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梦隐——海上名宅的基因图谱
书楼梦隐——海上名宅的基因图谱
朱宇晖
光绪八年（1882）四月初三傍晚。曾经的上海滩八大航商中唯一的“洋船”商、“郭万丰号”第四代第二房当家、六十七岁的郭长地背着手踱出了上海县城小东门外的郭家老宅。他向南踽踽踱过城墙根下、人迹日益萧条的里洋行街，用有些生疏的闽南话同沿街“瑞泰 ”丝茶号、“丰泰”木行、“万益”钱庄里神气不振的郭家老掌柜和老伙计们打着招呼。黄浦江上的一声清亮汽笛让他下意识地凝步北望——长街尽头，潮州会馆华丽的阴影上方，重檐飞甍的丹凤楼仍落寞地耸立在明代城池的东北角，披染着旧时的斜阳。孤城危楼之外，就是街阔灯眩、人头攒动、火轮驱驰、汽笛交鸣的北市租界了。他仿佛意识到什么，神情一蹙，扭身便行，再不回顾。是的，就在今天，丹凤楼下的黄浦江头，那座负载过郭家几代人的心血和荣耀、流淌过无量的海外珍奇和财富、维系过家族命脉的“金利源”码头，已经黯然易主，出让给洋务新贵唐廷枢、盛宣怀们操持的轮船招商局了。一个属于郭家的时代结束了。拖着微微佝偻的斜长身影，郭长地一路踽踽南行，踱过小东门内紫石斑驳的南宋益庆桥、大东门内肇自明代的曼笠桥、“水仙宫前”香火寂寥的火神庙，和巡道衙门西侧的高墙、辕门，赫然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曲折深巷中的四根冲天旗杆，和一片森然巨宅。宏敞深邃的数进厅宇，在绵密市井和冉冉斜阳里勾勒出超然而慑人的苍劲轮廓，仿佛横亘于时间的长河。郭长地浑浊而疲惫的眼中终于现出一丝光彩。这里是晚明陈氏日涉园的旧址，是清中叶《四库全书》总纂陆锡熊的故宅, 是清中后期有“三世军机”“兄弟翰林”之盛的“旗杆赵氏”名邸，也是他为郭氏二房相中的新居。洋船商出身的郭家，该怎样驾驭这数百年来的文化与景象空间呢？如果沿着“水仙宫前”继续南行，在不远处的乔家浜永兴桥头沿河西折，过了沙船巨商“郁森盛号”的豪宅宜稼堂的黑漆墙门，和隔墙草木葱茏的郁氏借园，就又到了化龙桥头、三房郭长钰相中的新居——同样高大的旗杆和重门内，明代望族乔氏遗下的楠木厅“最乐堂”依旧巍峨如山，与“陈箍桶桥”西南堍、晚明阁老徐光启故宅“后乐堂”的九间枕河长楼遥遥相对。脉脉斜阳里，一堂一楼檐脊横逸，梁柱遒润，素木清晖，雅韵欲流，足令东邻“郁半城”家雕镂备至的中晚清豪宅黯然失色。是的，这个“洋船”雄巨、商号缤纷、房产绵延、“外滩兜转里滩通”的百年航运世家，正在转型、析产和分居的阵痛中，与诸多传统豪商一起，悄然展开着在这座城市的又一轮空间布局和互动，带着本土化、士绅化甚至“诗境化”的各种诉求，主导着城市的又一轮空间传递。就像三百年前的明中晚期，群星璀璨的海上文化家族们在这座“新兴”的商业城市中所做的那样。十三世纪以来空间粗放、“野蛮生长”的上海县城，曾在明中晚期，经历过知识精英阶层推动的一轮卓有成效的空间塑造与升级。县城东北角的丹凤楼下，有以“父子三进士”著称的潘氏家族的近百年经营。其宅园祠庵建筑群落连街跨坊，蔚为堂皇的仪式感；豫园的霭霭山色、潋滟水光更冲淡了都市的尘嚣，最终与县城隍庙交融为世俗化的城市核心魅力空间。县城西北角的大境阁下，则有顾氏兄弟的露香园、万竹山房联袂挥洒出诗情浓郁的城市空间“逸笔”和历劫不磨的文化品牌。城南的乔家浜畔、“父子进士”乔氏家族绵延的园宅祠墓中，尚有荷塘萦回、冈阜起伏的南园，凝注为喧腾闹市中深沉幽邃的缓释。而咫尺之遥的城东南，西起“南梅家弄”（今梅家弄）东、东至“水仙宫前”（今巡道街）、北起“东梅家弄”与引线弄、南逾今天灯弄的20 余亩城市湿地空间，则曾在这一时期，历经过海上士大夫家族间的几度递传与景象化塑造——从明中后期景象或许疏朗、惟存废池乔木的唐氏园（应为兄弟进士唐瑜、唐珣族人私园）、明晚期大肆经营至群峰峭立、景象秾丽、与“云间”文人艺坛互动密切的陈氏日涉园，到明末清初至清乾隆年间，稍稍增大景象密度与高度、注入居住功能、并附加了“宏大”意涵的陆氏日涉园。其中陈氏日涉园以单檐歇山顶的“竹素堂”南临大池，以名匠张南阳手掇的湖石巨峰“过云峰”绵亘对岸，以罕见于文人园的、重檐攒尖的焦点建筑“东皋亭”俏立于池东南的山麓，点染波光，形成以主要厅堂隔水面山的古典园林盛期典型布局，构成全园核心景域——但其高山广池、重檐亭阁的景象叙事亦似流于宏大雄丽，一如同出自张南阳之手的豫园大池和南山。而竹素堂北侧，另有朴质的知希堂和俊逸的濯烟阁。三者似逐次递进为轴线化的功能建筑群落，并以湖石峰径穿插勾连其间。其东侧有自南侧大池北上的狭长水面淙淙萦绕而过，更有单檐卷棚歇山顶的干阑式水阁“修禊亭”自“知希堂”款款逸出，挑临水上，如明眸一转，凝为这片景域空间的焦点，一如可能与之同时代的嘉定秋霞圃碧光亭。相较于最终荡为市井的南侧核心景域，这一景域幽邃精约，饱含文人气质，而能兼顾园居功能，这为其日后的“独立”而长存埋下了伏笔。其中竹素一堂的台基与柱础、修禊一亭的景象逻辑可能沿袭至今。入清以后，北国皇都翻云覆雨、“无远弗届”的权力之手借助《四库全书》（以下称“四库”）这一浩大而敏感的文化工程，颇具典型意义地介入了这片生动而丰美的城市空间，戏剧性地将两任园主与一位“榜题”者连接在一起，给名园带来几度荣辱兴替——弱化了传统士大夫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也旁证了一个压抑而紧缩的时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陆氏日涉园第五代主人陆锡熊高中进士。十二年后，他又与名臣纪晓岚联袂出任“四库”总纂官，并接连出席乾隆一朝顶级“沙龙”——重华宫新春茶宴，得蒙御赐“淞南小隐”图、御题绝句。一时的漫天君恩，足令词臣归心，海内艳羡，也可能令日涉园核心部位的竹素堂、濯烟阁迎来一轮“献礼”式的翻建。这次翻建后的竹素堂一直屹立至今。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一位上海人赵秉渊接踵出任“四库”分校官，其父、诗人赵文哲曾与陆锡熊同窗。同袍世谊，竟为日后的名园易主埋下伏笔。三十四年后，赵秉渊侄辈赵荣、赵柄同榜高中进士，仕途荣显，更进一步“推波助澜”——对比鲜明的是，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起，陆锡熊却因“四库”中层出不穷的“违碍”文字被不断降职罚赔，东拆西借，仓皇竭蹶，十年后长逝于仆仆万里校书途中。陆氏日涉园转瞬崩解。大约到了嘉庆年间，日涉园东部的原竹素堂、知希堂、濯烟阁三进建筑及其东侧修禊亭（已翻建为揖星楼）景域作为最宏巨精雅的空间整体，可能被低调转让给了门户相当的世交赵氏。此后幸得长存。西部的五老堂、五老峰及长春堂、君子林景域则身披着士大夫时代的脉脉残晖，渐渐融入市井——民国早期，“郭万丰号”第八世郭俊纶先生（1914 － 2002）“童年常入内观看踏布坊工人踏布，此外还有几家红木家具工场”。而“靠梅家弄尚有旧屋数楹，为陆家裔孙居住”，或即坚守至最后的五老堂景域孑遗。东西二部间，渐生出南北直街。街东的赵氏临街面西而建门厅、轿厅，转折通向面南的大厅“竹素堂”及其北的原“知希堂”，并于东侧曲折池苑中添建厅堂，构建为因地制宜、“大厅共有五六之多”的完整宅园空间序列。门厅对面更树立旗杆，昭示着家族的荣耀与空间的变迁——或许就是民国时郭先生所见“我家对门稍南，沿街还竖立旗杆四根”吧。这条直街渐被称为“竹素堂前”，一如东侧的原“水仙宫前”。早在清中叶“重华侍宴”、淞隐赐图的风华时刻，陆氏或曾邀请新任“四库”副总裁、兵部右侍郎沈初将这段因书而起、欲隐还休的瞬息荣华凝为“书隐”二字，题为楼匾，高悬在原濯烟阁头，与西侧源自晚明殿春轩、用以敬奉“奎文”的书斋“淞南小隐”连缀为同一空间主题的复沓——谁知转瞬家族中衰，楼台悬隔。好在一匾就此长悬，伴着沈初圆腴丰润的行笔，赋予这片古老而善变的城市空间以某种内敛、克制而恒久的特质，静待着下一个丰富而饱满的年代。光绪十三年（1887）仲秋，郭长地抱憾长逝三年后，郭氏二房的新居终于在数年大刀阔斧的改造后告竣。早在金利源码头出让四年前，郭氏的第二家银楼“庆云仁记”就已开到了英租界“第一销金窟”宝善街。此后的郭家，更将商务紧缩至原本的银楼副业，赫然成为沪上九大银楼业主之一，并另聘浙人打理。这令其有足够财力和余暇，在焕然重生的新宅中，充分展示前明故园、显宦名邸的历时跨度和文化雅怀，而兼顾着银楼豪绅的炫示欲望和安全需求。如其中路头进大厅的“包袱锦文”青石柱础即可能为晚明陈氏竹素堂的原址原物（至少为清初遗物）；而柱础之上的核心“内四界”梁架则显系刻意保留的清乾隆中期的陆氏竹素堂遗物；其前后廊轩与两厢作法精丽繁缛，则应为郭氏不甘寂寞的新构。再如其东路花厅梁架朴雅，青石为础，时代亦能溯至清前期；颇疑其系郭氏将竹素堂北的原知希堂移建而成，俾为中路后部走马楼院的构建腾出空间——民国年间郭氏三房将所居乔氏宅翻建为里弄住宅时，亦曾将“明代大厅最乐堂移建浦东……郭家花园内”。而中路第二进堂楼、第三进后楼所构成的堂皇走马楼院，应即建于晚明知希堂、濯烟阁（应即清中叶陆氏“书隐楼”）旧址。其陡峻的屋面与繁缛的装饰都带着典型的晚清笔触；而其空间布局之横舒纵引、刚健交织的匀质化与力感化，又颇具浙地和宋明气息；其周绕如城的高墙、饱满的内向性则仿佛暗含着闽粤“围屋”的空间记忆和藏书储银的防卫需求；堂楼底层两侧的整面砖细仿木雕饰，更是仅见的闽、吴风格交汇的硕果——此院俨然是“吴风”弥漫的县城中，“浙风”焕然的风格飞地，亦是郭氏烜赫的身份表征和低调的乡情流露，与东路庭园中的船舫、回廊和已圮的花厅南院戏台均应为郭氏新建。其中的船舫、曲池还披染着其前身——晚明修禊亭下一觞一咏的流风余响。综观郭氏新宅，其中路三进住宅之宏阔与东路一线庭园之幽邃，其早清花厅之朴茂洗练与晚清船舫之穿凿繁密，其前堂之吴风秀雅与后楼之浙风豪壮、“闽南”古意，都展现着变革之际、吴越之间的上海老城中，时代与地域风格话语的叠合传递——全宅庞然深嵌于绵密市井，既完成了对一代文人名园的空间传承与意象重构，也为老城厢的财富转移和空间递传提供了珍贵标本。仿佛是为了告慰一瞑不视的先父，并宣示空间的再生，新宅告成之际，郭长地次子郭怀珠不惜润金，迢迢请得远在京华的晚清中枢名臣、太子太保潘祖荫为中路大厅题写了“毓瑞堂”（二房堂号）新额；后部新建的堂楼则续悬起清中叶的“书隐楼”旧匾。前堂后楼，款款连缀起百余年的时光之轴和更久远的文化脉绪——直至又百年后，只余下书隐楼之名。
堂楼西厢底层尽间镶嵌着整面砖细仿木四抹头屏门，丰富了大片木质界面的静穆诉说，于红叶纷披间尤见清丽——其“八仙游山”雕饰与砖雕门楼上的“穆王西狩”“老子出关”同为隐逸主题的具象而质感化表达，只是更近闽南样式。
郭宅东路第二进花厅的月梁入柱处凝练流丽，湛然若神，不作寻常媚态，仿佛还披染着数百年前、日涉园池上的晚明风华——疑其前身即为历经清前期翻建的知希堂，而由惜古、崇古的晚清郭氏在翻建走马楼院时迁建于此。
素净无华的无锡曹氏楠木厅，仿佛还叠合着郭氏三房购得的、晚明乔氏最乐堂的远去背影——时代浪潮滚滚而前，文化世家的精雅旧宅纷纷被后起的商业精英所承继，但其横溢的风姿意态，内蕴的潜质幽光，仍具有穿透般的摄人力量。
至今隔水面山、临风舒卷，俨然明构的苏州拙政园远香堂最可助我们想象晚明陈氏日涉园中竹素堂的奕奕神采——其堂单檐歇山，四面长窗，南临大池，东、西两侧亦有曲流自大池绕堂北上。其中自东侧淙淙流经修禊亭下者，或仍存波光一抹于郭宅东园。此水旧日犹能经郁婆浜、乔家浜南下而东流，融入郭氏洋船纵横驰骋过的黄浦烟涛。
中路首进郭氏毓瑞堂下，至今仍有青石包袱锦文石鼓半埋于地，其下或尚有覆盆柱础。其年代、位置均与晚明陈氏竹素堂较为接近——仿佛一代明构临去的秋波一转。而其上部的大木构架风格则近于清中叶。疑其曾在陆锡熊蒙恩最甚及沈初出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之际，也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77—1782）间，在晚明竹素堂原址高调翻建，并刻意珍存沿用了前明石鼓。
清中叶翻建的陆氏竹素堂（即后来的郭氏毓瑞堂）奉迎过乾隆御赐、御题《淞南小隐图》的荣光，悲叹过陆氏因书罚赔，惶惶终日的窘迫，也曾欣然于光绪年间郭氏大修此堂时的踌躇满志——素梁飞跨，燕雀无言，青石柱础间，仍有旧日足音层叠回响。
中路第二进堂楼的宽大前院摒弃了传统“吴地”狭小天井中幽暗局促的挣扎，而兼顾了堂皇规正的仪式感和纵横自适的近现代性，“浙风”尤浓。其北、西、东三面纯木质界面巍峨壁立，檐口则整饬横流，尤令该空间有殿阁横舒之感。
苏州沈秉成宅西路（即耦园之西园）末进藏书楼之营造年代与郭宅堂楼相近，其界面、檐口之流转整饬亦无二致。只是沈宅书楼以必要的单调沉郁，将深院中的老树丛花映衬得格外明艳动人，不同于郭宅之阔大沉雄。
堂楼前院以高大的砖雕门楼与挺直的花岗石甬道，连缀为饱满的轴线与纵深向仪式感。而其院落比例的翼翼横展，则又令空间趋于匀质。其侧翼厢楼的落地长窗与半窗，更有着与堂楼同样单调而绵密的节奏，仿佛一气浑成的闽粤围屋，共着满院苔痕，恣肆漫溢。
郭宅堂楼的前身，或即晚明日涉园中仪态万方的濯烟阁，今存松江颐园之晚明观稼楼虽历经修缮而稍显生硬，仍可助我们想象茕茕一阁出没于冉冉烟霞中的舒秀身姿。
清中叶建造的台湾鹿港龙山寺大殿西侧的八角门两侧，亦有红砖仿木“万字不到头”纹四抹头长窗，这是常见于闽南的存古作法，而影响及于书隐楼。
建于清中晚期的绍兴邹氏园船舫与郭宅船舫残留部分颇多相似，有助我们想象其繁丽映带的身姿与近于浙闽的风格倾向。
可能始建于明中后期的嘉定秋霞圃碧光亭亦有助于我们想象日涉园修禊亭枕流静峙，仿佛会稽山阴兰亭的最初模样。（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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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期（总第24期）遗产图说
作者简介：
朱宇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200092）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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