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攀 | 湖广基型 巴蜀衍化——移民视角下巴蜀风土宅院类型与特征
江攀
1 引言：“湖广填四川”与巴蜀风土建筑研究回顾
明末清初，西南地区战事纷乱，再加上饥荒和瘟疫，四川人口凋敝，从明末的500万人骤减至约50万左右。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清朝为了稳定西南局势和恢复四川盆地的生产生活，鼓励两湖（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东移民主要来自嘉应州、惠州和韶州府，为客家人）、陕西等地的人入川开垦定居，各省移民以两湖最多，民间以“湖广填四川”来指代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移民高潮从康熙中后期一直持续到乾隆前期，移民速度从乾隆后期减缓，直到清末。四川人口从康熙二十年的约50 万人开始持续增长，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达231.6 万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达1 000 万人。“湖广填四川”是研究巴蜀明清历史最重要的背景。人口变动改变了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建筑。
巴蜀风土建筑的研究从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调研四川古建筑开始。重庆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基于地理优势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代表性学者有叶启燊、李先逵、张兴国、赵万民、季富政、杨宇振等，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移民视角下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会馆这类公共建筑，在民居方面仅涉及一些巴蜀地区建筑与移民原乡建筑特征的对比，对巴蜀风土建筑的系统性梳理还不够充分。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背景下，老四川（土著）的建筑原型是否还有遗存？各地移民带来了怎样的建筑基型？他们在巴蜀地区如何衍化以及相互之间如何影响？是否能在建筑实例中找到“湖广填四川”的证据？
2 移民视角下巴蜀风土宅院类型
移民在四川盆地范围内均有分布，移民规模之大以及在四川分布之广，使巴蜀地区的风土建筑形式多样。尽管无法细究移民个案是否一定带来原乡的营造习俗和匠作技艺，但是并非毫无规律可循。以历史地理学和方言学学者的研究为参照，结合近年在巴蜀地区的实地调研，笔者以平面形制特征为主，结合其他特征，对巴蜀地区风土宅院的类型、特征及分布规律进行分析。
首先是土著与移民之分。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2 版），整个巴蜀地区都属于西南官话区，这里依据古入声今读的情况分为两个大片，一为西蜀片（旧版称灌赤片），分赤岷、雅甘和江贡三小片；一为川黔片的成渝小片和陕南小片（图1）。文化地理学者蓝勇在分析四川地区方言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时认为，“成渝区受湖广、陕西方言影响较明显，是语言的发展区，而灌赤区（今西蜀片）相反成为稳定区”，（西蜀片）“声韵更具有中古时期四川方言的特征，更具有原始性”，“保留了很多古蜀方言词汇”。
图1 巴蜀地区方言区划图
这种差异在建筑形制方面也有体现：（1）整个四川盆地盛行“厅- 堂”形制，却在西蜀片大量出现大方院形制，方院由四周四组“一明两暗”单元围合，当心间均设堂屋，木穿斗结构，覆小青瓦。这类建筑，即使等级高、规模大者也没有封火山墙等移民带来的建筑的典型特征，分布也集中出现在西蜀片（即蓝勇所述“老四川”地区），可以推断这是老四川土著营建习俗的遗存。（2）因地理原因，成渝小片受到以两湖为主，兼及陕西、江西等其他地域的文化影响较大，建筑上体现为多进多路的“厅- 堂”形制和风格多样的封火山墙。这种“厅- 堂”形制影响遍至全川，在川北蜀道沿线有晋陕风土建筑的特征，例如巽位设置建筑入口和建筑外围砌筑土坯砖厚墙（保温作用）等。（3）客家移民的建筑围合特征明显，有强烈的封闭性和防御性。
结合移民原乡的风土建筑特征，笔者将巴蜀风土宅院建筑分为三大类型：西蜀大院、厅井宅院和客家围屋。
2.1 土著与西蜀大院
西蜀大院广泛分布在西蜀语言片区，集中在雅安、乐山、邛崃、大邑等地。主要特征如下：
（1）以大方院（当地称“院坝”）为核心，有横纵两道轴线，一般纵轴线下端为龙门或门厅，上端为主堂屋，横轴线两厢当心间也为堂屋，其余均为住房。合院四周均有宽阔的檐廊，深2 ～ 3 步架，柱础和挑檐为整座建筑装饰的重点。（2）大院主要建筑为全木穿斗结构，大空间做插梁式结构。（3）暴露的穿斗木构架和夹竹泥墙是建筑立面的主要特征，没有封火山墙。（表1）
表1 土著西蜀大院建筑特征
2.2 两湖移民与厅井宅院
两湖移民遍布全川，大量风土建筑延续了两湖厅井宅院的特征，尤其在与湖北毗邻且直接通过长江联系的川东地区，建筑特征更为接近：
（1）大量使用三花、五花、猫拱背式封火山墙，多位于厅堂两端。（2）平面以天井为基本单元进行横纵向组合拓展，中轴是多进厅堂，两边为居住空间，大型宅院出现多进多路的拓展。有时在天井上增设屋盖，称作抱厅，其原型是鄂地的“天斗”和湘地的“游亭”。（3）建筑结构是木穿斗、抬梁、插梁结构（位于厅堂等当心间）和砖墙承檩结构（位于尽间）的组合。（表2）
表2 两湖移民厅井宅院建筑特征
2.3 客家移民与围屋
客家移民主要通过长江进入川东或经贵州到川南，再在四川盆地内移动。主要聚居地为成都东山地区、沱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川南、川北山区。长江中下游移民因为水路之便，先来占据了地势相对平坦的平原和浅丘，客家移民则定居于丘陵和山区，也有学者认为这和客家人“住山不住坝”的习惯相关。
客家移民带来了客家的建房传统：（1）三种典型的围屋类平面形制在四川盆地内均有出现：由上下堂屋和天井构成硬八间或者简化的假六间（减去下堂下房）；由堂屋和横屋组合构成堂横屋；外围夯土墙和四角碉楼围合中心厅堂和居宅的围屋或小型土楼。（2）建筑有极强的防御性和封闭性，外围墙体封闭，没有封火山墙。（3）结构方式为夯土厚墙承重与木穿斗结构的组合。（表3）
表3 客家移民围屋的建筑特征
这三大宅院类型在巴蜀地区的地域分布与基于方言形成的风土区划有一定的关联，本质上同移民的分布相关：（1）大院形制主要出现在西蜀语言片区，体现了老四川土著建筑原型的发展。（2）厅井宅院在整个巴蜀地区广泛分布，体现出两湖移民在数量和文化上的主导。其典型特征——封火墙的分布自东向西减少，在川东地区非常普遍，五花及三花阶梯式封火山墙形式和湖北地区的一致；而到了川南、川北，封火山墙却并不常见。这也与巴蜀地区各地移民同乡会馆中两湖会馆（两湖移民的同乡会馆）的比例自东向西减少的规律一致。原因也比较明显：川东毗邻两湖且通过长江水道直接相连，成为两湖移民到巴蜀定居的首选地。（3）围屋则主要集中在川南山区，尽管受到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影响，客家建筑特色处于弱势；而川南位于盆南山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客家建筑特色保留更完整。（图2）
图2 三大类型宅院在巴蜀地区的分布
3 基型与衍化
“基型与衍化”的概念援引自阎亚宁为讨论台湾移民社会与建筑互动关系时所
建立的理论模型，探讨某地域建筑文化随移民传播到另一区域，在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发生衍化的现象。两湖和客家移民进入巴蜀地区后，既延续了原有的居住习惯和建造习俗，又为适应巴蜀社会和自然环境而变化，同时各地移民也相互影响，发生了建筑衍化现象。
3.1 西蜀大院的环境文化因应
大院形制由四周四组“一明两暗”房屋围合构成，每边的“一明两暗”单元当心间设堂屋，是主要的仪式空间，两侧耳房则为居住空间。大的方形院坝是核心，由青石或三合土铺成，宽同三开间或五开间的建筑面阔，与建筑地坪有一个台阶的高差，在四角设排水孔。院坝主要用于部分农活和宴席摆桌，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场所。刘致平也在其著作中提到四川的“这种庭院（或天井）在农村里是很重要的工作场所”，是“农作劳动、生产交通、宴会的总枢纽”。
如遇雨天，这些活动则转移到檐下。檐下空间进深大，出挑做法讲究。通过雕饰精美的挑枋、撑弓（斜撑）、坐墩、吊墩的组合形成单挑、双挑甚至三挑的做法，出檐可深达3m，挑枋加工成月梁状。有时当心间堂屋的门扇会往内退2～3个步架，形成“燕窝”或直接设置檐廊，来增大檐下空间。室内通常暴露穿斗木架，装饰少。整组建筑中檐下空间的装饰远丰富于室内空间的装饰，精美的门窗也成为院坝和檐下空间隆重的界面。
院坝和檐下空间的出现与当地湿热多雨的气候息息相关。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年降水量较盆地其他区域更多，雅安更被称为雨城“天漏”，一年下雨天数达280天。因此大院屋顶相连，檐廊灰空间连通整个建筑，成为日常生产生活的场所，当地广泛有着“下雨天不打湿脚”的说法。这种檐廊空间也普遍出现在场镇中，形成廊坊式场镇：临街两侧檐廊形成的灰空间成为集市交易和生活的空间，如广安肖溪镇、犍为罗城镇、涪陵大顺镇等。四川的年日照时数和太阳能总辐射量都是国内最低值，一些传统建筑内部甚至通过亮瓦的方式采光，院坝和檐下空间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巴蜀地区历来有“人大分家，别财异居”的习俗，居住模式多为散居，聚落缺乏便捷易达的公共空间。农作、生产、宴席、祭祀等活动都在各个家庭内部完成，大的院坝是上述活动的重要场所。四川多地还保留了这样的习俗，如果老人在家去世，棺材可以停在堂屋举行仪式；如果在外去世，棺材则不能进入室内而是停在檐下，由此可以看出院坝和檐下空间对于四川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出现院坝后，利用同样的“一明两暗”单元在两边、三边或四边进行“L”型、三合院型以及四合院型的围合，由此形成合院形制。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院形制中的院坝和深远的檐下空间较好地与巴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相适应，使其在风土建筑中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便是建于当代的风土建筑也利用预制板挑出屋檐，形成灰空间并用水泥在屋前铺装院坝。
尽管巴蜀地区很难找到清以前的民居实物，但上述空间原型可以在历史图像中得到验证。从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中描绘的建筑图像得知，汉代巴蜀地区已经流行开敞的合院，百姓在其中进行晒谷等生产活动，在檐下进行休息、饮食、会客等活动。此外，图像中表现出的不设望板的轻薄屋顶、不做举折的直坡屋面和增大出挑的斜向构件等特征也在巴蜀风土建筑中有所体现。（表4）
表4 “一明两暗”、院坝空间、檐下空间的原型及其组合
3.2 两湖厅井宅院在巴蜀地区的衍化
两湖民居受到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的影响，广泛存在着赣语方言区“土库”式天井院落的变体。湖北地区多为“三开间一天井”或“五开间三天井”，有些大型宅院会进行纵向拓展形成多进宅院，或者横向组合形成多路，以祠堂为中心形成聚落。湖南地区则利用巷道串联天井式单元形成大屋形制，以中轴家族礼仪活动的主堂屋为中心，两侧是各房支的仪式空间（横堂屋）及其左右的居住空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天井尺度较小。
巴蜀地区大部分的宅院都采用“厅- 堂”形制。与两湖民居的空间秩序相似，但明显不同的是天井尺度变大，形成院坝。有的地方称院坝为“天井坝”，即使其尺度已远远超过天井尺度。两湖地区宅院的天井较窄，功能更多是调节气候、通风汇水，不作为任何仪式行为的空间，宴会等活动都在厅堂内部举行。但在巴蜀地区，厅堂之间有大尺度的院坝，成为主要的宴会场所。这一点从装饰特征也可以看出，从江西到两湖，建筑内部尤其是厅堂的装饰做得非常丰富，使用很多月梁形穿枋和精美的小木作；而巴蜀地区主要的装饰都集中在院坝的四周，包括檐下、柱础和门窗。这种变化，除了受到巴蜀土著大院形制的影响，也同移民政策相关。“湖广填四川”时，政府以户为单位，按户授田。据《清世宗实录 · 卷六十七》记载：“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这种按户授田的方式，改变了两湖移民原先以家族为单位的聚居模式。再加上两湖移民首先进入的川东地区多为山地地形，耕地分散，更没有大块的平地提供聚居的条件，因此各户在自家耕地就近建房。在散居情况下，家庭内部空间需要承担部分本属于家族祠堂的功能，例如涪陵陈宅、江津王宅、广安段宅等甚至还建有戏楼，因此天井尺度变大，成为每个家庭最重要的生活生产空间，形成院坝。（表5）
表5 巴蜀厅井宅院与两湖厅井宅院平面对比
3.3 客家围屋基型在巴蜀的衍化
盆地内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闽南、粤东、粤北和赣南。这些客家聚居区风土建筑的基本单元是“单门楼”“下山虎”和“二堂屋”，再进行横向和纵向拓展，形成多堂多横的堂横屋；再从堂横屋增加单层或者多层、方形或者圆形的围，形成特殊类型的民居，如围屋、围拢屋、土楼等；是“堂祀与横居”的典型空间原型在建筑规模上由小到大的体现。其特征有三：（1）以祖厅或者堂屋为祭祀空间，以横屋为居住空间；（2）建筑外观呈现封闭性，有很强的防御性，但内部空间开敞；（3）以墙承檩为主要的结构形式，有时也会在中厅明间用木结构。
在巴蜀地区，二堂屋、堂横屋、围屋和土楼的建筑平面都有出现；其结构形式与闽粤赣客家聚居区建筑的结构相似，多为土坯砖墙或者夯土墙承重。不同之处在于引入了院坝和碉楼：（1）巴蜀地区家族聚居的大规模防御建筑很少，大多为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型民居，如硬八间、堂横屋和小规模的土楼、围屋。与两湖移民一样受到移民政策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模式导致住宅小型化，从而使天井功能复合、尺度变大，形成院坝。（2）客家建筑都有很强的防御性，移民而来的客家人，无法采用家族聚居、防御的方式，纷纷在小型化住宅中增设碉楼。这些碉楼民居集中分布在川南山区如宜宾、泸州、江津、涪陵等客家聚居地。在发展中，甚至突破住屋和碉楼的组合，直接扩大碉楼规模，使其从单纯的防御性建筑变为兼具起居生活的设防民居。（表6）尽管生土建筑并不适应巴蜀湿润多雨的气候，但巴蜀地区客家移民的建筑体现出了一种反气候的恒常性。
表6 巴蜀围屋与闽粤赣客家围屋平面对比图
无论是两湖移民还是客家移民的建筑，其平面形制与原乡建筑有清晰的继承关系，体现了人们居住习惯和建屋传统的延续性。移民到巴蜀地区之后，所建建筑为适应新环境发生衍化，尤其是天井尺度扩大形成院坝，既有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巴蜀土著影响下适应当地散居模式的一种改变。
各地移民也相互影响。客家民居修建碉楼增加防御性的做法也影响了巴蜀土著居民和两湖移民的建筑，他们也会在合院周围增设碉楼，例如泸县屈宅、涪陵陈宅、宜宾黄宅、江津陈宅等。而江津的客家民居会龙庄、龙塘庄园、枣子坪庄园在庭院设置抱厅作为主要会客空间，则是受到两湖移民建筑的影响。
4 一个案例的微观视角
移民视角下的民居研究，需要剖析案例相关家族的移民历程，对比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异同，才能厘清移民过程对营造活动的影响。下文聚焦重庆江津陈宅，基于田野调查、访谈和民间文献，梳理陈氏家族自湘中到川渝的移民历程，通过与原乡湘中地区风土建筑的对比，分析湘中大屋在巴蜀地区的衍化方式。
4.1 陈氏迁川历程与陈宅的修建
陈宅（当地人称作石龙门庄园）位于重庆市江津塘河镇，尽管部分建筑倒塌、被改建加建， 但基本格局尚存。陈氏后人——年近九旬的陈洪佑老人仍居住在这座宅院的柴房，通过他的口述，笔者获取了大量关于家族背景、建筑形式和使用方式等方面的信息。
陈氏族谱在文革期间被毁， 笔者多次采访陈洪佑老人，有较为详细的访谈记录。同时与川地其他陈氏后人对照，结合地方志、墓碑等信息梳理出陈氏迁川和陈宅的修建过程。康熙四十二年（1703），陈氏“国”字辈率后人由湖南省邵阳县西路永丰一都迁往四川内江，经历“国—正—维”三辈。至迟在雍正四年（1726）迁至重庆江津，“守—遵—先—衍”四辈均在塘河大房子生活。嘉庆年间，陈先华（？－1824）在康家湾购买宅基地修建了陈宅给其幼子陈衍凤居住。咸丰年间，陈衍凤独子陈宝善靠经销食盐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对陈宅进行扩建甚至重建，其子陈胤观、陈胤声分居南北两院。民国时期，陈宝善之孙陈克定、陈克尹为陈宅修建了围墙、碉楼等防御建筑，同时在南侧修建了楠苑及小姐楼。（图3）
图3 陈氏谱系与重要事迹
4.2 作为一种厅井宅院的陈宅
陈宅是典型的厅井式宅院，整座建筑坐西朝东，北面西面背靠山体，向东面开敞。进入一道朝门之后，由二道朝门门厅、下厅、正厅、上厅和堂屋以及中间的四个天井构成，天井尺度较小，进深较浅。南北两路不完全对称，适应地形做出了调整。北面有过厅、四面厅、大厨房、书房和北厢房五组天井式合院；南面有四方厅、小厨房、南厢房三组天井式合院，再往南有楠苑和小姐楼。建筑外围有两圈围墙，背后设碉楼，围墙之间有马房、碾房和柴房。（图4）
图4 陈宅平面构成图
天井是组织陈宅的基本单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位于东西向主轴线上的覆顶天井，用以连接前后厅堂；第二类是南北厢房、四方厅、四面厅中的小天井，用来组织每个“四水归池”单元。（图5）在主轴线上，陈宅前后厅之间的天井并非做成完整的一个，而是被一分为二，形成左右两个小天井，例如堂屋和上厅之间以“桥”相连，“桥”与两侧天井地坪高差达半米；正厅和上厅、下厅的基础是连续的（有宽30cm 的排水沟为20世纪80年代所挖），将天井一分为二；下厅和门厅之间的天井虽已被加建物覆盖，仍能识别左右两个天井是分开的。同时，正厅当心间前后檐柱上均有卯口，四个卯口并非贯通而是向天井一侧开口。同样的卯口也出现在堂屋前檐柱，上厅前后檐柱和下厅前后檐柱上，这些卯口位于同一高度（表7）。陈洪佑老人在访谈中也提供了线索：整个石龙门庄园有9条平行的屋脊，因为5排房子之间有4个过廊，过廊就是两个房子的交界……两排房子之间有过担，屋面有角沟，水排到两边天井……底下一根过担，3根立柱栽到过担上……正屋高，过廊矮点，慢慢抹下来。经综合分析，尝试将中轴厅堂之间的过廊——覆顶的天井空间进行复原：屋顶形式是悬山顶，结构方式是前后檐柱之间的过担（过梁）上立3 根短柱加上穿板形成一榀榀屋架支撑屋面，屋脊高度是前后厅屋脊高度的过渡；屋面高于前后厅屋面，利用过沟排水。（图6）
图5 陈宅天井类型
表7 陈宅厅堂之间的天井与檐柱
图6 陈宅抱厅（过廊）复原图
以小天井为核心的“四水归池”单元也较有特色。南厢房围合的天井南房为一层敞厅，其余三面建筑两层高，北侧是绣楼；北厢房虽毁，但通过分析遗存基础可知与南厢房大体一致，北房为敞厅。四面厅与四方厅形制相同，四面厅北房和四方厅南房的当心间都为厅，抬梁式结构，有精致的雕花驼墩、隔扇门，且面向天井有斜撑或鹤颈轩。这四组小天井都通过设置敞厅体现了南北向的空间轴线，与整座建筑的东西向主轴线垂直。（表8）
表8 陈宅四面厅、四方厅复原图
4.3 抱厅和游亭：连续的厅堂仪式空间
上文对陈宅的过廊空间进行了复原。作为一个典型的覆顶天井空间，过廊在巴蜀地区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名字，称作抱厅。抱厅屋檐高出四周屋面，可遮雨并侧向采光通风，将天井转化为户外活动的厅堂。陈宅所在的江津地区很多大型院落都以抱厅为宅院的核心（表9）。抱厅位于天井，结构相对独立。现存宅院中，抱厅多已被拆毁，木料另作他用。结合现状和对居民的访谈，抱厅空间的特征比较明晰：位于中轴线的厅堂之间，基础与前后厅堂连接；左右为小天井，天井中有花盆或鱼缸景观；从现存柱础来看，结构是由四角的柱子支承；抱厅主要用于接待客人，装饰也比较华丽，在靠近天井侧有格扇花窗、雕花构件和美人靠等装饰。根据《重庆建筑志》收录的20世纪江津会龙庄的测绘图可知拆除前的抱厅采用悬山屋顶形式，与堂屋屋面垂直、空间连通（图7）。
表9 重庆江津宅院中抱厅空间示意
图7 重庆江津会龙庄剖面图
无独有偶，类似空间在湘中地区也广泛出现，称作游亭（有的地方也称过亭），是连接前后厅堂的覆顶天井空间，两侧与耳房、厢房围合形成小天井。屋顶一般为悬山顶，也有在左右加披檐或做歇山顶，屋脊与前后厅堂屋脊平行或垂直；结构形式与厅堂一致，用穿斗或抬梁，将厅堂檐柱升高或通过檐柱间的插梁支撑上部荷载。游亭有良好的采光、通风和遮雨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左右都是天井的敞厅。
抱厅作为一种特殊的天井空间，更重要的作用是连接前后厅堂形成一个连续整体的仪式空间。通过抱厅连接，陈宅的厅堂空间连贯成整体，在主轴上以上厅为界，后部为私密的堂屋，前部为公共的厅屋，门厅、下厅和正厅连贯，上厅有隔扇分隔。从功能上看，堂屋主要供奉祖宗神位，正厅用作设置宴席，上厅用于红白喜事。湘中大屋的厅堂也是连续的纵向序列，所有厅屋通过游亭连接成完整空间并与堂屋分隔。有时门厅作为入口空间，与主要厅屋分开，但厅屋部分仍然连续。（表10）
表10 陈宅抱厅（过廊）与湘中大屋游亭对比
游亭与抱厅在位置、功能、结构、形式和仪式上都表现出一致性，关联到陈氏迁自于湖南邵阳的移民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形制是通过移民从两湖地区传播到巴蜀地区。在巴蜀某些地区，因为天井尺度扩大成庭院，抱厅尺度随之扩大，大到足以满足日常会客需求成为主要的厅屋，与堂屋连接形成仪式空间，例如上文提到的江津龙塘庄园、月亮坝庄园和枣子坪庄园都以抱厅为中心。这种空间还出现在一些公共建筑和来自其他地方移民的建筑中。例如，重庆湖广会馆齐安公所的抱厅位于正殿（即民居中的堂屋，在会馆中被称作正殿）和过厅之间的天井；客家移民在四川宜宾修建的龙氏庄园，也用抱厅来连接前后两进厅房，抬梁结构，卷棚式屋顶，左右也为小天井。类似形制在长江及支流沿岸的场镇（如巫山、酉阳、黔江、綦江、合江等地）也广泛出现。
4.4 陈宅与湘中大屋的比较
抱厅（过廊）和游亭空间，可作为移民文化影响巴蜀地区风土建筑的有力证据。但移民并非将原乡建筑形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巴蜀地区。一方面要适应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移民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陈宅和湘中大屋的建筑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体现了移民影响下宅形的“变”与“不变”。
在平面组织上，两种形制都通过抱厅连接厅、堂形成连续的中轴仪式空间。有趣的是在访谈中，老人也称“正厅”为“田坝”。使我们不禁猜想正厅以前是否曾是一个院坝空间？如果这样，陈宅的平面似乎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延续原乡湘中地区的厅井形制，以多进的厅堂空间为主要的仪式空间；移民到巴蜀地区后，从聚居转变为散居的居住方式，陈家向土著学习，将上下厅之间的天井尺度扩大，形成院坝（即“田坝”）以满足家庭的生活宴会之用；但因为江津多雨的气候，陈家又采取了原乡利用游亭连接厅堂空间的做法，将院坝空间用屋顶覆盖，可看作一个大的“抱厅”。后因作为主要的宴会空间被称作正厅，并将厅堂之间的天井用过廊局部覆盖，连接厅堂形成整体的中轴仪式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厅不设门窗、过廊没有将檐柱升高而用过担承重，就显得合乎情理了。
此外，陈宅南北厢房、四方厅、四面厅的小天井单元通过设置敞厅体现南北向的空间轴线，与东西向主轴线空间序列相互垂直。这种垂直的轴线关系也是湘中大屋重要的平面组织逻辑：主要纵向轴线形成主堂屋，作为家族礼仪活动的场所；与之垂直的横轴线形成横堂屋，作为各个房支礼仪活动的场所。湘中地区采用家族聚居方式，一旦有了新的房支，则又垂直纵向主轴线以横堂屋为中心修建一组新的院落，这是一种生长性的聚落结构。尽管陈宅的居住和建设规模远不如湘中大屋那么庞大，但是通过对各组小天井院落敞厅（相当于横堂屋）的设置，体现了主轴堂屋与次轴横堂屋相互垂直的布局方式，这与客家民居中各路并列平行纵向轴线的平面布局方式是不同的。（表11）
表11 陈宅与湘中大屋平面对比
陈宅与湘中大屋在结构和匠作技艺等方面也存在差异：（1）不同于湘中大屋正立面的三段式构图，陈宅外围多使用夯土墙，外立面体现了强烈的封闭性和防御性，这与客家建筑的影响不无关系。（2）陈宅封火山墙更多受到长江下游地区做法的影响，没有湘中大屋封火山墙典型的起翘做法，一眠一斗丁字交错的砌筑方式也与湘中大屋普遍采用的无斗顺眠丁字交错砌筑方式不同，而封火山墙面挑出外廊的做法，则是受到西南少数民族审美的影响。（3）陈宅内部多使用夹竹泥墙，这在湘中大屋中并不常见，是适应巴蜀湿热气候的一种做法。（4）建筑结构方面，陈宅的正厅、上厅、四面厅和四方厅都使用了抬梁式结构，驼峰叠梁承檩，这更多是受到北方地区（由蜀道直接连接的关中地区）建筑结构的影响；而湘中大屋的厅房多用插梁式结构，短柱承檩落在插梁上，是南方建筑的典型做法。（5）在构造上，陈宅的檐口多使用斜撑来增加出檐深度，也是整座建筑装饰的重点；湘中大屋则没有斜撑的做法，出檐深度也相对较小。（表12）
表12 陈宅、湘中大屋及巴蜀地区宅院匠作技艺对比
总体来看，陈宅延续了湘中地区堂屋-横堂屋相互垂直的平面布局和抱厅连接厅堂形成连续仪式空间的做法，这种延续性体现了屋主延续原乡居住习俗的意志。结构方式及工艺做法更多由工匠决定。建造陈宅的工匠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各种丰富的做法可以看到不同地区方式的影子，反映出各地移民对巴蜀风土建筑的综合影响。
5 结语
风土建筑谱系实际是遗产语境下对风土建筑的一种分类理论，借用方言区划的实质是关注方言背后的民系和匠系。造成巴蜀地区风土建筑多样的重要原因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因此对巴蜀风土建筑谱系的研究首先就是厘清民系构成，继而研究主要的建筑基型及其在巴蜀地区的衍化。
笔者从移民视角出发，结合文化地理学者的研究和大量田野调研，将巴蜀风土宅院分为与人口主要构成（土著居民、两湖和客家移民）相对应的三大类型——西蜀大院、厅井宅院和围屋。
西蜀大院的院坝和檐下空间是土著居民的空间原型，和巴蜀的地理气候与生活习惯有密切因应关系，同时也对各地移民建筑基型在巴蜀的衍化产生影响。继而以江津陈宅这一清中叶湘中移民在四川修建的宅院为例，分析其中体现的湘中厅井宅院（大屋）在巴蜀地区的衍化方式。
本研究是巴蜀风土建筑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还有待对移民分布、移民路线等方面的关联信息做进一步探索，这既是对风土建筑的研究，也是从建筑文化的角度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史的研究。
四川省住建厅、重庆市住建委和川渝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为调查工作提供支持，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肖建先生提供了陈宅测绘底图，陈洪佑老人提供宝贵的口述资料，特此一并致谢！(END)
本文完整阅读见《建筑遗产》2022年第1期（总第25期），微信版略去文中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江攀. 湖广基型 巴蜀衍化——移民视角下巴蜀风土宅院类型与特征[J].建筑遗产,2022(01):13-29.
作者简介：
江攀，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米兰20133）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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