风土建筑匠作传承体系完整，以五台、代县、定襄的木工、瓦工最为著称，“雁门民居营造技艺”和“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彩塑壁画工在大同、朔州、忻州均有分布，造像、壁画技艺高超，体现晋系地方风格，为晋北宗教类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技术和艺术支撑。历史上的晋北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但气候寒冷，多风少雨。建筑以土木、砖木混合结构和土坯、砖石拱券窑洞为主。砖窑装饰精美，称为“挂面窑洞”。土木、砖木混合结构瓦房层高较低，屋顶曲线平缓柔美，装饰精致，五脊六兽，一应俱全。朝向内院的房屋，满面布置门窗，充分接纳阳光，院落尺度宜人，舒适静谧。大同周边的民居，层高较低，院门阔大，屋面较多采用卷棚顶，风格与晋中、晋南的民居迥异，显然是受到冀鲁官话区和晋语张呼片文化的交互影响。
2.2 晋语方言区的行政地理范围
在山西省外，晋语方言区向周边省区辐射。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分布，包括五台片、大包片和张呼片，计39市县旗；在陕西省分布有大包、五台、吕梁和志延4片，计19县市；在河南省的分布，只有邯新片的获济小片，计19市县；在河北省的分布，包括邯新片和张呼片，计35市县（图8）。
晋语区域之所以形成今日之地理空间格局，是与历史地理区划、经济文化交融分不开的。春秋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领地向今内蒙古、河北扩展；魏国领地向今陕西、河南扩展；韩国领地向今河南扩展。秦代施行郡县制，其行政区划是以自然条件、农耕经济和军事防卫为基础的，如西汉的朔方刺史部、司隶校尉部，东汉的西河郡，已经横跨今日行政区划的内蒙古、山西、河南、河北和陕西。及至清代，位于内蒙古的归绥8厅仍属山西辖制。考古成果表明：处于晋东南的上党文化包含燕赵文化的因素；晋陕黄河大峡谷东西两侧的文化类型，具有趋同的现象；处于晋南的河东文化，包含有关中、中原的文化因子；晋北地区的文化类型，含有游牧民文化的因素，表现为在题材、风格上的明显统一。由此可见，这种文化现象与晋语方言辐射的空间领域相一致，晋系风土匠作谱系的分布，与此一脉相承。
2.3 基于晋语语境的匠作谱系
如前所述，以山西为主体，晋语方言语境的风土建筑匠作谱系，就其空间分区来看，分为5个区域。可以推断，陕西晋语方言区的风土建筑，受晋北、晋西匠作谱系的双重影响，兼有晋语方言、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蒙古语区域的特征；内蒙古晋语方言区的风土建筑，主要受晋北匠作谱系的影响，兼有晋语方言和蒙古语区域的特征；河南晋语方言区的风土建筑，受晋南、晋东南匠作谱系的交叉影响，兼有晋语方言和中原官话区域的特征；河北晋语方言区的风土建筑，受晋北、晋东南匠作谱系的相互影响，兼有晋语方言、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区域的特征。然而，囿于研究深度、广度的局限，这些地区晋系风土建筑的匠作谱系、图谱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完善。
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政权更迭、民族融合、商品交易、人口迁徙等因素，是方言产生、辐射和分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在方言中得以体现，成为解读某一区域风土匠作谱系的可靠依据。历史上的山西，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人口，就是以山西人为主，迁徙最早，数量最多。人口的迁徙，造成不同族系、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改变着当地的经济形式和聚居方式。从地理环境来看，太行山以西，阴山以东，沿着黄河中游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高山和大河成为晋语与北方官话交流接触的天然屏障，内部与外部的文化难以交换，使得该区域的风土匠作谱系，最有利于固守和传承（图9，图10）。历史上的山西，世代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反复更替、汉蒙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有利于传承一致的匠作技艺。尽管黄河在山西和陕西之间形成了晋陕大峡谷，阻断了秦晋人民便捷的往来，但众多的黄河渡口沟通了三晋文化与秦陇文化交流融合的渠道，使得基于晋语背景下的风土匠作技艺，同根同源，同宗同脉。明清时期，借助明政府的开中法，晋商在山西大地崛起，通过经营盐、茶、粮、油、丝绸、皮棉等，很快占领了西北、漠北和东北市场，开辟了南下开封、武汉，北往归化、张家口，西达河西走廊，东至奉天、营口的重要商道。除了经商之外，山西商人在各地兴建会馆，捐资修庙，成为晋语的传播者，文化的交流者。祁县乔家堡村的乔贵发“走西口”到达内蒙古包头，创设“复”字号，积极参与当地的城乡建设。“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不仅壮大了乔家在归绥 8 厅的声势，也使得晋系风土匠作技艺得以扩散和传播。由于晋语处于由中原农耕文化到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区，所以晋系风土匠作谱系虽然构成要素十分复杂，但风土特色鲜明。
3 晋系风土建筑形态3.1 晋系风土建筑的空间形态
特定地区的风土环境要素，如自然、物质、观念、行为、意识等，影响着建筑的空间形态。通过人工的组织，不同地区、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建筑，具有不同的秩序、层次和形态。“空间”一般被认为是三维的物理概念，但在社会伦理范畴中，“空间”还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目的。由实体围合而成的空间，只有使之内外贯通，才能“有室之用”。建筑或聚落的空间形态，既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同样也受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非物质文化的广泛影响，在时空叠加中逐渐演化而来。
首先，晋系风土建筑的空间是内向的。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散布于黄土高原晋语区域的风土建筑和聚落，处于极度宁静中。山西气候多变，干旱少雪，建筑门窗朝向封闭的院落，减少室内外空间的能量交换。内向的空间形态，较好地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图11）。其二，黄土高原属于半干旱地区，山地多，平地少，耕地有限。为了不占用平坦地带的耕地，聚落常常选址在不宜耕种的坡地上，依高就低组织建筑空间，将下层的屋顶作为上层的院落，形成了高低错落的建筑院落，称为“台院”。“台院”既可以是三合院，也可以是四合院；既可以沿着等高线横向扩展，也可以垂直于等高线纵向布局，随形就势，高低起伏（图12）。其三，晋系风土建筑，特别是在晋系民居中，除了安排好人的空间，也要恰当安排神祗空间。院落内部供奉皇天、厚土、门神、财神等，厅室内部供奉祖先、灶君、佛祖等。主要院落中部砌筑“香台”，用以祭天；利用主窑两侧窑腿，或大门、影壁砌筑神龛，供奉门神、土地、财神。形成不同用途、丰富的空间形态（图13）。其四，充分利用屋顶空间。“人从屋顶过，声自地下来”。横穴居生土窑洞，顶部覆土厚达几米，“洞顶为田，洞中为室”；若是砖石砌筑的连续拱券窑洞，常常将屋顶硬化，筑女儿墙、风水楼、风水壁，既满足了信仰需求，又具有晾晒、纳凉、休憩等多种功能，成为内部空间的延展。规模较大的窑洞组群，利用台阶连接上下层院落，形成立体交叉的垂直交通，既增加了户外活动空间，又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立体景观（图14）。其五，内外空间过渡，秩序井然。无论地处何处，晋系风土建筑非常注重空间的过渡，在建筑之间、街道之间，利用砖石拱券，形成过渡空间，成为纳凉小憩的场所，类型丰富，层次分明。对于生活在生态极其脆弱的黄土高原的人们来说，既创造了有限的阴影空间，又增加了聚落的空间景深（图15）。
3.2 晋系风土建筑的构造形态
晋语分布地区，其风土建筑的构造形态非常独特，处处体现着就地取材，因材制用。以山西为例，省境东部和西部为山地丘陵地貌，中部为南北串联的断陷盆地，整体地势起伏较大。晋系风土建筑的构造形态因地制宜，因境而成，在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呈明显的地域分化。概括来讲，晋系风土建筑的构造形态可分为三种方式，即拱券构造、混合构造和窑房同构。这些构造形态，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拱券构造的窑洞按照材料的不同，可分为生土窑洞、石券窑洞、砖拱窑洞等。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建筑技艺代有更迭。文明之初，依山就陵，挖掘生土窑洞是最主要的构造方式；进入铁器时代，采用“偷券”技术，将混石衬砌在土窑内里，改善了居室内部环境；随着制砖技术的发展，大量采用砖石拱券结构，成为晋系风土建筑的主流构筑体系。“层窑垒筑”这种聚落营造方式，多见于山区，偶然在平坦地带也有发现，以地方望族、富商修建的民居宅院居多（图16）。一些在竖向拓展空间的建筑，如楼阁、佛塔等，也用砖石发券，窑上建窑，嵯峨耸立，成为当地亮丽的景观。
混合构造建筑，从承重结构与材料维护等方面来看，包括砖木构造、土木构造、石木构造等三种方式。从分布地区来看，土木构造建筑主要集中在晋北、晋南；砖木、石木混合构造建筑，主要集中在晋西、晋中和晋东南。在功能布局上，混合构造建筑坐北朝南，空间紧凑，主房位于中轴线的北侧，以两层建筑为主（图17）。
将窑洞与木结构房屋结合建造，创造了晋系风土建筑典型的构筑方式，称为“窑房同构”。窑房同构体系，是贴近自然且造价低廉的构造方式，一方面利用生土良好的隔热保温性能，使居室冬暖夏凉；另一方面克服后世由于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造成的“山木难求”的困境（图18）。这种构造方式形式多样，由来已久。在窑洞上部构筑木结构房屋，早在原始“竖穴居”时期就已萌芽，随着砖石拱券结构技术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已被大量使用，称为“窑上建房”。从山西石楼岔沟遗址发掘的房屋来看，在土体窑洞前部搭建木结构廊檐，用以遮风避雨，保护窑体的做法，新石器后期也已形成，当地称之为“明柱厦檐”，特指带有落地柱子的木结构厦檐，似有“大木间架”的特征，也可以称为“窑前建房”。在窑洞上部构筑挑檐，称为“无根厦檐”，是指不带柱子或柱子不落地的厦檐，其形式多为悬挑结构，偶尔也带有牛腿，做法简易，施工方便。将窑洞顶部做成带有木结构举架形式的同构做法，称为“窑顶檐厦”，这是一种利用窑洞模仿木结构屋顶造型的做法，分为抬梁式坡顶和填充式坡顶两种形式（图19，图20）。
图19 抬梁式坡顶
3.3 晋系风土建筑的视觉形态
环境景观和审美意向，影响着风土建筑的视觉形态。归纳晋语方言区风土建筑的视觉形态，以山西省为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粗犷豪放的黄河人家，激越高亢的太行人家，雄浑壮美的长城人家。
黄河的豪放，黄土的粗犷，铸就了晋语方言区的大地景观，轮廓清晰，界限分明。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称为黄河中游。黄河两岸因河而兴的聚落鳞次栉比，聚落景观与黄河风情水乳交融，特色鲜明。古渡口沟通了晋陕两地乡民有限的交往，同时也发育了丰富的聚落景观，它们与黄河相伴相生，建筑风格与黄河景观相协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处于黄河沿线的风土聚落，利用生土、熟土作为建筑材料，在质感和色彩上，土中含秀，大巧若拙，法无定法，形随人意，与周边环境极度契合，仿佛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建筑群（图21）。
晋冀之间，太行山绵延800余里，号称“千里太行”。“太行八陉”自古乃交通要冲、商旅通衢及兵家必争之地，关隘防御与商贸结合，是这一地区风土聚落的典型特点。太行风土聚落类型丰富，形制独特。北部是以五台山聚落群为代表的“村、庙、景”一体关联的聚居区；中部是以平定窑房同构聚落群为代表的聚居区；南部是以沁河、丹河流域聚落群为代表的堡寨式聚居区。其中，太行山南段的太行陉，自古以来社会安定，官宦辈出，商贾云集，富足一方。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乡里豪绅号召百姓结堡自卫，形成众多特色鲜明的太行山堡寨聚落。这些聚落因地设险，嵯峨耸立，以堡中的“豫楼”最为引人瞩目。太行山古堡聚落的形态要素，主要包括堡墙、堡门、戍楼、多层院落、丁字形街巷等。一大批集中连片的原生态聚落，共同构成了最具“太行人家”景观特征的视觉形态（图22）。
长城沿线的聚落，形成于明初设置的“九边重镇”，与边塞安防体系休戚相关。镇下设卫、所，卫与州同级，所与县同级。镇、卫、所的设置，丰富了晋语区域的聚落种类。明初，国家鼓励军民农耕垦殖，施行修生养息的策略，促进了边塞人口的定居和繁衍，城乡聚落发展迅猛。其时的军事聚落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依次为卫所、堡寨和屯墩。戍边的同时，鼓励军民屯田，分为军屯、商屯和民屯。商人招垦时建屯立堡，称为商屯。朝廷规定屯由百户组成，数屯就地建堡立寨。明代中后期，长城沿线边贸繁荣，镇卫所堡的军事功能衰落，逐步演化为城镇和乡村。高等级的卫所演化为城镇，中低层次的堡寨、屯墩演化为乡村，军人就地化民。长城内外的堡寨村落，星罗棋布，形成了最具“长城人家”景观特征的视觉形态（图23）。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语言谱系的风土建筑匠作谱系研究，是一个非常系统而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逻辑归纳总结，而非建立一对一的简单对应关系。晋系风土建筑蕴藏丰富的人居智慧，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礼乐相成的山水庄田、家国同构的人间乐园三个方面。天然即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想，代表了中国生存智慧的基本精神。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借此得到说明。
风土建筑基址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大至宏观的城乡聚落，小至房舍布置，乃至家居内外环境，皆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诗意地栖居，是先民正确处理与自然、社会、物质、精神相互关系的思辨和实践。在依据自然格局精心选址、布局的同时，风土建筑的营建者借助诗词歌赋这种中国固有的方式，来达到寓情于境、情景交融的高级品位。身处充满诗意的空间，人们的真情实感将被唤醒，是一种此间有真意的体悟。风土建筑之所以成为诗意的栖居，缘于以“天人合一”为内核，以“诗情画意”为外显的建筑经营理念。先民不仅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顺应山形地势营造聚落，追求诗意的居住家园，而且还建立了具有生命力的农业生产模式，创造了一种人与居住环境共生的有机农业文明。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中，与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朴素的生态观日益成熟，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营造了人与土地荣辱与共的生活、生产环境。风土建筑往往以耕读传家为传统，是中国风土环境的缩影。受儒家思想及科举制度的影响，晋系风土聚落中往往设有书院、乡学、族学、私塾，都是晋系风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聚落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品性得以塑造。礼乐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晋语方言区的土壤之中，深刻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在黄土高原错综复杂的时空构造中，先民通过经年累月的建筑与聚落经营，经历漫长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晋系风土建筑也已形成炉火纯青的营建思想。（图24，图25）
中国风土建筑的营造智慧，构建于传统儒家思想，体现在“家国同构”上，深植于先民的家国意识中。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民族认同的“中国梦”，势必为世界带来富有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新时代的东方气息，使每一位华夏同胞在富强、文明的精神状态中，感受到国家、个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尊严。通过世代的积累和艰辛的实践，风土建筑逐渐确立了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适宜秩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诗意栖居之所。（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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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金平，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太原 030024）教授汤丽蓉，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太原 03002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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